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多億浙江民資涌向全國

　　□新華社記者潘海平

　　在浙江，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浙江進一步的大發展，視野不能局限于本省范圍，必須跳出浙江求發展，推動要素配置從內源型向全球化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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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創造的GDP也是中國的GDP”，“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創造的財富也是中國的財富”，“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創造的繁榮也是中國的繁榮”……這一切正在成為浙江許多人的共識

　　“浙江人經濟”是什么？

　　去年下半年曾經出現過“把‘溫州人經濟’轉化為‘溫州經濟’”的說法，想必，“浙江人經濟”的概念源于此。因為，一般認為，溫州模式在浙江具有某種代表性。不過，由“溫州人經濟”延伸到“浙江人經濟”并非簡單地套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對浙江新一輪發展的思考。

　　“浙江經濟”和“浙江人經濟”，僅一字之差，在內涵上卻有很大差別。要弄清楚，有一條捷徑就是辨析GDP和GNP。

　　眾所周知，GDP是一年中本國(本地)國民和外國人(外地人)在本國(本地)所生產的商品與服務的附加值總和，是考量經濟發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標之一；GNP是一年當中由本國(本地)國民在國內外(本地區內外)新生產的商品與服務的附加值總和。

　　對照GDP和GNP的異同，“浙江經濟”的概念立足點在地域，是陸域10萬余平方公里和海域面積26萬余平方公里的浙江省范圍內，浙江人和非浙江人創造的經濟總量；“浙江人經濟”概念的立足點在“人”，是近4700萬浙江人在浙江省內外創造的經濟總量。

　　驕傲過后的憂慮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有兩件事情讓浙江感到驕傲：一是，浙江憑借先發優勢，成為全國經濟發展速度最快、最活躍的地區之一；二是，至少有300萬浙江人活躍在全國乃至全球各地，做生意賺大錢。

　　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盡管這種“驕傲”在繼續，但是，一種“焦慮”也開始蔓延。那就是，浙江人走出浙江，已經不是當年“年初赤條條出門，年末腰纏萬貫回家”那樣做的全是凈賺的買賣，而是大批上規模、上檔次的企業，帶著資金、人才、產品、項目“離家出走”，直接把金蛋下到別人的地盤上。

　　據統計，截至目前，在上海灘，有5萬多家浙江企業在發展，其中有一定規模的達2000多家。平均5家在上海注冊的外省市企業中，就有一家來自浙江。在上海經商的浙江人達25萬人，所辦企業注冊資本達610億元。浙江許多大企業如杉杉集團、均瑤集團、華立集團，紛紛把總部遷往上海。

　　在重慶，由鞋業巨頭溫州奧康集團牽頭，聯合其他企業投資10億元打造的“西部鞋都”已奠基。

　　在北京，全國最大的服裝批發市場、最大的燈具市場、奧運場館等項目背后，都閃現著浙江人的身影。

　　在全國，北至黑龍江，西達新疆，南到海南，無不有浙江民間資本擴張的事例。有數據表明，自“九五”以來，浙江已有7000多億元民間資本進入全國各個領域。僅溫州一地的不完全統計，已經有超過1000億元資本流向外省市。

　　此外，近5年浙江新批境外投資項目611個，是前20年總和的1.3倍，對外投資達1.42億美元。據現有的統計數字，截至2002年底，浙江已在104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境外企業1081家。外經營業額從1997年的2.3億美元，達到當年的10.5億美元，增長3.6倍。

　　不言而喻，面對洶涌的“資本外溢”，起初，浙江有些地方政府的感受是復雜的，不解、煩惱乃至怨天尤人，各種招數也紛紛出籠：有的苦口婆心地勸解挽留；有的許以優惠；個別地方甚至用起“穿小鞋”的辦法……然而，當時間漸漸過去，人們在深入的思考中發現，流動性是資本不可或缺的天然稟賦，當資本擴張的欲望與所在區域的資源、空間發生矛盾時，其外溢也就無法回避。

　　“能源荒”比非典更可怕

　　“浙江人經濟”甫一提出，就被許多人懷疑為是“資本外逃”的正面表述。或許，“浙江人經濟”比“資本外逃”和“資本外溢”聽起來都要柔和得多。不過，資本從浙江流出，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并非完全是負面的概念，而可能蘊涵著某種必然。

　　浙江經濟能夠超越國家投資少、資源貧乏等諸多局限獲得持續多年“井噴”式增長態勢，主要得益于體制創新的先發優勢。“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近20多年的發展令人驚詫：從1978年到2003年，GDP年均增長13.1%，比全國平均增幅高出3.7個百分點；人均GDP從331元增加到19730元，按同期匯率已達2383美元。去年，雖受非典疫情和持續干旱缺電的嚴重影響，浙江的經濟增長仍然取得自1996年以來的最高增幅，達到14%；全省GDP生產總值突破9000億元大關，達到9200億元。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浙江原來的先發優勢已經難以快速牽動浙江經濟這列越來越龐大的列車。經濟發展的“硬件”制約開始浮出水面。新世紀伊始，在經濟呈現出裂變增長態勢的浙江，“成長的煩惱”接踵而至。

　　土地、能源、人才乃至水等重要生產要素全線告急。

　　浙江現有耕地3188萬畝，劃定基本農田2711萬畝，建設用地只有400多萬畝。按前些年平均用地的勢頭，土地的回旋余地已很有限。溫州、臺州、義烏等地，數以千計的企業排隊等地。紹興縣委書記徐紀平說，按照眼下的發展態勢，紹興縣3年之內就將遇到“發展極限”問題，大的生產要素嚴重短缺，特別是十分有限的土地資源，無法支撐高速的GDP增長。近年，紹興不得在海涂上圍墾了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解燃眉之急。

　　“能源荒”是前年以來徘徊在浙江大地的最令人焦慮的陰影。據介紹，去年非典給浙江GDP造成的影響是0.3個百分點，而“能源荒”卻達到0.6個百分點。

　　流動的農民工是浙江多數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職工隊伍的主流，成熟的產業工人隊伍總體處在缺少狀態，給企業的管理和穩定帶來困難。而“技工荒”更使不少先進的生產線難以有效運轉。在浙江不少地方，出現“10萬年薪招不到一個鉗工”的現象。

　　溫州真的要“沒落”？

　　浙江人是最能跑的中國人，溫州人是最能跑的浙江人。溫州的“資本外溢”當然在浙江顯得最為壯觀。而恰恰從1998年以來，溫州GDP年增長率開始放慢，直到近年GDP增速在浙江排名“倒著數”。于是各種輿論紛起，有人說“溫州沒落了”，而且，不少人把這些結論歸因于溫州的“資本外溢”。

　　然而，溫州真的“沒落”了嗎？由于溫州GDP的基數比較大，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要有10億元的增量，增速的波動是情理中事。去年，溫州全市GDP達到1220億元，增長14.8%，是6年來最好的；財政收入完成151.8億元，增長20.2%；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35元，增長9.9%，居全省第一。從具體的數字看，溫州經濟的發展仍然是“絕對速度”。

　　無獨有偶，幾乎就在同一時期，溫州的經濟出現了明顯變化：一是工業經濟整體實力增強。在規模以上工業保持穩定增長的同時，規模以下工業的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去年全市工業增加值增幅比上年提高3.6個百分點。二是市場自主擴張成為需求拉動的主力。去年全市工業性投資增長24.9%，農村投資增長68.2%，圍繞產業帶建設的投資增長68.4%。三是經濟運行質量明顯提高。去年1—11月，全市3614家規模以上企業實現利稅98.3億，增長21%，其中利潤54.37億元，增長24.9%；四是資金供求形成新的擴張，貸款增長旺盛。去年末金融機構貸款余額達1312.94億元，增40.8%，是歷年來的又一新高峰。

　　溫州的有關領導認為，資本有獲利的功能，哪里有利可圖就會往哪里流。認識資本流動要看其流動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不能片面地理解為“資金大逃亡”。資本的健康流動能夠提升經營者的綜合水平，并實現資本在更高水平的運作。

　　癥結在粗放型的增長方式

　　不過，一個現實的問題是，“浙江人經濟”能為“浙江經濟”帶來什么？最直接也是最容易讓人接受的是，不管人在哪里，浙江人的根還在浙江。比如，有關數據統計，春節前的10天之內，外地通過銀行匯到溫州的錢，平均每天有20多億元。

　　但是，“浙江人經濟”的內涵遠不會如此膚淺。“浙江人經濟”催生了“浙江經濟”升級換代的內在需求。

　　面對經濟發展與資源短缺的矛盾，浙江省提出加快建設“五大百億”工程，重點破解電、水等供應緊張以及部分干線和城市交通擁堵等突出矛盾。全力拓展騰挪的空間。同時，浙江也認識到，要素支撐和環境承載能力的“瓶頸”制約，固然與浙江省經濟快速發展密不可分，但也與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有很大關系。從能源消耗看，浙江省主要產品單位能耗比發達國家高30%以上，能源利用效率比發達國家低10多個百分點。

　　浙江省省長呂祖善說，“解生產要素和基礎設施瓶頸制約，必須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前提，否則不管建多少能源和水利工程，有限的資源總有斷檔的一天。可以說，浙江省的要素支撐和環境承載能力，已不允許繼續沿襲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加快轉變增長方式，浙江這趟快速列車將會有跑不動的一天”。

　　有人說，當微軟在全球范圍內尋求最佳投資地點的時候，美國并沒有因此就失去微軟，更沒有失去微軟向外擴張所帶來的利益。因為，微軟的技術沒有轉移出去，而它才是微軟的財富之源。

　　對于大多浙江企業來說，“資本外溢”不僅得到了資源、人才和利潤，更重要的是走上一條技術和經驗積累的捷徑。對于這一點，浙江的萬向集團公司感受深刻。2000年，萬向集團就整體收購始建于1923年的美國舍勒公司，該公司是美國汽車市場上的三大零部件生產供應商之一。萬向集團是在1984年開始與該公司合作的。合作后不久，舍勒公司提出獨家代理萬向的產品，凡是萬向的產品，都必須經過舍勒公司才能出口。萬向的“當家人”魯冠球斷然拒絕了這一壟斷性的要求，舍勒公司也隨之斷絕了與萬向的業務關系。突然失去舍勒的萬向，一下子陷入了僵局：當時舍勒掌握著萬向外銷的主要渠道，一時間，萬向的產品大量積壓。

　　萬向美國公司負責人說，“做市場與搞推銷在本質上完全是兩碼事。好比手里有蘋果，搞推銷是把蘋果賣掉完事，而做市場則是要在那塊土地上開辟一個蘋果園”。

　　如今，當萬向成功地獲得了舍勒的品牌、技術專利、專用設備及全球市場網絡，舍勒成了萬向集團麾下的美國子公司，讓萬向在美國市場每年至少增加500萬美元的銷售額。更深遠的意義還在于，萬向產品有了美國當地品牌、技術和生產基地的支持，這令萬向產品幾乎是在一夜之間融入了美國市場，而且就此擺脫了受制于人的局面。

　　省內的，省外的，都是中國的

　　“GDP記到別人賬上，稅金繳到別人的口袋”，在浙江，也聽到這樣一種對“浙江人經濟”的理解。不過，在政府層面，一些新的心態由此產生：

　　———自省心態。“資本外溢”引發的緊張感，讓多數政府干部在找了客觀原因之后，自然而然地尋找起主觀原因。政府在這種深切的體會中加快了職能的轉變。經過近年來兩輪審批制度改革，浙江省原先的3200多個審批項目，經撤消、合并已減至850項左右。

　　———開放心態。在浙江，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浙江進一步的大發展，視野不能局限于本省范圍，必須跳出浙江求發展，推動要素配置從內源型向全球化轉變。浙江省正加快接軌上海、融入長三角，積極響應中央實施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戰略決策，進一步加強與中西部地區在能源、原材料等領域的合作，與東北地區在資源、市場、人才和產業等方面的合作。此外，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使境外資源和要素為我所用，在更寬廣的舞臺上贏得更大發展。

　　———合作心態。去年底，浙江分別與山西省的大同煤礦以及主要礦區分布在山西和內蒙古一帶的神華煤炭運銷公司、中國煤炭進出口公司分別簽署了煤炭供應中長期合同。按照這個合同，從今年起，3家大型煤炭企業將在現有基礎上逐年增加年供應量，到2010年，年供應量將分別比2002年增加1000萬噸。也就是說，到2010年，浙江僅從這3家煤炭企業就可以獲得至少4000萬噸的電煤供應。

　　———大局心態。“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創造的GDP也是中國的GDP”，“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創造的財富也是中國的財富”，“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創造的繁榮也是中國的繁榮”……這一切正在成為浙江省上上下下的共識。去年底，在呼和浩特舉行的浙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經濟發展交流會上，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楊晶一番講話贏得在座兩地干部一陣掌聲。他說，內蒙古近幾年將新增加3000萬畝耕地，可組織浙江農民和農業企業前來經營，從而形成浙江省在內蒙古的“糧食飛地”；浙江供應蒙古國和俄羅斯的邊貿產品可以到內蒙古建立加工園區，浙江方面可以把稅務機構同時帶到園區，從而形成“工業飛地”；內蒙古還可以把新的煤礦交給浙江的企業開發，把生產的煤炭運回浙江，從而形成“能源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