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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評論員 李愛明
五年多前，褚時健帶著把破落的地方小廠打造成創造利稅近千億元的亞洲第一煙草企業的榮耀，和被判無期徒刑的身份，黯然離開執掌17年的紅塔；
一年半前，李經緯帶著將偏遠的廣東三水酒廠成就為中國最大民族軟飲料企業的光
環，和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的恥辱，黯然離開執掌18年的健力寶；
而三天前，趙新先帶著靠500萬元自籌款創立的制藥廠發展為全國最大醫藥企業的神話，和被國資委宣布的“退休令”，黯然離開執掌19年的三九集團，繼續以激烈的方式演繹著國企的元老難題。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所不同的，只是他們的結局盡管依然悲情，但卻愈顯“寬容”：褚時健最終獲罪，李經緯不了了之，趙新先全身而退。
沒有人能夠否認他們的成就。沒有褚時健，就沒有紅塔的今天。這樣的句式可以同樣復制到李經緯與健力寶、趙新先與三九以及張瑞敏與海爾、倪潤峰與長虹的身上。
但同樣，也沒有人能夠否認他們對于企業的影響，更確切一點說，是沒有人能否認他們在企業內部所享受的巨大權力。許多時候，在外界的眼中，他們的名字往往和企業劃上等號。對企業無與倫比的貢獻和在此基礎上而產生的諸多大權系于一身的事實，使人們強烈地感受到：企業就是他們的帝國，這樣的企業是“一個人的企業”———而忽視了其事實上的性質是國有。
悲劇于是總以激烈的方式提醒人們，不要忘了國有企業的所有權這個永恒的地雷，否則，輕則企業家個人的命運天翻地覆，重則企業灰飛煙滅。褚時健不是第一個，趙新先更不是最后一個。他們曾經或現在是天使，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時候他們會被宣布是魔鬼。
無法否認，出資人缺位使得許多國有企業事實上長期處于經營者個人或者內部人控制之中。對于創業者個人色彩濃厚的國企來說，尤為如此。對于許多勞苦功高的創業者來說，讓他們接受真正的監督是種奢望，而他們也已然習慣了在自己的企業帝國里獨斷專行。褚時健如此，李經緯如此，趙新先同樣如此。———作為例證的是，趙在三九長期身兼四職：黨委書記、董事長、總裁、監事會主席。用三九員工的話說，趙新先就是企業的父親。試想，兒子怎么能監督父親呢？
輿論普遍認為，在解決企業的產權問題方面，政府的步子走得較快。尤其是中共十六大規定“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使國企改革獲重大突破。此后國資委成立，并且出臺系列政策，國企產權、人事、管理等體系改革層層推進。
但我們認為，在探索解決激勵機制的同時，國有企業的監督機制同樣不容忽視。盡管趙新先事件似乎更容易使人反思國有企業的產權和激勵機制的問題，但事實提醒我們，如何有效監督國企一把手，確保不會出現“一個人的企業”，同樣顯得迫切。否則，很難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更別論保值增值。
最近有消息說，國資委主任李榮融透露，今后國資委將派人進入國企董事會，切實履行國資委作為出資人的職責，這應該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一個人的企業”該謝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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