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馬龍原本是心理學家，卻半路出家當上了管理教授。他屬于那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人。在他看來，企業界正處在“深刻而可預見的變化”之巔峰，“這一變化的重要性不亞于民主之如政府。”

　　他宣稱，以僵化的層級關系為基礎的企業將進入歷史的垃圾堆。在以分權型組織為特色的未來新世界，經理人要學習如何培育、如何協調，而不是如何命令、如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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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龍教授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斯隆商學院任教，所教科目從領導學到信息技術，五花八門。他并不是第一個呼吁企業分權的人。

　　羅素.艾可夫的《民主型企業》(The Democratic Corporation, 1994年版)和詹姆斯.布賴恩.奎因的《智能型企業》(Intelligent Enterprise, 1992)等著作都曾倡導極端分權型的組織。

　　大量證據證明，如果組織鼓勵其成員發揮主動意識和承諾精神，而不只惟命是從，組織的績效則會得到提升。

　　但本書所提的論點更獨特，也更宏觀。分權型組織不僅更有效率，它們本身也是技術進步的必然結果。歷史性因素在發揮著作用。

　　馬龍指出，在古代，我們的祖先打獵為生，形成群居的小群體，彼此間的社會關系緊密，決策過程中人人平等。距離遙遠的時候，溝通成本高昂，此時小群體是社會組織惟一可行的形式。

　　及至農業社會，人們居住的距離更近，書寫也開始出現，這些突破大幅度降低了溝通的成本，其直接的結果就是產生了更大更復雜的社會組織。

　　因此，部落和王國替代了狩獵群體，此時就有了嚴格的上下級關系，而我們的祖先卻欣然接受，因為這種新型的組織結構自有它好的一面，比如能為成員提供軍事保護。

　　然后，1450年左右出現了古騰貝格活字印刷，再一次大幅度降低了溝通成本。

　　該成就促成了民主的興起。民主制度帶來了規模化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又削減了讓人厭煩的等級關系。

　　就這樣，馬龍用了區區10頁的篇幅，就說盡了一萬兩千年的社會經濟演變史。

　　接下來的發展不言自明，無需猜測：企業將經歷類似的轉變。信息技術將讓企業走出其封建階段。別了，神圣的管理權。

　　此論調隱約讓人想起芝加哥學派的偉大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科斯用交易成本經濟學解釋企業的邊界。

　　科斯指出，大體上說，如果內部完成任務比承包給第三方便宜，企業就會選擇內部完成。這一計算方式說明，市場的終點乃是企業的起點。

　　但與科斯不同的是，馬龍的側重點不是交易成本而是溝通成本。此外，他的興趣不僅僅在于企業的邊界，還包括組織的內部結構。

　　馬龍并不能準確預知企業從此以后的發展路徑。值得肯定的是，他并沒有假裝知道。

　　《未來工作》的大部分篇幅是不同組織試驗新型管理技巧和結構的范例。

　　書中自然也提到了開放源代碼的計算機操作系統Linux背后松散的程序員組織。

　　書中還說到了英國石油公司(BP),談到該公司試圖創建內部油氣交易市場，“將外部市場引進來。”另外一個例子，是eBay的準民主化監管結構。

　　書中還專門討論了“業務流程外包”，“可互換式組織的總體流程設計，”以及“業務流程的深層結構。”

　　為什么作者對流程如此著迷？任何企業，如果離開了層級，剩下來的就只有流程了，或曰工作流。書中說，在扁平化、分權型的未來組織，流程的配置與再造將成為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

　　同樣，馬龍的這些說法也不新鮮。蓋瑞.哈默爾在其《領導革命》(Leading the Revolution, 2000年版)一書中就呼吁企業建立內部創意、資金和人才的市場。

　　關于技術如何促進松散化“流程網絡”的話題，如需了解詳盡的論述，應該去看約翰.哈格爾的《即買即用》(Out of the Box，2002年版)。

　　盡管如此，《未來工作》(The Future of Work)一著是對分權化管理試驗的一個廣泛調查，書中有大量創見。即便不看作者的宏大歷史分析，我們也會承認，不錯，很有理由要朝他說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