不死鳥潮商的資本密碼

　　胡春暉 每經記者 朱宗文發自廣州、深圳

　　2012年4月20日，歷時5年、民意洶涌的溫商吳英非法集資案路轉峰回，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準吳英死刑，發回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重審。

　　就在吳英案發回重審前23天，國務院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

　　如今，“溫州金改”正如火如荼。

　　長期研究潮商資本的學者張更義卻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在溫州設點金融改革，在我看來，完全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吃。”

　　據新華社5月13日報道，溫州當地監管部門抽樣調查顯示，當前溫州民間借貸規模比去年8月份縮水30%左右，其中個人借給個人及個人借給企業的融資規模縮水均在50%以上。

　　不僅如此，溫州民間借貸風波產生了大量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去年8月份以來，溫州市法院共受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22000余件，平均每天有近100余起民間借貸糾紛產生；案件總標的額高達210億余元，平均每天有近1億元的糾紛產生。

　　然而，與溫商同樣有著“東方猶太人”之稱、有著相近商業布局的潮商卻“濤聲依舊”，立于商海五百年不敗，近幾年更是在悄然搭建一個龐大的金融帝國，玩得風生水起。

　　羅馬詩人奧維德曾這樣描述不死鳥：“大部分生物都是由其他生物衍生而來的，只有一種例外，它們可以再生，被稱為不死鳥。”

　　與各領風騷百十年的其他商幫相比，潮商恰似商海中的“不死鳥”。

　　他們基因何在？內在氣質是什么？傳承著怎樣的商業文化？《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試圖解開潮商不敗的資本密碼。

　　政商地震后的分野

　　就在上個月，潮商朱孟依掌控的合生創展公布2011年合約銷售額僅為99.4億元，同比2010年下降近10%。這已是合生創展連續8年銷售額徘徊在百億元左右，而8年前曾落后于它的萬科，銷售業績已連續兩年突破千億。合生創展被地產界解讀為不思進取、裹足不前。

　　失之桑榆，收之東隅。

　　同樣是在4月，由朱孟依三兄弟的珠江系控股并籌辦的珠江人壽向保監會遞交了開業申請。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獲悉，珠江人壽是2011年4月21日獲得籌建批復的廣東首家地方壽險公司，將于今年8月前開業。

　　這是合生珠江系近兩年來最為“張揚”的一個動作，也被外界視作一個信號——因涉黃光裕案傳聞困擾幾年的朱孟依已逐漸走出陰影。

　　在潮商中間，朱孟依素以德高望重著稱，被視為精神領袖之一，因此，珠江人壽的成功籌建無疑也是潮商在前兩年那場“政商大地震”失落后重新活躍的一個信號。

　　2008年，如日中天的新派潮商、國美電器(微博)前主席黃光裕突然“翻船”，由此牽扯出此前潮商中鮮見的“官商勾結”的深層次鏈條，潮商一夜之間被貼上了“官商勾結”的標簽。

　　這個曾三次登上胡潤內地富豪榜榜首的潮商年輕氣盛，狂放不羈，一度被寄希望為引領本土潮商再度勃興的“頭馬”。其跑馬圈地開辦國美直營店，成為中國最大家電零售連鎖企業的故事，為外界津津樂道；其白手起家、強勢擴張的發家史在桑梓也家喻戶曉。

　　然而，2008年11月10日，黃光裕在大批保鏢的簇擁下回到其出生地汕頭市潮陽縣，僅7天后，便傳來“黃光裕被調查”的消息，之后他以“非法經營”、“內幕交易”、“單位行賄”三罪入獄14年。

　　黃光裕在北京身陷囹圄被看作是潮商的“滑鐵盧”，而彼時的南方深圳，潮商同樣風聲鶴唳。

　　黃光裕好似推倒了一副多米諾骨牌。

　　案發前后，另一位潮商深圳金光華集團公司董事長李亞鶴 (生于汕頭市潮南區)也因“涉嫌行賄”被撤銷省政協委員資格；京文唱片董事長許鐘民、朱孟依、深圳茂業集團董事局主席黃茂如、香港賭業巨頭連超等潮汕籍商界大佬相繼被卷入丑聞與非議。

　　與此同時，眾多潮籍高級別官員也牽扯其中相繼“落馬”，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公安部部長助理、經濟犯罪偵查局局長鄭少東等。而原深圳市市長許宗衡的落馬更像“拔起蘿卜帶出泥”，讓李亞鶴等潮商卷入其中。

　　多位長期接觸潮商的人士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黃光裕案件雖為個案，但其時的潮商，受累于斯，在心理層面受到重創。

　　“黃光裕太冒險、太霸道了。平時潮商都不太喜歡出席活動和場合，在商界就應該低調，這是潮商的一貫作風。”深圳潮汕文化研究會秘書長楊經緯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

　　廣東南粵銀行黨群文化部資深研究員、長期研究潮商的獨立學者張更義出版過兩本潮商專著，他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時，將黃光裕出事的大部分原因歸結于地域，“汕頭當地有個說法，如果黃光裕在其他地方，就不會出事，在北京才會出事。潮商那么低調，他絕對是個例外。他忘了根，把原有的文化丟了，一定要去爭所謂的第一。你看馬化騰多么低調，黃光裕就是被外界環境所影響。”

　　黃光裕案對潮商的心理影響猶如臺風過境，留下一片狼藉。

　　“此事過后，潮商與政府打交道更加謹慎。潮汕本土有些中小企業就因為跟政府的關系沒搞好，出了問題承受不了。”張更義說。

　　黃光裕能否真正代表潮商，這個問題素來頗多爭議。阿里巴巴(微博)旗下深圳一達通企業服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肖鋒曾見過一次黃光裕，“他不太像潮汕人，很多潮汕人說他不夠意思，跟老鄉也不講情義，不怎么和潮汕人玩。”

　　“黃光裕不能代表整個潮商，他更多是給潮商一種借鑒，就是商人要遵循市場規則來辦事。”香港貿易促進會廣州辦事處主任唐舸與肖鋒持同樣觀點。

　　但該案的震懾作用顯而易見。“近兩年潮商在深圳比以前要規范很多了，以前在深圳40%的房地產開發都是潮商在做，這與許宗衡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現在他們對待房地產業務普遍比較慎重，開始向金融等領域轉型。另外，地下錢莊也比以前規范了。現在看來，不管是黃光裕案，還是許宗衡案，或者吳英案，對潮商心理層面的影響比較明顯。”與潮商打過交道的深圳某企業財務總監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

　　在這場政商地震后，潮商與政府打交道開始變得更加謹慎，同時對法律制度也更加重視。他們正用自己的行動悄然抹去這個標簽。

　　黃光裕之后的國美給外界最大的變化就是重塑了潮商的低調穩健風格。

　　2007年末，國美更換了使用21年的紅藍相間的標志。經歷幾年的內部權力爭斗后，黃妻杜鵑現執掌國美，她給國美帶來最大的變化就是重啟擴張戰略。2010年，國美宣布“2010年國美電器上市和非上市部分將至少新開480家門店”，這一年的開店規模是國美電器發展史上年度開店數量最多的一次。

　　雖然在開店上，國美重新啟動了擴張戰略，但在發展上，國美開始保守前進。

　　一位家電業內人士這樣對記者描述如今的國美：“保守前進是指集團層面，針對新產業業務進行壓縮，穩進投資而不激進，在電器業務板塊由大進攻轉為局部進攻。”

　　而在潮商的大本營珠三角，風向也在悄然改變。

　　近年來，在政策和市場的雙重擠壓下，盤踞深圳的潮商資本正有序地從房地產市場退去，轉向以保險業為主的金融領域。目前至少有生命人壽、陽光保險、前海人壽、珠江人壽四家保險公司的大股東均為潮商。不僅如此，在基金、銀行等領域，潮商資本也正在加速匯集。

　　五百年“潮”起“潮”落

　　黃光裕案引爆的連鎖案，無異于一陣亂棒，打得正處于上升期的本土潮商頓時手足無措。

　　但歷史上曾經歷過更大風浪的潮商并沒有就此被擊垮。

　　“五百年歷史的潮商曾經歷過比黃光裕系列案更大的風浪。”楊經緯說。作為中國商海中的一支古老戰艦，潮商淵源可追溯至明代。他們以紅頭船為標志，被世人稱為潮商。據《周府》記載：“潮民力稼穡，收果木，蔗糖及魚鹽之利，經商不出布帛，米粟之門。”寥寥數語，盡顯昔時潮汕商業之繁華。

　　明、清三大商幫中，晉商、徽商相繼隕落，唯潮商碩果僅存。

　　盡管與晉商、徽商的發跡歷程相似，潮商也曾靠長途販運起家，但其海販的特征也使其在商業人格上與前兩者截然不同，演繹的商業宗教也與內陸商幫大相徑庭。

　　更奪人耳目的是，在300多年的海上生涯中，潮商走完“亦盜亦商”路數之后，用200多年創造了巨大的財富，歷史上實現兩次勃興。

　　“潮商為什么能持續發展，這與歷史原因、個人經歷非常相關。”楊經緯說，這些潮商在年輕時經歷過水災和其他自然災害，有過出海打魚的生活經歷，因此有拼搏吃苦的精神。此外，“他們時常處于緊張狀態，非常有危機感，因此潮商對風險的控制都比較謹慎。”

　　據悉，1995年香港版“500強”世界海外華人富豪榜中，潮商就達60人之多，雖數量上少于66人的閩南商人，但是這60位潮商擁有820億美元，遠遠多于閩南商人的財富量，整個潮商加上閩商的財富，幾乎占世界華人財富半壁江山。

　　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理亊長李衍平對潮商的兩次勃興進行了歸納，“潮汕開埠直至上世紀30年代，那時是潮汕商人大發展時期，并于上世紀30年代達到高峰，那時，汕頭港貨物交易居全國第三，僅次于上海、天津。當時擁有國內并不多的電話和自來水廠，抗日戰爭爆發后，海外與國內的商業脈絡中斷，第一次高潮結束；改革開放后，第二次高潮如期而至，海外以李嘉誠為標志，內地以黃光裕為代表，同時，經營方式開始從家族式企業突圍，變成股份制。”

　　“潮商的兩次高潮有著各自的歷史背景，第一次高潮是被刺激起來的，被西方列強堅船利炮轟開的；而第二次高潮是改革開放孕育出來的，是市場積累的必然。”潮汕歷史文化研究傳播基金會會長、原汕頭市委宣傳部部長吳勤生曾表示。

　　潮商第一次勃興期間，潮汕商界內部甚至出現了獨立的金融信用體系“七兌票制度”，即在潮商內部中通行潮商銀莊發行的一種兌票，每票可兌七錢銀，以此票為中心，在潮商中凝結為強大的信用力量；第二次勃興期間，潮商們開始在工業化道路上艱難起步，并很快在塑膠、制衣、鐘表眼鏡等行業后來居上，重新從上海商人手中奪回了主導權，潮商代表李嘉誠更是在此間成就了華人創業的不朽神話。

　　“從國內來說，本土潮商確實有著兩次高潮。潮商對于商業的執著，對于機會的把握，是其他商幫比不上的。潮商是機會主義大師。”張更義說。

　　張更義認為，潮商是非常復雜的，很難在性格、行業等方面簡單下定義，但他們是最純粹的商人。他們能夠抓住經商的任何一個機會，并且比別人走得更快。不能說他們不和官場打交道，他們把官場當商場做。有政策機會，他們會抓住發展。有發財機會，他們可能會藐視法律，不擇手段。

　　張更義所說的 “不擇手段”，在潮商的黑色低潮期，體現得淋漓盡致。

　　海販起家的歷史總讓潮商骨子里的不安分基因時不時冒起。

　　連創兩次高潮之后，本土潮商并沒有韜光養晦，反而劍走偏鋒，很快迎來了黑色低潮。從民眾參與度達百分之百的六合彩賭博，到共和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系列騙稅案”，均由他們所為。真正徹底毀壞潮汕地區聲譽的，是“系列騙稅案”。

　　據當時的媒體報道，2000年8月7日，國務院打擊騙取出口退稅工作組“807工作組”進駐汕頭，調查發現，僅潮陽、普寧1000多戶出口企業，98%以上都存在違法犯罪。后工作組認定，汕頭、普寧兩地犯罪分子偽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7.2萬份，虛開金額共約323億元，號稱“共和國第一稅案”。

　　“他們一向感覺自己不在法律的控制范圍之內，自我放縱非常厲害，藐視法律。他們自以為很聰明，有一種游走于法律之外的快感。”張更義說，商業氣息過于濃重，導致他們忽視了法制和市場秩序。

　　不過，張更義也認為，除了道德倫理外，潮汕地處省尾國腳也讓他們膽大妄為。

　　更為嚴重的是，曾經作為金字招牌的“潮商”兩字，由于這場誠信危機而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塵，全國有18個省不與潮汕人做生意，一些地方更打出招牌“此地無潮貨”。

　　本土潮商因兩遭重創而危機四伏。

　　但很快，潮商“不死鳥”的內在氣質再度拯救了他們。

　　上世紀80年代初，黃光裕從汕頭市鳳壺村北上，遠走他鄉，并于1987年4月在北京成立國美電器；10年后，馬化騰選擇在南方深圳創辦小企鵝騰訊。同時，大批潮商出走潮汕本地，前往彼時正建設得熱火朝天的特區深圳。

　　據了解，現時的深圳擁有近200萬潮汕人，其中近百萬是潮商。有人認為這個數字還過于保守。“潮人在深圳的資金市場超過1800億元，占深圳的固定資產四成以上。”深圳潮汕商會會長吳開松曾在公開場合說。

　　案發前，黃光裕曾接受媒體采訪說，“潮商對商業有種執著的沉醉，應該說每個商業都有時代周期，潮商走了一段彎路，但是失敗也提煉了新潮商的內涵，成敗之間，潮商的根基文化更加雄厚。這幾年，潮商已經完成低潮之中的調整，在全世界，潮商的更好未來已經開始落筆。”

　　成敗之間，皆因蕭何。本土潮商再度勃興的落筆始于黃光裕，卻又失落于黃光裕。

　　還好，黃光裕所牽出的“政商勾結”只是一個插曲，此時的潮商資本已積累多年并已完成了布局，深厚的積淀讓他們并沒有遭遇傾巢之覆。

　　潮商之資本密碼

　　“潮商是綠燈亮了正常走，黃燈亮了快點走，紅燈亮了繞著走。”唐舸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潮商天生就有把握機會的能力，鼻子能嗅到有錢的地方。

　　在張更義眼里，潮商較多從事珠寶行業、民間借貸，甚至一些成本不可測、賣價不可測的行業。比如潮汕本土的亞洲玉都和深圳的珠寶產業，此類產品價格不透明，由賣家定價。

　　“他們擅長利用信息不對稱來賺錢。”張更義說。

　　張更義對潮商文化的深厚積淀深表認同，并認為這是潮商傳承五百年不敗的密碼。

　　“和潮汕人打交道你占不了便宜，他永遠不拿最后一張牌，還不讓別人知道他的底牌。潮汕地區的祖先很多都是因為朝官被貶南遷，所以他們做事特別謹慎，永遠不會把自己逼到無路可走。這就是他們與溫州商人的最大區別。”

　　張更義還說，溫商的賭性太強了。“他們明明知道玩不下去，會出事，還是要玩。溫州金融試點改革，在我看來，完全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吃。”

　　溫商與潮商齊名，有“東方的猶太人”之稱。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溫州艱苦創業的精神讓人記憶猶新。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里，溫州市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以15%~20%的速度遞增，“溫州速度”成為專有名詞。

　　“冒險半生為萬貫”的觀念使溫州人“敢為天下先”，敢于第一個吃螃蟹。但近幾年來溫商投機逐取暴利使得他們偏離了發家時的實體經濟，一些老板迷戀虛擬資本游戲，倚重高息的民間借貸，押寶房地產。

　　“潮商是比較純粹的商人，他們也有大量的民間借貸，但都流向實業或者熟悉的行業，而溫商的特質不同，存在集體跟風炒作。”楊經緯說，潮商做事謹慎，如果某一貸款的回報率太高，他們會懷疑這究竟是什么行業，是不是虛假或者炒作。

　　肖鋒也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透露，潮商對企業的考核比較嚴格，只借給熟悉的人、熟悉的領域。利潤太高他們是不相信的。

　　“而溫州人的僥幸心理太重了，他們超越了底線，把資本都流向了虛擬市場。”肖鋒說。

　　前述某企業財務總監印象最深的就是潮商的資金拆借術，“潮商資本在深圳放高利貸的回報一年是20%以上，雖買的是信托產品，但信托公司只是一個殼，這些錢借給開發商，比如開發商要5億元，在潮商中湊10個人買了，開發商告訴這些借貸人要建多少套房子，但潮商怕不保險，會向開發商提前約定要多少套房子，以內部價先拿過來。”

　　“這些借錢的都是潮商，相當于打六折購房，基本上沒有風險，深圳很多潮商都是這樣搞的。”這位財務總監說。

　　“溫州金改讓錢的來路陽光化，但去路呢？沒控制好還是會出問題的。”肖鋒對溫商還是有些隱憂，“要是把出事后就靠政府和政策幫助當成習慣，錢還是可能會流向資本領域的。”

　　30多年的改革開放歷史中，溫商以草根崛起的財富故事成就了“溫州模式”。

　　但溫州故事的另一個主角——民間資本一切活動圍繞著“炒”字開展，資金鏈斷裂后引發 “老板跑路潮”，讓這個年輕的商幫在公眾眼中更加聲名狼藉。

　　張更義說，潮商從來不把困難當作困難，像溫商經營不好有跑路自殺的，但是潮商很少。他們把失敗看得很平常。潮商低頭做事，抬頭看路。

　　此外，潮商資本的內部拆借還與他們的抱團精神一脈相承。

　　潮汕人的團結有目共睹。早些年，一個村有一個人做某件事賺錢了，接著他會帶動整個村的人發達。

　　“潮汕人最重視的兩個節日就是春節和清明節，他們對于祖先。對于血緣關系非常重視。”唐舸說。

　　潮汕話成為了維系這一凝聚力的重要中介。

　　“他們在一起就說潮汕話，外地人很難融入。”深圳潮汕商會品牌推廣部副主任陳英說，“但是他們圈子內部的溝通非常暢通，彼此非常了解。”潮商這種家鄉人的特質被稱為“佳寧娜”情結。

　　“銅錢出苦坑”，潮汕人為了賺錢，非常吃苦耐勞。即便有錢了，很多潮商還是保持樸素的風格，做事低調。這種方式對于從無到有的積累財富來說非常重要。

　　潮汕人延續數百年不敗的經商史，無疑是中國商幫史的奇跡。

　　潮商骨子里的種種特質，在世人眼中，歷500余年不敗之因由，皆起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