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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遙遠的地方，上個月發生了兩件事情。先是國際頂尖的信息技術公司IBM花費了約兩億美元收購了設在新德里的一家電子后臺辦公(back office)服務公司。時隔五天，世界最大的金融集團之一花旗銀行(Citigroup)花1.26億美元，將它在孟買的一家原先持有44%股份的在線商業服務公司變為全資所有。這兩件發生在印度的收購案例，對于志在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企業家來說，卻只能望洋興嘆。
在這里，我要特別提到這兩件收購案，因為它說明在全球產業鏈大轉移的過程中，中國并不是一枝獨秀，更不是無與倫比。作為來自發達國家的外包業務的承接方，中國只是眾多國家中的一個，而且，中國能夠參加國際分工的部分還多處在附加價值的最低端。正如本刊對浙商的采訪所顯示的：中國人還遠沒有到為世界工廠的稱號而陶醉的時候，因為我們的產業基礎仍然脆弱，規模偏小、品牌缺失、技術含量低，而我們賴以發展的成本優勢卻在不斷喪失。我們的記者從浙江義烏回來說，義烏福田國際小商品城第二期工程的地價已經飆升到了每平方米22萬元。如此高昂的地價，難怪大量的浙商開始了西遷運動。
而我們很少關心的貌似遙遠、實為鄰國印度，卻憑借更多的與西方打交道的經驗，更多具有國際資質的企業，以及更多的英語人才獲得遠比中國多得多的屬于服務性質的外包訂單，上個月的兩個收購案不過是印度這一優勢的反映。2001年9月到2003年9月，兩年間美國制造業就業機會減少了8%；電訊服務和電腦程序設計方面的就業機會分別減少了12%和9%。有數據說，這些機會流向印度的遠多于流向中國。因為印度有著比中國更具優勢的IT人才、服務和更低廉的成本。在印度，外商一個星期內就能為一個英語的電話中心(Call Center)增添500個坐席，而且聘請的全是20歲出頭的英語流利的低收入者，這樣的紀錄，即使在上海也難以達到。
根據沃頓商學院和基爾尼管理咨詢公司過去三年聯合發布的商務服務“外包基地吸引力指標”(Off-s hore Location Attractiveness Index)評測，印度的綜合指標遠遠高于其他38個國家，包括中國、新加坡、加拿大、愛爾蘭、巴西和捷克，而且每年還以10%以上的幅度不斷提高。但盡管如此，印度也還大致與中國一樣，承接的大多是低端的外包業務。在為國際采購集團經辦大宗采購和組織供應鏈這樣一類高端業務上，新加坡和中國的香港更是享譽全球。
即使在制造業的領域，我們也可對比一個發達國家的例子。那就是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只有一條I-85號公路穿過的格林維爾-斯巴騰堡地區。兩個小城的人口一共才10萬多一點，加上周圍七個縣，人口不到100萬。但這一地區卻是來自18個國家的215家公司在美國的生產基地，包括其中74家公司的美國總部。其成功秘訣，根據哈佛商學院羅莎貝絲·坎特教授的報告，就是孜孜不倦地為本地匯集全球各地的思想家、制造者和商人(Thinkers、Makers和Traders)。
說到這里，想一想我們的浙江、我們的廣東，我們國家所有那些通過給洋人打工先富起來的沿海城市，在全球性產能過剩，勞動力和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漲，生意似乎越來越難做的時候，誰來為它們從全球各地、或全國各地去匯集思想家、制造者和商人呢？誰來幫它們發展更高端的生意呢？或許，當企業家發現越來越無法抵御價格下降、利潤流失的時候，他們中間越來越多的人會放棄在制造業上的努力，轉而去做房地產投機生意，就像在今天的浙江已經發生的情況。
古人勸學，有兩句名言，一曰不要“一得自矜”，一曰不要“淺嘗輒止”。這是說不要一有成就就狂妄自大，或有點嘗試(比如說受點挫折)便就甩手放棄。但愿在制造業上為中國贏得了世界工廠聲譽的沿海城市，不要太快地都滑向這樣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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