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袁衛東 發自呼和浩特

　　如果您從沒留意過在超市奶品專區擺放醒目的伊利牛奶，沒有走進過商業街上的鄂爾多斯羊絨服飾專賣店，也沒有和朋友約在“小肥羊”連鎖店打過牙祭，您想必仍對神州5號升空印象深刻，記得航天英雄楊利偉的名字。在“中國人民飛起來了”的歡呼聲中，一家來自內蒙古的乳品企業以驚人的反應速度通過各大媒體對全國消費者說：“蒙牛牛奶，中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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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員專用牛奶！”

　　在騰格爾唱遍中國的《蒙古人》的悠揚歌聲里，伊利悄然登上了中國乳業的冠軍寶座，而蒙牛和“小肥羊”先后兩年成為“中國成長企業百強冠軍”。“要讓青草覆蓋的地方，都成為我的牧馬之地”，成吉思汗昔日的豪情消隱幾個世紀后，在關于長三角和珠三角的漫天新聞中，內蒙古的“草原經濟兵團”突然厲兵秣馬，揮師南下。

　　風塵已逝

　　在這之前，內蒙長期以一個遙遠的北方邊陲形象，落寞在中國主流的經濟發展潮流之外。盡管，國家主導的工業化曾刺破草原的寧靜，在富有礦藏的內蒙大地，留下一批鋼鐵、煤炭、電力的大型國有企業。但這依舊沒能改變內蒙浪漫而憂傷的敘事，“藍藍的天上白云飄”，白云在大地上卻留下了貧窮的陰影，外省人對內蒙“抱著金飯碗討飯吃”的揶揄不絕于耳。

　　內蒙并不甘愿扮演這樣的角色而不自醒。

　　正如中國所有的區域，從上個世紀80年代，市場經濟以魔鬼的方式，從潘多拉的盒子跳出后，這里的財富積累史就拉開了狂熱的序幕。黃芪、黨參的種植熱潮；獲取“軟黃金”羊絨的養羊狂熱；沉醉和追尋黃金的“淘金熱”；對陰山山脈中的礦藏毫無節制的炸山開采……這樣的致富故事，充滿掠奪色彩。在狂熱的出賣初級原料產品的致富運動中，很難產生真正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物，更不要說企業群落。優勢資源的無序“噴發”，反使內蒙成為財富的漏斗，生態的災難。

　　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坐標軸上，內蒙曾經兩次震動中國。

　　一個插曲是“內蒙軍團”在保健品行業異乎尋常的崛起。來自呼和浩特的數十萬營銷大軍，包裝外省的保健品資源，縱橫馳騁于大江南北，曾經將市場的攻擊力達到極致。當年，大名鼎鼎的“三株”是其達到巔峰的一個標志。但保健品行業的痼疾，讓“內蒙軍團”的成功大打折扣。

　　當90年代后幾年，從北方大漠漫天而來的沙塵暴重創北京，內蒙再次贏得關注。但這絕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業績，相反是其長期以來經濟發展方式落后的大暴露。在漫天沙塵下，內蒙古的故事由草原向沙漠滑落。

　　塞外崛起

　　但2003年歲末的兩個場景，充分展現了內蒙古經濟中正在出現的新氣象。一個在媒體耀眼的鎂光燈下，一個則來自默默無聞的民間。

　　就在蒙牛董事長牛根生躋身央視年度經濟人物、穿行在鮮花和掌聲中時，在遠離內蒙首府呼和浩特上百公里的烏蘭哈達偏僻大山里，一個名叫武喜平的農民最終賣出自己最后一批羊，徹底改為飼養奶牛，并且舉家從大山里搬遷到土默特平川的察素齊市。那里離奶站的距離大大縮短了。武喜平是半農半牧地區的一個典型農民，他所出生的烏蘭哈達，是天然的山地牧場。羊群曾是這里最主要的財富。在武30多年的經歷里，他曾經卷入淘金熱的狂潮，在當地鄉鎮企業興起時，也進礦廠做過工人。當小礦廠倒閉后，武又回到羊群中積累財富。但這一切歷史在乳業公司強勁擴張的鏈條中都徹底成為往事。

　　當記者驅車趕往呼和浩特近郊的和林格爾縣，在冰雪覆蓋的盛樂經濟園區的公路兩旁，看到了蒙牛乳業高聳閃亮的一排巨大的不銹鋼奶罐。

　　巨型透明玻璃后，上百根嶄新的管道縱橫交錯，與巨大的奶罐相連，新鮮的牛奶就是通過這些管道和閃蒸裝置，成為傳輸帶上一盒盒奶包。所有的生產和裝卸都自動化進行。兩個技術員盯住幾個電子大屏幕，就監控了整個過程。穿著白色工作服的蒙牛員工唯一可做的是，巡回擦拭著工廠的各個角落。穿著藍色工作服的利樂公司員工，檢查著各條流水線。作為全球最大的奶業設備商，利樂在完成這個工程后，已經將自己的辦公室搬到廠里，與蒙牛一起工作。

　　面對眼前這個被世界500強企業利樂公司稱為乳業的“全球樣板”的工廠，很難想像1999年蒙牛才誕生于呼和浩特居民區的一間小平房內。這一成長速度同樣震驚了先后前來視察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政協主席賈慶林。而此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在1月份視察內蒙通遼時，考察了蒙牛的通遼基地。新一屆中央政府3位領導成員先后視察蒙牛，堪稱殊榮。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央視領獎臺上的牛根生與烏蘭哈達大山里的養牛人武喜平，兩個人的命運密切相關，甚至互為因果。正是伊利、蒙牛、草原興發、億利、小肥羊等一批以“草原概念”為核心、立足內蒙核心資源打造產業鏈條的企業群，為內蒙帶來了新的市場競爭力。這似乎代表了內蒙板塊從邊緣進入主流，從沙塵暴經濟轉向良性發展的新路。

　　牛羊的經濟學

　　接下來的問題自然是，這家制造牛奶的公司，何以短短5年里，獲得如此驚人的成長速度？牛根生與武喜平的命運究竟如何相關？

　　這說清楚必須要回到1999年的原點上：一個國家級貧困縣和林格爾與一個同樣弱小的蒙牛的結盟。在這一年，從一個洗奶瓶工人成長為伊利副總的牛根生被伊利開除，與一批原伊利的專業團隊創辦蒙牛；而和林格爾縣窮則思變，為走出貧困，當時的縣長呂慧生，決策建立盛樂經濟園區，蒙牛是招商引來的第一家企業。在蒙牛與和林格爾故事的民間版本中，充滿了雙方如何相互欣賞的細節：都認為對方是“能干大事”的人，縣政府出面平息當年牛根生的“募股集資風波”；在水、電、氣配套工程外，還出錢買土地扶持蒙牛建設工廠。但在牛根生與呂慧生之間，對“草原經濟”的高度共識才是他們發展共榮的最堅實基礎。那就是抓住內蒙最優勢的東西。做牛奶，哪個省份能夠做過內蒙？和林將盛樂經濟園區定位于農牧加工為主，食品加工業為核心。正是在這個原點上，蒙牛尋找到了“根”，將“草原概念”轉化為真實的產業鏈條和基地，摸索形成了其打造高速成長乳品企業的經驗和方法，再將其復制到內蒙其他地區，在草原上建造其龐大的奶業王國。要制造牛奶就必須有奶源圈。這個鏈條把牛根生與武喜平通過一滴牛奶緊緊聯系在一起。盛樂經濟園區總經理李公社為本刊解讀了這一鏈條：蒙牛要“造奶”，和林農民就養牛。1999年和林只有2000多頭牛，而到了2003年達到6萬多頭。當地有4萬多農戶飼養奶牛。企業并不直接投資做每一部分的工作，但企業在乳業的每一環節都施加了影響力。

　　凡是從外購進的奶牛，能夠每頭獲得銀行貸款幾千元的支持，由蒙牛在銀行擔保。產出的牛奶，凡是蒙牛簽訂協議的奶戶，蒙牛保證收購。“集中擠奶”的奶站由民間投資，200頭奶牛就可以建一個奶站，蒙牛對奶站給予補貼。鏈條仍在伸展，部分農民開始種草，牛吃什么就種什么。以前和林種各種雜糧，沒有目標；現在則大面積種植優質牧草，包括從澳大利亞引進的紫花蓿苜。蒙牛同樣支持放種籽，負責收購草。和林格爾的產業結構竟然被“一滴牛奶”調整了。

　　“龍頭企業＋基地＋農戶”的典型道路就此完成。養牛，運輸牛奶，營銷產品，工廠做工，和林格爾有10萬人被卷入蒙牛所牽動的這個乳業鏈條里，而和林整個縣只有18萬人口。蒙牛在4年間從中國乳業第1116位，上升為第4名。在此同時是一個貧困縣的崛起。在內蒙古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阿巖教授的研究報告里，和林格爾的GDP在1999年之后，每年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長，與蒙牛的發展是兩個同步高速上升的曲線。

　　現在和林基地的輻射半徑迅速擴張，已達到350公里左右。蒙牛隨后將和林格爾的基地經驗輸出，在內蒙磴口、興安盟、通遼和北京通州復制。蒙牛的產業鏈已經輻射近百萬人。

　　而伊利與蒙牛流傳已久的“同城恩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都選擇了同樣的道路。數據顯示，伊利現有奶牛基地3個，簽約奶牛22萬頭，上下游產業鏈輻射人口也在百萬左右。

　　在這條路上同樣飛速崛起的“小肥羊”，給內蒙版的成功故事增加了羊肉的鮮味。這家在包頭以涮羊肉火鍋起家的公司，5年里在全國開設了660家分店，達到35億元的銷售規模，2003年成為中國成長企業百強冠軍。“小肥羊”在中國連鎖餐飲業，僅排在“龍頭老大”跨國公司百勝集團之后。即使對于創始人張鋼而言，這也有些出乎意料。

　　2004年的張鋼，清醒地對記者概括出“小肥羊”崛起的原因:“內蒙的資源＋全球連鎖經營的觀念和方法”。

　　在“小肥羊”的背后，是錫林郭勒草原的羊群，小肥羊數百家連鎖店一年有400萬只羊的消耗量。錫林郭勒草原產生了連鎖的變化：“每斤羊肉上漲2元；先進的澳大利亞羊胚胎移植技術引進；天然牧場圈起來不讓放牧，打草冬天喂羊……”胖胖的張鋼從容地為記者細數諸般變化。

　　促動錫林郭勒草原改變的，還有先行企業“草原興發”，該企業創業初期將內蒙古赤峰市、河套地區、甘肅河西走廊等十幾個地區的養雞農戶納入了肉雞產業化的鏈條中。隨后開始建立“羊產業”，在以錫林郭勒草原為基地的最初實驗中，草原興發以“羔羊肉生產模式”和“建設養畜”的思路，應對草原沙化的生態處境，使草原上傳統的粗放型畜牧向現代集約型畜牧業迅速轉型。

　　草原興發通過收購、兼并等方式，將北方諸省牧區的50多家肉羊屠宰加工廠納入旗下，并通過“銷售服務、技術服務、融資服務”等措施，與2萬戶牧戶和家庭牧場建立了比較緊密的聯系，形成了對中國北方草原肉羊資源的戰略控制之勢。

　　這批“草原概念”的企業，使傳統的“公司＋農戶”演變出不僅包含金融、科技、服務工具，還出現了基地，奶站、飼養小區、合作社、協會等中間組織形態。千百萬分散的農牧民被整合起來，為規模龐大的全國市場生產。在草原廣闊的空間里，這是前所未有的變化。

　　“沙塵暴源頭”的新實驗

　　與抓住養殖鏈成長起來的企業相似的，還有利用草原特有植物種植鏈的保健品企業。阿拉善騰格里沙漠中宋軍帶領的蓯蓉集團是最典型的代表。

　　穿行在阿拉善的茫茫漠上，被稱之為“固沙植物先鋒”的梭梭零散出現在視野里。這里是中國沙塵暴的源頭之一。歷史上從賀蘭山到阿拉善的額濟納旗有一片長800公里，寬30公里的沙漠屏障梭梭林，但建國50年，被破壞僅余不到18%。而具有良好的保健功能、被譽為“沙漠人參”的蓯蓉，就寄生在梭梭的根部。為加強對內蒙沙塵暴源頭的生態治理，國家鼓勵退耕還草，退牧還林。但現實的問題是，農牧民今后的替代產業是什么？退耕、退牧，一畝地國家補貼30元，期限只有3年。宋軍的蓯蓉集團的壯大，正好契合了阿拉善盟政府的“轉移戰略”。

　　阿拉善左旗書記張寬治向本刊記者闡述了由前盟委書記伏來旺提出的“轉移戰略”，就是把人口向城市集中，教育向城市集中，人、財、物向城市集中，使生態具有了自然恢復的可能性。這需要將一部分人向工業轉移，一部分人向高效農業轉移，一部分向生態旅游轉移……宋的蓯蓉產業顯然是轉移人力的一個重要去向。原來，蓯蓉產業的鏈條恰好存在一個天然的邏輯：你要得到蓯蓉就必須保護梭梭，必須種植新的梭梭林。這樣蓯蓉產業就與高度敏感的阿拉善生態保護掛上了鉤。

　　這是巴潤別立鎮孟根塔拉嘎查的梭梭林基地，以前是阿拉善左旗集中搞農業的地方之一。以前種植玉米的沙化土地，正生長著人工培育的梭梭林。林基地產的蓯蓉被位于幾十公里外的巴彥浩特鎮的蓯蓉集團收購。這家1984年起家的企業，主業一直為蓯蓉的研發與生產，旗下知名的產品是蓯蓉酒和蓯蓉養生液，目前蓯蓉膠囊正在北京醫科大學接受臨床試驗。史玉柱介入蓯蓉產業的新聞也在這個冬季傳播得很遠。　

　　“外來的和尚”宋軍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安徽人，宋的團隊先后選擇過麻黃、葡萄、啤酒花等農產品加工項目。宋在寧夏的創業經歷幫助他熟悉了“原料基地＋深加工”的經營模式。1998年，進入阿拉善大漠的宋，控股蓯蓉集團。5年之間，已經將近億的財富注入這片北方沙漠。他獲批了20萬畝戈壁沙漠，建立了6個梭梭、蓯蓉種植基地。

　　但對于改造沙漠的雄心，數千萬的投入只是“初級階段”。宋發現自己的資金動力不足了，蓯蓉產品在全國市場的啟動恰逢半途。宋積極尋求更大規模的資本進入沙漠產業，與他同樣擁有巨人集團背景的史玉柱介入蓯蓉業的起因大概如此。而宋的沙漠產業正在吸引國際資本的投入。據悉，北京與意大利政府為2008年奧運會合作的環保工程，其中有1000萬歐元準備投向這個正在沙塵暴源頭展開的蓯蓉產業鏈。

　　在蓯蓉集團前面，行進著可以說是已漸成功的億利集團。在緊鄰阿拉善沙漠的庫布其沙漠，億利資源集團的總裁王文彪在沙漠中種植甘草，治沙與創富結合。

　　這是一個內蒙黨委書記儲波都一清二楚的故事。億利從沙漠鹽場起家，成長為十億級的企業，與農民結成聯合體，農民投入勞務，億利提供種苗，收購甘草。在央視鋪天蓋地的億利甘草良咽片的產業源頭正在于此。

　　向上的力

　　草原概念企業群不僅有與千百萬農牧民結合、向下扎根的力，同時也借助向上生長的提升力，加入與主流發展同步的公司建設。

　　年輕的經濟學人鐘朋榮曾用“小狗經濟”來形容迅猛崛起的浙江產業群，密布在當地的是眾多家族企業和家庭工廠。我們可以用“牛羊經濟”來對內蒙新的經濟現象作典型的概括，其背后是千百萬在產業鏈條中重新被整合的農牧民。這些懷有強烈改變生存處境原動力的農牧家庭，與龍頭企業形成的產業組合，爆發出強勁的生命力。

　　在關于中國成長企業百強的評判中，有一段評語這樣寫道:“值得注意的是，本屆百強首位的‘小肥羊’，與去年位列榜首的蒙牛都來自內蒙，證明該地區不僅天然資源豐富，而且管理水平以及商業理念都在迅速提升……”

　　這是一個“走出內蒙”的過程，也是一場顛覆行業秩序的企業競賽。沒有這些企業在全國市場的沖擊力，內蒙難以轉化原始的資源優勢;沒有這些企業尋求更為先進的經營方法，內蒙新興的產業鏈條難以長成。從這個意義上，“走出內蒙”是雙重的。這不僅是市場的擴張，也是企業家精神的張揚，最終將內蒙的資源與外部優秀的經營管理理念結合。

　　牛根生是罕見的以只有5%的股份掌控企業的民營企業家。蒙牛以最初的7個發起人開始，最終贏得美國摩根斯丹利、英國英聯、鼎輝投資公司的參股投資。跨國投行在蒙牛股份占到32%。蒙牛的9個董事會成員有3個外國董事，戰略決策已經是國際化的規則。

　　“小肥羊”的興起，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它在努力學習全球商業連鎖的方式。但更為隱秘的事實是，在4年間，張鋼和另一位創始人將50%的股份出讓給加盟小肥羊的投資者，以吸納來自全國的民間資本和創業人才。18位股東，集體相互約定，以團隊精神維護公司的發展，不允許企業家族化。

　　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家誕生才4年的企業，很可能年內就將踏上在香港上市的道路。

　　這樣做企業的胸懷并不多見。在領跑20年之后，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多少企業群落在家族制中打轉！即使是伊利，草原興發等“老牌”企業，在國內A股上市，獲得在上個世紀90年代興起的產業資本后，在整個90年代都在低調地致力于企業轉體，實現管理層持股的產權變革。

　　這些不被挖掘的事實，實際上顯示了內蒙的核心資源正在吸引國內和國際有前瞻性的資本進入。正是各種資本的力量及其規則在塑造這批“草原概念”的企業。所以，這些企業能夠在短短的時間里超越國家和地方政府在內蒙幾十年間開發的煤炭、鋼鐵和電力等龐大的國有企業，成為代表內蒙經濟新氣象的新銳，其實并不令人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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