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環境下的生存之道

　　碩大的花朵面前，長著翅膀的天使和長著尾巴的魔鬼并肩而立，但我們不難想像，他們眼中的世界該是怎樣的千差萬別。

　　面對正在進行中的宏觀調控，有人把這一次的宏觀調控當成是一次磨難，他們盼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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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兒捱過去；有人把這一次宏觀調控當成是一次磨練，他們盼著能在這一輪勝出。磨難與磨練，消極與積極，同樣的事物面前，選擇天使的眼光，還是魔鬼的視野？

　　事實上，我們處于一個快速前行的時代，企業面臨的經營環境中包含著諸多不確定因素。對于中國的企業來說，此次國家宏觀經濟調控只是其中一個必須面對的不確定因素。

　　所以，本期封面文章與讀者分析宏觀調控期間企業的困窘之境，探討優勢企業的突圍之策，并延伸到不確定環境下企業如何健康發展的話題，從理念(“道”)和實務操作(“術”)兩個層面分享企業在不確定環境下的生存之道。

　　文·酈曉

　　經濟讓人困惑之處在于，我們能切身感受到每一個現象，但是卻不能有效地聯系起來。同時，我們常常面對變化的環境，不知道該做些什么。

　　中國火爆的房地產市場導致航運業趨暖？

　　去年年中，我問一個航運業的朋友，為什么航運市場趨暖？他回答說，他也困惑，最初的時候可以解釋為是伊拉克戰爭，有那么一個戰爭溢價，但是很多航線同伊拉克無關，并且戰爭很快結束了。

　　隨后，航運市場不再是趨暖，根本是酷熱。國際散裝貨船波羅地海指數(BDI)去年最高達到了4700點，今年一度達到了5600點，現在也維持在4000點一線。而在過去10年間，指數從來就沒有達到過2000點，2002年也不過900多點。

　　到今年年初，人們終于認識到，所有問題的根源就在于中國火爆的房地產市場：目光放回到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房改釋放了社會對住房的潛在需求，隨后形成了社會消費偏好。同一時期的另一件事情是，1997年爆發了亞洲金融危機，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也為了提振當時已經放緩的經濟增長，國家出臺了一些國債項目。地方政府則形成了一個主導投資的思維。

　　地方政府很快將這兩個問題聯系了起來：依托于房地產市場持續升溫的環境，通過土地招標拍賣獲得資金，隨后是大規模的道路及市政設施投入，市政投入提高了土地成本，不斷上漲的土地價格又反過來推動房價的進一步上升。

　　大興土木帶動了相關產業。鋼鐵、水泥這些原本已經嚴重過剩的產品一下子又變得供不應求。

　　房地產是一個資本物，接受更高一些的原材料價格不是太大的問題，對于同樣需要鋼材但是生產消費品的企業來說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市場機制在發揮作用，鋼鐵、水泥的生產能力在迅速增長，它們同時是高耗能的產業，這就使原本并不缺乏的電力成為一個嚴重的瓶頸。

　　進一步延伸這個產業鏈，背后就是高漲的資源價格，或者還有頻發的礦井事故。前面提到的運費是其中一個環節，中國并非資源大國，資源需要外部解決，遠洋航運是充分市場化和全球競爭的服務，那么中國因素最終完全改變了全球供求平衡。

　　有一個朋友，屬于在房地產最熱的階段才投身到這一領域的，他們根本是沒有經驗，資金基本上依賴于當地的銀行，項目本身也很小，也沒有任何吸引力的地方，但是確實在幾個月之內，幾個人操作的項目就獲得上億的利潤。

　　這是一個縮影，這一階段經濟發展更側重于資源密集型的領域。既然少數人支配了較多的社會財富，那么他們也能獲得新增社會財富較多的份額。一方面是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是增長同就業的相關性越來越弱。

　　延伸到消費市場，一方面小轎車是最熱門的商品，許多人在過去幾年變得富有；另一方面，雖然原材料價格大幅度上升，很多商品價格仍然在下降，這對應于更多人疲軟的消費能力。

　　新一輪經濟過熱的來龍去脈

　　為什么一段時間以來就沒有推出舉措來阻止經濟過熱的形成？

　　經濟政策其實沒有“好”、“壞”之分。每一個時期都有所側重，所謂平衡是相對的，發展，然后是形成不平衡，經過調整又形成新的平衡。

　　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我們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國企脫困”，實際上強調的是大型國企。那么諸如鋼鐵、石化，也包括煤炭這些企業利潤的大幅度上升，實際上是符合了預期。

　　在此之前，經濟生活中長期存在一個小企業欺負大企業的問題。小企業可以利用不規范的勞動力用工，成本外部化，也就是環境污染，或者是產品本身的偷工減料形成的“優勢”沖擊市場，給大企業制造麻煩。大企業是政府稅收重要的來源，大企業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國家的經濟實力。

　　現在的情況是，大企業獲得利潤變得越來越容易，政府也從企業獲得了越來越多的稅收，反過來說，中小企業開始過多地承擔這種利益上的調整。小企業不是無足輕重的，中小企業創造了大多數的就業機會。

　　經濟政策其實沒有“好”、“壞”之分。每一個時期都有所側重，所謂平衡是相對的，發展，然后是形成不平衡，經過調整又形成新的平衡。

　　大規模的道路及市政基礎設施投入是有其合理性的，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基礎設施發展滯后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雖然政府主導投資，不可避免會出現低效率的問題，但是在最初的時候，還是可以提升整體經濟的競爭力。新的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特征。

　　這也符合國有銀行的愿望，向道路及市政基礎設施放貸，既然存在一個政府主導的因素，那么風險會小一些。即便存在一個系統性的風險，感覺上還是要比向企業放貸有信心一些。

　　這段時間對應于缺電有一個重要的現象，各地政府都強調，首先要保障的是居民用電。極端的例子是，浙江的義烏，就是中國小商品市場的所在地，在長達半個月的高溫期，完全停止向當地所有的工廠送電。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政府的思維有了一個大的轉變。

　　為什么就不能是居民犧牲一點兒，保障企業用電，保障稅收？其實是隱含了一種趨勢：從維護上游企業的利益轉向維護下游企業的利益，維護大企業的利益轉向維護中小企業的利益。經濟增長同社會發展協調起來，經濟增長同可持續發展協調起來。

　　堅持人民幣不升值，顯然不是因為缺乏外匯，中國擁有世界第二多的外匯儲備，也不是基于產業發展的角度，作為一個經濟大國，我們的外貿依存度已經太高，經濟越來越多受到外界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堅持人民幣不升值的現實原因是，我們需要出口來維系就業。這實際上暴露了脆弱性。

　　“重要的不是利用經濟周期，重要的是不被經濟周期干擾”

　　只有親身經歷一個周期，才能夠理解周期的意義。

　　上個世紀90年代的時候，我在一家企業工作，這家企業1992年實現的盈利相當于實收資本的一半，而1993年則接近于實收資本，這當然是一個相當令人滿意的回報。

　　但是，有時候業績只是一種幻象， 1994年的情況還算是過得去，1995年則掉到了大致收支平衡，從1996年開始出現虧損，連續幾年的虧損，前期的超額利潤都還給了市場。隨后可以發現，企業丟掉的東西遠比利潤為多。

　　1992年和1993年發生了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當然原材料的價格大幅度上漲也是一個方面。

　　然而對下游的企業，在最初的時候，上漲帶來的影響卻不一定是負面的。企業有庫存，原材料價格上漲之后，庫存的價值就需要重估。如果產品的銷售價格沒有變化，企業還可以倒賣原材料。

　　問題在于，企業在嘗到最初的甜頭之后就有了想法，既然原材料價格越來越高，那么企業庫存就不是問題，庫存隨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有價值。隨后是一個加速采購的過程，大額采購同時還可以獲得價格折扣。

　　正如難以判斷股市的起落，經濟周期的起伏同樣難以判斷，過多的庫存在原材料價格回落之后，顯得異常滑稽。一段時間還不是問題，庫存的賬面價值也可以不調整，掩蓋起來，但是最終還是會暴露。幸好當時企業還沒有融資去做，不然就難以收場了。

　　更為關鍵的是，當企業覺得，既然存貨價格的變動可以如此輕易地調整利潤，其他方面就顯得不重要了。

　　那個時期的企業其實面臨很重要的兩個市場趨勢：一個是產業化，上世紀80年代走過來的企業僅僅是解決了一個產品定型的問題，并沒有實現規�；�，企業必須習慣于較低的價格和較多的數量。另一個重要的趨勢是開放式生產，企業需要更多利用于外部的零部件配套體系，社會化的規模降低了成本。

　　經濟起伏產生的干擾使企業沒有更好地去順應這種根本性的變化，到了90年代后期，經營中遇到的不再是景氣與否的困難，而根本是缺乏競爭力，那些已經完成了轉型的企業常規的舉動都被我們認為是咄咄逼人的。

　　重要的不是去利用經濟周期，重要的是不被經濟周期所干擾。企業本身是一個計劃事物，企業成功的關鍵是為一種結構性的變化投資。那么周期對長期戰略當然是有影響的，實際上企業經理人的工作是，竭盡全力去維系長期戰略的貫徹。

　　周期對長期戰略當然是有影響的，實際上企業經理人的工作是，竭盡全力去維系長期戰略的貫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