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商業規則，融合各種管理模式，才能形成現代化的中國式管理。

　　文/尹 銘

　　無論東方西方，“兵法管理”普遍存在，在哲學范疇中，兵法是中國人思維方式的一部分，存在于士農工商中；在心理學范疇中，陰謀和陽謀中有種模糊的陰暗的感覺，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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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企業日益迅速的發展，各種管理思想都在碰撞，交融。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審視各種管理模式的鏡子，兵法管理在企業中的應用不當，以及其本身的缺陷，使很多企業人士開始思考，如何超越兵法管理，如何融合現代化管理，建立一種適合于自己的管理模式。

　　兵法管理應用的有“道”和有“度”

　　“兵法管理是一個歷史的延續”，愛特沃德公司孫立宇總經理感覺到即使是令人反感的兵法權謀，也不是揚棄就能解決的。兵法更偏重思想性，工具更偏重細節。兵法和現代管理手段是相通的。

　　“目前很多企業都在學習中國的兵法，希望在管理中運用到兵法的思想。兵法管理是一種管理哲學，一種中國傳統思想在管理上的體現。” 復旦大學正大管理發展中心培訓部經理李俊在工作中感觸到了企業兵法無處不在。

　　上海光大總經理李秀軍說：“兵法的問題不是適合的問題，而是在于管理者如何去處理問題，可以用兵法來處理，也可以用西方的管理工具來處理。關鍵在于運用。”

　　兵法的用之有“道”，主要是要用其符合現代商業社會的地方。有人說，美國管理講“法”，中國管理講“情”，日本管理講“理”，日本的傳統文化受中國影響很深，也普遍存在兵法權謀，但是，他們用之有“道”，將西方管理與日本傳統結合起來，變成一種獨特的日本管理。中國也需要用之有“道”，建立自己的管理模式。

　　新加坡中新資產管理公司CEO李崢嶸先生則認為，兵法權謀之用，還得有個“度”的問題，新加坡是個華人國家，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但是，在新加坡，一般企業卻很少有以兵法權謀為主題來管理企業的，兵法管理的比重很小。李崢嶸認為，現代化管理一定要建立在嚴格的商業模型上，這里包括經濟學、金融學、貿易學等等豐富的學理基礎，這個比例大約占到40%；另外就是嚴格的數據和事實，比如市場調研、產品質量、技術等，占到30%。而一些真正的純粹的管理，一些理念，大約占30%左右，而兵法管理，可能就是這個30%中的一小部分，在一個合理的現代化企業中，其應用應該是很少的。新加坡，包括日本，韓國，兵法權謀就用之有度。

　　“兵法很多形式和思想都可以在企業管理中使用，而且可以在企業。內部或外部，管理或執行都適用。”咨詢專家柳春明這樣認為。一個現代化的企業，要以現代管理為主，同時兵法管理等其他管理方法為借鑒， 對于各種管理模式兼收并蓄。

　　體制蛻變與老鷹新生

　　在益策咨詢顧問鄧俠看來，把政治和軍事的權謀手段用到企業中有害，但是不玩不行。中國人喜歡玩政治，這個是文化的傳統，改不了。所以，中國企業難以擺脫這個局面。

　　國外做生意講規則，中國不講，我把你打趴在地上，就是我的本事。有規則和無規則，也是一個重要區別，中國是什么環境？市場化不高，當國外的規則拿到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就罵老外是傻冒：這些東西我們不玩你而已。為什么呢？環境，體制，這個不是我們能解決的。

　　我們如何找到突破口？

　　一是體制的改革，印度不管如何窮，其環境比中國好多了，印度是先學交通規則，再開車，剛開始好像很慢。中國是先開車，亂開，再制定規則，中國被世界接受為市場經濟的國家只有新西蘭。此外，中國企業背后有個很大的手，就是政府；也容易擾亂市場。出路很簡單，體制改革，建立符合現代商業社會的游戲規則，加強各種商業立法。

　　另外就是企業治理的變革，中國所有者跟經營者一體，總是要伸手管理企業，還有就是企業家很怕，他請來經理人的時候在能力上超越自己，他就懷疑，他是不是要把我干掉，把這個企業成為他的？他需要忠誠而不是考慮才華，這就有了養育企業政治的土壤。當中國的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進行徹底分割的時候，很多問題就會解決。政治是天下為公，我篡權，天下就是我的但是企業有股權的制約，不像是政治，職業經理人再怎么能干，“雄心勃勃”也好，“野心勃勃”也好，都要受到這個制度性安排制約，經營者還是經營者，所有者的地位不會動搖。企業家也就不會總是用權謀手法來對付經理人了。

　　現在加入世貿已經好幾年了，中國融入世界，就要在世界范圍內，加入世界性的商業體系，必然要脫胎換骨。老鷹能活70歲，但是在40歲的時候會爪牙枯萎，走向死亡。這個時候，它必須要不停撞擊巖石，把舊爪牙磨掉，才能獲得新生。這個過程鮮血淋漓，非常痛苦，但是必須經歷。

　　“世代”變遷的希望

　　家電企業曾經有個口號，叫“20世紀70年代用順德人，80年代用廣東人，90年代用中國人，2000年代用世界人”，其實，用什么樣的人，都會對企業管理帶來很大的沖擊。

　　對此，同處順德的格蘭仕總裁助理趙為民很有感觸。趙為民很推崇目前流行的“世代論”，第一為紅色一代，20世紀20到40年代生，這部分人已經退出社會領域；第二是文革一代，20世紀50到60年代生，這部分人是社會各個領域的權力掌握者；第三是文革后一代；20世紀70年代生，這一代是新舊之交流，很多人已經是新生勢力；第四代是20世紀80和90年代出生的新人類。在趙為民看來，兵法管理的使用與“世代”大有關聯。比如，很多20世紀40年代出生的人，他們那時候是“工農兵一體”，像柳傳志、任正非等，甚至是部隊出來的，他們潛移默化中喜歡使用兵法權謀；像文革后一代，處于新舊之交，既懂得傳統智慧，也崇尚西方現代化管理；而新人類，他們出生時，社會環境已經不一樣，整個社會走向透明、規范，自然接受現代理念多些，更容易與外界融合。所以，時代的變化，可能也使兵法管理在企業中的應用情況發生變化。

　　對此，新天葡萄酒深圳公司總經理薛棣也很有感觸。新天是西部企業，后來到了上海，招募了很多上海的經理人，現在看來，最成功的不是新疆人，而是半新疆人。只是新疆人，做事不夠精明，眼界不夠開闊；只是上海人，對企業不是很了解，融合不進企業的兵團文化，介于兩者之間的，是最優秀的人。

　　類似這種“世代”的融合，還有中外的融合等等，一些MBA總與企業搞不好，并不完全是哪一方的錯，也在于一個融合。而更主要的，是以現代融合傳統，以普遍性融合中國特性，并在融合中升華，最終建立現代化的管理模式。

　　附文：技術勝于計謀

　　蔣 琳/諾基亞(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市場部經理

　　比較而言，國產手機的市場行為更多一些，大都請了明星做宣傳，市場的反饋也不錯，但是從長遠看，會降低品牌價值，增加品牌對外力的依賴。諾基亞的份額是全球第一，成功在于以人為本的技術，而不是市場謀略。

　　另外，國產手機在價格會有靈活的戰略，新款手機最后的價格甚至會縮水一半，這種不保護消費者利益的策略是一種短期的謀略。諾基亞也會有價格調整，但是不會有大幅度的調整，對品牌和消費者都有保護。NOKIA靠內秀，中國的研發中心將GLOBAL的技術，根據中國的特色進行改良。強大的技術背景，能夠在短時間內推出幾十款手機來充分占領市場。

　　最后誰厲害呢？結果不言而喻。

　　技術永遠勝于計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