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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鐘加勇
中國國有銀行對西方公司治理結構的仿效搭建不能徒有其表
眼下，又一場銀行高層走馬換將的大戲正在拉開帷幕。與以往銀行高層調整所不同的是，這次人事變動與銀行改革為搭建現代商業銀行治理結構，董事長與總經理(行長)分設
有著直接的關系。
按照銀行改革的計劃，今年9月和10月，建行和中行兩家股份有限公司將掛牌成立。在此之前，兩家銀行必須建立規范的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制度。
7月24日，《經濟觀察報》報道了中信集團副總經理、香港嘉華銀行副董事長常振明擔任建行行長的消息。此前，7月12日，光大集團副董事長、光大銀行行長王川正式調往中信集團，擔任副董事長一職。
緊接著，7月28日，又傳出海南省副省長李禮輝將調往中行出任副董事長兼黨委副書記，繼而擔任中行行長。
與此同時，原建行行長張恩照和原中行行長肖鋼只擔任董事長職務。可以預見，隨著銀行改革的深入，其他銀行高層調換也在所難免。
此次國有銀行董事長和行長的分設，意味著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進入一個“兩權分立”的新階段。長期以來，國有銀行由于出資人是國家，行長與董事長的職責均集于行長一身，工行、農行、建行從來就沒有董事長，中行雖然有董事長一職，但是自從1994年以來，從王雪冰到劉明康再到肖鋼，中行的董事長和行長都是由一人兼任。在這樣的治理架構安排下，很容易出現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所稱的局面：“經營管理層職能越位，與出資人身份混淆，責任不清，加劇銀行經營發展和國有金融資產保值增值中的風險”。
那么，樓繼偉所稱的局面能否在這一“兩權分立”的新階段得以解決呢？在業內人士看來，此番銀行高層的人事變動還是“形式大于內容”，“形似而神不似”。
首先，總經理(行長)不是由董事會選出來的，而是由政府直接行政任命。從已有的媒體報道看，這些銀行家們的調動自己似乎并不知情，而只是政府單方面做出安排。《經濟觀察報》稱，常振明的此番調動，經過了最高決策層的討論，但最近身在國外的常振明對此事的來龍去脈并不知情。《21世紀經濟報道》則援引光大銀行內部一位員工的話說，此次行長王川調動非常突然，事前沒有聽到相關傳聞，也沒有感覺到任何征兆。而突如其來的任命，也改變了海南省副省長李禮輝的日程安排，一位海南省委的人士說，李禮輝本來安排到美國訪問，新的任命使他沒有動身前往美國，留在了海南。
其次，這次銀行家們的調動范圍還僅限同屬一個行政級別中人。常振明在調任建行行長之前是部級單位中信集團排名第一位的副總經理，原中國光大集團副董事長、中國光大銀行行長王川調任中信集團副董事長之前，他在中信集團的排名僅次于董事長王軍和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孔丹，是中信集團的第三號人物。而中信集團現任副董事長、總經理孔丹，則是在2000年從光大集團二把手位置上調往中信集團的。同樣，李禮輝在任中行副董事長、行長之前，已經在海南省副省長任上工作兩年，而在2002年9月被調往海南省任副省長之前，李禮輝就已經是工行副行長，并在工行整整工作了18年。
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認為，這種由政府行政任命的人事調整方式，當然是“無所謂”的事情。因為無論是名義上還是事實上，人事調整的結果都會一樣，假如一定要走董事會名義上的程序，中行和建行的董事長肖鋼和張恩照所主持的董事會，國有股東也占大多數，相信提名李禮輝和常振明董事會也不會有異議。
問題是，“現在總經理(行長)由行政直接任命，而不走董事會的程序，這表明銀行連面子上的事都不要了，這恰恰說明銀行改革不在于什么公司治理。”對“花錢買機制”的銀行改革表示失望的鐘偉直言不諱。
與鐘偉持同樣觀點的是香港中信嘉華銀行前行長蔡重直博士，蔡所在銀行曾按照香港金管局的《指引》搭建治理結構，早在此輪銀行改革的前夕，蔡重直就撰文指出，“我們可以把西方的公司治理結構搬到中國的銀行來，我們可以成立董事會，可以聘請獨立董事，可以明確董事和董事會的權利和責任，也可以就董事會和銀行高層管理的關系做出規定。但是，只要政府不斷地從各方面‘治理’銀行，只要銀行的所有者不實行多元化，從而無法對公司實行有效約束，真正的公司治理就是不可能的。”
分析人士指出，銀行治理關鍵還要由表及里，僅僅是高層的走馬換將，或者簡單搭建公司治理架構是不夠的。要把中國的銀行辦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前路依然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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