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了公司、窮了農戶，公司層層壓榨，欺辱弱勢農民

　　-調查-本報記者 喬國棟

　　實習記者 劉瑞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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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8日至5月2日，由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主辦，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聯辦的“中國農村合作經濟與鄉村建設”研討會在河北省定州市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舉行。研討會期間，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踏進了這所農民自己創辦的“鄉村建設學院”，接待記者的是志愿者馬光臣。

　　馬光臣今年僅僅22歲，好讀哲學書。他來這里的目的很清楚，找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總編溫鐵軍，尋求給農民一個出路的好辦法。

　　馬光臣自己本有一個挺好的發展機會，小小年紀的他原來是一個農業公司的中層干部——部門經理，但是他說，那是賺農民的黑心錢，太臟。

　　“公司＋農戶”模式富了公司、窮了農戶

　　1993年初，濰坊在全國首次提出了發展農業產業化的口號，這個口號的提出催生了“公司＋農戶”模式，濰坊也成為了中國最主要的蔬菜種植、加工、出口基地。

　　但馬光臣對家鄉的變化卻是另外一種看法：在龍頭企業的帶動下，表面上農業得到了快速飛躍的發展，調整了農業結構，解決了農產品的市場問題和農民的就業問題，但實際上也造成了農民的增收緩慢，農業效率低下，農業技術推廣緩慢，農村貧富分化拉大，農村黑金政治蔓延等農村社會問題，而這一切“得益”于“公司＋農戶”模式。

　　馬光臣為何質疑一向被人認為是農民好出路的“公司＋農戶”模式呢？

　　他拿養殖龍頭企業所慣用的“公司＋養殖戶”模式給記者舉例說明：

　　拿養鴨業來說，農戶養一只鴨首先要向公司交納6元／只的押金，以防農戶在合同中違約，其實質是防止大多數農戶在破產后無力償還，然后雙方簽訂顯然不平等的合同——在合同中，除了公司保證回收成鴨的義務外，其余的義務都是農戶的。在養殖過程中，農戶必須購買公司高于市價五倍的鴨苗和不低于每只十五斤的飼料(價格高于市價一倍)和每只一元的獸藥。

　　這樣，在不計算人工成本、固定資產及押金的時間價值、機會成本的前提下，在百分之百的成活率和理想生長狀態下：養一只合同鴨的利潤：銷售收入—鴨苗合同價—飼料合同價—獸藥合同價＝(6斤／只×４元／斤)—(5元／只)—(15斤×１元／斤)—(1元／只)＝24—5—16.5—1＝1.5?元?

　　在同樣的前提下，在95%左右的正常成活率和因公司為降低成本而提供劣質飼料、獸藥獲利致使鴨群生長緩慢的現實狀態下，養殖戶是賠本的，甚至養幾批鴨后連押金都賠上。

　　而養一只合同外鴨，在同樣的前提下的利潤為：6斤×３.5元／只(市價)—1元／只的鴨苗市價—15斤×０.8元／斤的飼料市價—0.4元／只的獸藥市價＝21—1—12—0.4＝7.6元。

　　在同一狀態下，一只合同鴨和合同外鴨的利潤相差：7.6—1.5＝6.1元。

　　而這6.1元／只的巨額利潤以及押金的時間價值、機會成本正是這些企業以公司加農戶模式迅速積累、膨脹的所有秘密所在。

　　層層壓榨盤剝，公司欺辱弱勢農民

　　農民為什么還選擇公司加農戶模式呢？

　　馬光臣認為，因為農民作為市場經濟的最弱勢群體害怕參與競爭：地位和力量不平等、信息資源匱乏和不對稱、科學技術推廣緩慢、自身素質低下，作物品種老化、單一，生產規模狹小、分散，農具、良種改良成本高昂……由于上述的原因，農民盲目生產、無序競爭，導致著農產品的頻繁的生產過剩，制造了一次次的“農業經濟危機”。

　　于是，在這種境遇下，中國的農民寧愿選擇“公司＋農戶”模式，也不愿冒傾家蕩產的風險去參與市場經濟的競爭。

　　可在“公司＋農戶”的模式中，農民總是處于劣勢，除保證農產品的基本銷路外，沒有得到更多額外的好處：農產品加工出口的增值利潤全部被公司占有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越來越少，企業主面對大量廉價的勞動力——農民，寧愿多雇傭“活的勞動工具”，也不會花太多的金錢和精力對農業生產技術和管理方式進行任何改進，他們把更多的金錢與精力花費到了賄賂官員上了。

　　馬光臣舉例說，去年五月份，濰坊對日本出口的菠菜檢測出農藥超標，日方提出抗議后，面臨日本對中國農產品全面封關的危險，國家商檢局專門派人到濰坊調查此事，事后確定公司必須有自己的蔬菜種植基地才能出口，因為只有大規模的生產基地可以按照現代化的農業技術去生產。

　　但農村的人地矛盾越來越緊張，特別是農業還算發達的地區，農民更看重自己的土地。當地一個比較大的蔬菜加工商，想購買一千畝土地，遭到當地農民的嚴厲抵制。加工商為此付出的成本也是高昂的，工作是繁瑣的，于是他們寧愿花大量的錢財賄賂走過場的官員，也不去建什么基地，既使建立自己的基地也是為了應付日韓的客商，也不會推廣什么農業新技術，既使在自己的農業基地上推廣先進農業技術，也不會對當地農民產生任何的好處。

　　老板們為了維持其利潤的最大化，對農民所需要的關鍵技術和市場信息進行嚴格的保密，以“公司＋農戶”模式控制當地信息、操縱當地市場，欺騙處于弱勢的農民，這讓馬光臣尤其痛恨：“去年春季‘非典’時期，日本市場對中國蔬菜產品沒有任何抵制，價格穩定，需求平穩，但當地的老板們卻聯合起來，封鎖任何的日本市場信息，胡說什么日本不要我們的蔬菜了，拼命壓低價格，僅幾天的時間，就將1元1斤的大蔥壓低到5分錢1斤，事后，日本客商才打電話詢問我們當地的實際價格，才知道那巨大的中間利潤被老板們獲得了。”

　　再例如養殖公司，公司高價賣給農戶的飼料和獸藥，往往是劣質的、低成本的，因為雞鴨吃了劣質的飼料就不能正常地生長，雞鴨用了劣質的獸藥就會死亡，如果雞鴨在規定時間內不能生長到公司要求的標準體重或是死亡，公司就按合同不收購農戶的雞鴨，并將押金作為違約金扣除，這對他們來說，何樂而不為呢？

　　再例如去年安徽、山東西南部發生洪澇災，加之前幾年，大姜價格大跌，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種植積極性，大姜種植面積大量減少。而韓國、日本對中國的進口數量大增，致使大姜價格飛漲，達到每公斤12元的歷史高價，但由于企業主控制了市場信息，農民對市場行情一無所知，他們大量兼并農民棄種的姜地，聯合起來，控制當地的市場行情，大量廉價收購農民廉價的大姜，高價賣出，所以即使在市場行情好的時候，農民也不會得到好處。

　　馬光臣自己總結分析到：農業的生產效率沒有因為“公司＋農戶”模式的推廣而得到真正的提高，農民在其中沒有得到多大的好處，以此實現農業現代化更是癡人說夢。

　　馬光臣的爺爺和父親都是村干部，這使得他心里總想著給農民找一條真正的出路，而到了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后，他說：“我覺得出路就是搞農業合作社，讓農民組織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