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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姜奇平
中國新經濟的商業精神，到底將給世界帶來什么？
我提請大家注意一個事實：日本式的管理，是隨著日本經濟奇跡，而成為國際管理思想的。今日中國經濟起飛的成績，已不亞于日本，國際管理界很快就會想到，要總結中國
式管理的經典所在。
我們不要一說商業精神，就老是總結成西裝領帶，老是西方普遍真理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從獨一無二的成功中，總結出獨一無二的商業精神，而可以反過來推動國際管理思想的進步，才是這個世界需要我們做的工作。
我們不否認，中國商業社會，正在大量用西方科學管理思想，武裝自己。中國還遠沒有學好。但另一方面，也應當看到，這個世界風水輪流轉，歷史發展螺旋式上升規律，在當代奇妙地表現為，自然經濟與后現代經濟之間，存在一種否定之否定的邏輯聯系。儒家管理思想，與后現代管理思想，竟神奇地越過泰勒科學管理，正在建立起一種直通車式的聯系。我預言，未來取代日式管理，在國際管理界執掌牛耳的，正是這種體現中國商業精神的新管理典范。
舉例來說，社會學與管理學只有一紙之隔。今日國際社會學中新的核心概念—“社會資本”，正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貨。它有條件轉眼間成為中國式管理的一個新的世界典范。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好拉“關系”，精通“關系學”，擁有“關系萬千重”。關系，可說是中國商業精神中的土特產。做生意不懂關系，無異于一只白薯。而社會資本，正是法國社會學界從中國人的“關系”中直接提煉出的一個進入國際主流的社會學、管理學理念。“關系”，看起來充滿自然經濟中未開化的血緣氣，但出乎意料，在螺旋式上升中，竟與最先鋒的后現代商業精神不期而遇，暗合了哈貝馬斯的“主體間性”概念，暗合了TCP/IP協議。中國的關系，成為管理學中的TCP/IP協議。社會資本被理解為人際互聯網，在新經濟中大放光芒。一位美國硅谷專家認為，硅谷之所以不同于美國其它地方，取得奇跡，很大程度上與中國人、印度人帶來異域商業精神—其中最主要的是社會資本(所謂“關系”)有關。
國際上并不稀罕中國總結出什么“現代管理制度”之類跟屁西方的理論，他們將豎起兩只耳朵(因為他們頂多只有兩只耳朵)，聚精會神聽中國人不同于他們的、又有五千年積淀做來源的那些心得。當然，中國人沒必要自大。要知道，法國人從東方文化中解碼出“社會資本”，是帶著現代批判精神，消完毒才吸收的。他們認為，中國的關系，必須去掉自然血緣色彩，改造為公共關系，才能適應互聯網時代。中國人不可能光靠農業社會的傳統，就跑到世界上去托大。
我記得費孝通1992年考辨過華人圈的五個明顯特征，這些特征包括疊合性、等級性、強調誠實、看重道義、具有彈性邊界。其中疊合性，就是指華人融為一體的關系圈。關系圈遵循一些只有華人熟知的潛規則。例如，他提醒外國的經理人還要記住，在華人的商業組織中，年歲較大的人員往往擁有比他們的頭銜更大的權力和影響力。
其實，關系并不是東方商業精神的真正精髓，頂多是個二流概念。跟它并列的中國土特產還有一簸箕呢。比如，中國商業精神中，還有其它一些與美國人的管理思想格格不入的東西，但確實能成就中國商人，例如云南“錢王”王熾領悟出的商道竟是：“說我，羞我，辱我，罵我，毀我，欺我，騙我，害我；我將何以處之？容他，憑他，隨他，盡他，讓他，由他，任他，幫他，再過幾年看他”。換了直來直去的美國牛仔，大嘴巴不扇過去，槍子兒也過去了。但《道德經》管這叫“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另一方面“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這些都需要西方人琢磨是什么意思，什么邏輯，屬于什么管理體系。
有專家認為，指導柳傳志最得力的管理思想顯然不是來自外國—迄今為止我們沒有看到外國類似的經營管理案例—縱觀聯想的20年發展之路，“中庸思想”是柳傳志最主要的管理利器。
中庸也許在東方價值體系中“級別”比較高，到“二級”了。但我以為，這仍不是中國商業精神中最靠體系核心的東西。“仁”的級別也許到“一級”以上了。但也還不是最高的概念。比如，《黃帝內經》對企業信息化，有世界最高水平的闡釋。將《黃帝內經》與SAP的ERP軟件進行深度比較，可以發現SAP的ERP軟件只是大學水平，《黃帝內經》的管理思想已到了博士后階段。再如，我就看到研究者一個更進一步的發現：從孔子與胡塞爾生活世界現象學的聯系中，找到了比“克己復禮為仁”更高境界的東西。
中國的商業精神是一個海，需要我們在向華人企業家學習的過程中，慢慢去體會、總結。恐怕只有既懂傳統，又知現代，還懂商業的人，才能真正總結出來。現在大家都去賺錢，沒人去總結也好，等于給中國商業精神保了密了，讓西方人光看到奇跡，不知是怎么變出來的。也是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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