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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軾 天則創始人之一 天則常務理事 曾任理事長 所長
天則經濟研究所是1993年七月二十六日成立的。一年前的一二月間鄧小平同志南巡，大大地改變了全國改革的郁悶氣氛，人民要求繼續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人們的積極性因小平同志南巡而噴發，整個中國大地激發出空前的熱情，各個行業都活動起來。天則經濟研究所，一個由經濟學家興辦的經濟研究所也在這一改革浪潮中應運而生。
天則所在正式成立之前，經過一系列討論，以盛洪，唐壽寧，張曙光，樊綱，茅于軾為一方，以王永鋒， 吳濱，盧躍剛代表大象文化公司為另一方，達成了協議。大象文化公司同意出資50萬元支持成立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這個研究所原來注冊是一個商業機構，在工商管理部門登記。這樣的注冊性質是雙方同意的。在出資方，這是一項投資活動，希望以后能夠得到投資回報；在經濟學家一方，認為學術是可以轉化為利潤的。但是也應該說，雖然利潤是雙方合作的動機之一，但是雙方更有通過學術研究來促進社會進步的深層目的。在當時，如果單純為了商業利益，雙方都有更好的選擇；在事后也證明了天則所越來越明確為非盈利機構之后雙方的合作更為密切，出資方不但沒有回收過一分錢利潤，反而在天則所的各項活動中不斷繼續資助。從人員結構來看，雙方都是學者型的，都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一方是清一色的經濟學家，另一方是法學，傳播學，文學的結合。正是由于這樣一種結合，又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之下，才會有天則經濟研究所的出現。而且這些條件使得以后十年天則所經過的幾次大的調整和變動，都沒有遭遇挫折。
天則經濟研究所當時注冊為一個商業機構，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注冊成非盈利的學術機構非常困難，政府不鼓勵，甚至禁止這一類機構的設立。這一情況至今多少有了一些變化，但是無法注冊的情況沒變。事實上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有政府，有企業，還要有非政府，非盈利組織。廣大百姓不但需要企業的生產性服務，需要政府的治安和權力性服務，而且還需要慈善性，文化性，聯誼性的非權力性服務。固然這類服務也可以由政府提供，但是混淆權力性和非權力性服務會把非權力性服務搞擰了，不如由沒有權力的非政府組織來做效果更好。事實也證明，天則經濟研究所存在的十年，為社會做了大量的服務性工作，對改變我們這個社會使其更融洽，更完美，更合理，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確實，人類歷史幾千年過去雖然有過慈善機構，但沒有非政府組織這一名稱，這類組織也很不發達。倒不是社會沒有這種需求，而是因為社會的生產力達不到這樣的水平。隨著人類生產力的提高，這種多少有點錦上添花的組織才有可能出現。我國社會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生產力突飛猛進，對非政府組織的需要越來越迫切。天則經濟研究所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并存在和發展的。
1993年天則成立時，決定由盛洪出任理事長兼所長，方紹偉任副所長，張曙光任學術委員會主席，唐壽寧任常務理事，茅于軾和樊綱為理事，大象文化公司為機構理事。成立大會是在西單三味書屋二樓，當時租用的辦公房舍是西單達智胡同17號，半年租約期滿后即因拆遷，于1994年5月4日遷往水利科學院。同年10月5日辦公室又遷往方莊芳古園一區32號樓，1999年4月1日又遷到紫竹院公園的報恩樓二樓，2003年4月11日又遷往五塔寺內。在十年之中，天則所一共搬過四次家，換了五處辦公室。
天則所成立不到兩個月以后，盛洪因為去芝加哥大學科斯教授處訪問，而茅于軾正好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退休，理事長和所長就由茅于軾代任。次年5月盛洪從美國回來，理事會決定茅于軾繼續擔任所長，盛洪擔任理事長。事實上茅盛兩位共同領導著天則所，一直到1999年10月14日，由張曙光接任所長。那時張曙光剛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退休。茅于軾則擔任理事長的職務。汪丁丁任學術委員會主席。2003年1月2日理事會上決定由盛洪擔任所長，張曙光擔任理事長兼學術委員會主席，茅于軾擔任常務理事。
天則經濟研究所是作為事業單位登記注冊的。按照現行的規定，事業單位必須有主辦單位或者叫掛靠單位。事實上天則所的人事安排，誰當所長，誰當理事長，都是由理事會投票選舉決定的，天則所的經費完全是社會各界支持的。并沒有一個后臺在主管著我們。我們這種結構有利于保持天則所的獨立性，但是也減少了穩定性，尤其在財務上，沒有一個穩定的來源，領導人不得不成天擔心關系生死存亡的財務問題。有些非政府非盈利組織有一個主要出資方，財務不成問題，但要保持獨立性就可能會有困難。
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主要業務活動是發展學術，而學術是一種公共產品，無法賣錢，所以我們的經費來源都得靠捐助。十年前剛剛開始的時候，主要的捐助方是外國的非政府組織，最近幾年國內的企業也開始對我們提供經費幫助。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高興的事，說明國內的企業不但成長起來了，而且企業家越來越有社會責任感，愿意幫助非政府組織關心社會的事務。此外，我們也做少量的咨詢工作，滿足客戶在經濟學方面的特定研究，并收取費用。例如亞洲開發銀行曾經要求我們做過三個咨詢課題，中國政府的部委，地方機構也有過一些研究性項目，例如電信價格彈性的研究，水權水價的研究等。凡是咨詢性的課題我們都按章交稅。
一個非政府組織要能夠得到社會的捐款，首先要得到社會的信任。信任從何而來？只能從過去的經驗來。對于一個新成立的研究所，它沒有任何過去的記錄。所以一開始時，天則所面臨著巨大的困難。最早的幾個項目只能靠個人關系，或者說靠個人過去的信任。這樣的困難情況長達三四年之久，有好幾個月不得不拿個人的家庭儲蓄借給所里開工資和支付出差費。現在雖然最困難的時間已經過去，天則所的年度經費已經從最初的三四十萬元增加到將近三百萬元，人員從四五個人增加到將近三十人，經費不足的威脅并沒有完全過去，隨時隨地可能發生。這也督促我們必須努力工作，節約開支。從長遠著想，天則所必須有自己的積累。天則所是一個非盈利機構，財務剩余不可以分紅，但可以成為天則所的積累，以保證天則所的穩定。
十年來天則經濟研究所的活動沒有偏離最初設定的目標，即在中國發展和普及制度經濟學，并運用制度經濟學的知識來促進社會進步。主要的活動有：提供雙周論壇，鼓勵學者自由發表學術和政策研究成果；主持和組織“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和“政府制度改革的研究”；舉辦制度經濟學的年會和培訓班；提供宏觀經濟分析和預測報告；舉辦各種與經濟學有關的專業論壇，適應不同時期的經濟形勢幫助有關部門探討對策；出版研究報告，會議文章，和每年一本的經濟學論文選；編輯出版《中國社會科學評論》；設立天則所網站，傳播天則所和特約研究員的學術思想，報導天則所的活動新聞等等；還創立了專業網站“中評網”。此外還接受個別企業或者政府所需要的專題研究，這些屬于咨詢的項目，占工作量的不到五分之一。
天則經濟研究所能夠成長并有所作為，是在中國改革不斷取得進展的背景下實現的。回顧中國過去十年的總體的成就確實是偉大的，經濟的成長，個人自由的擴大，國內外交流機會的增加，使得天則經濟研究所能夠在這個大環境之下有所作為。這不但是天則經濟研究所的幸運，更是中國人民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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