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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民
近二十年多年來，博弈論在經濟學中大行其道。對這一問題作出貢獻的納什等三位經濟學家還在199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博弈論作為一種思維方法，為分析各種經濟問題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和新工具，有助于我們深化對世界的認識。博弈論可以廣泛運用于政治、軍事、商業、日常生活中。因此也成為企業家制定競爭戰略的工具。作為一個現代企業家，
應該了解博弈論及其運用。
什么是博弈論呢？我們用一個故事來說明。在前蘇聯斯大林專制獨裁時期，一位去外地演出的樂隊指揮正在火車上看五線譜。兩位克格勃軍官以為他是在看密碼，就把他逮捕了。樂隊指揮說他不是特務，他看的樂譜是柴可夫斯基寫的。克格勃通過調查，又抓了一個叫柴可夫斯基的人。克格勃告訴樂隊指揮，你的同伙柴可夫斯基也抓到了，現在怎么判刑就在你們兩個如何交代了。克格勃分別告訴這兩個人，如果一方交代而另一方不交代，根據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交代者只判一年，不交代者判25年。如果雙方都交代，則各以間諜罪判10年。如果雙方都不交代，按當時蘇聯的規矩，即使無法定罪，只要抓起來就要判3年。
在這種專制之下，老百姓與克格勃是無理可講的。每個人都在考慮交代還是不交代。他們連對方都不認識，更沒法知道對方交代還是不交代。但每個人交代還是不交代會有什么結果，還取決于對方的態度。雙方各自決定自己交代還是不交代，他們的決策就是一種博弈。各方都要分析在對方交代或不交代的情況下，自己如何做才最有利。
樂隊指揮考慮，對方如果交代，我有兩種選擇。如果我不交代，就被判25年，如果我也交代，判10年，兩者相比，如果對方交代了，我的最好選擇是交代。如果對方不交代，我也有兩種選擇。如果我也不交代，判3年，但如果我交代了，我只判一年。兩者相比，如果對方不交代，我的最好選擇也是交代。那名不幸叫柴可夫斯基的人與這位樂隊指揮的思維過程完全相同，結果兩個人都選擇了交代，各被判10年。克格勃軍官又成功了。
這就是博弈論中著名的“囚徒兩難處境”。通過這個故事，我們可以了解什么是博弈論。
當雙方的決策緊密相關，一方的決策會有什么結果，不僅取決于自己的決策，而且還取決于對方的決策時，就會有博弈發生。博弈論要解決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各方會如何決策。
進行博弈的前提是雙方信息的不對稱性，即雙方只知道對方有幾種決策的選擇，而不知道會是哪一種。
雙方作出決策的原則都是選擇優勢策略，即在對方作出每一種可能決策的情況下，對自己最有利的決策。這就是說，作出決策的原則是在各種可能的情況下，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或者損失最小化)。不會考慮對方是什么結果。
本來如果雙方合作，對雙方都最有利，但博弈的結果卻是對各方都不利。這種博弈的結果稱為“納什均衡”(由納什最早提出而命名)。
那么，有沒有可能得出得出對雙方都有利的結果呢？要得出這種結果，必須有一個限制條件，那就是交代者會受到有效的懲罰。比如，如果樂隊指揮和叫柴可夫斯基的人都有一批“鐵哥兒”，他們每個人都知道，誰如果承認了，一年就出獄，會被對方的“鐵哥兒”打個半死，那就誰也不敢承認是間諜了。或者如果整個社會都極其同情受迫害者，歧視出賣良知者，誰承認了無中生有的罪行，出來受社會歧視，無法生存。這樣的有效懲罰使他們雙方都不敢為了自己早出去而承認間諜罪，這時雙方都不承認，克格勃無法定罪，只好關三年釋放。這時就實現了合作，得到了對雙方都算是最好的結果。(在當時的蘇聯，只要被克格勃抓起來，無論有罪與否，至少都要關三年，以證明克格勃正確。這是當時的現實，不是故事。)
像這樣的囚犯兩難處境在現實中同樣存在。例如，萬寶路和駱駝(兩家煙草企業)不作廣告前瓜分市場。作不作廣告呢？各自都在想，如果對方作廣告，我不作，客戶就會被拉走，我也作會維持原狀。結論，對方作廣告時我一定作。如果雙方不作廣告，我作，我可以多拉客戶，我也不作，維持現狀。結論，對方不作廣告，我也不作，各方都這樣考慮，結果都作了廣告，市場份額仍未變。而且，這種廣告競爭還會持續下去。結果對雙方都不利，廣告費用增加，而市場份額未變，但博弈的結果誰也不會停止廣告競爭。1971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禁止香煙作廣告的法律，它們的廣告競爭才停止。這種立法就是有效懲罰。雙方對這種立法心里都歡迎，因為它制止了雙方無法停止的無效競爭。
這種博弈方法可以有助于我們分析現實中的各種競爭策略，從而作為決策時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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