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王纓桑梓孔龍

　　保持沉默的大多數〗

　　這次國資委的年薪制改革，顯然對其最關心的莫過于那189家中央企業的掌門人了——一紙文件，一紙責任書，這兩張紙就將決定他們最切身的利益：他們的經濟處境，他們的 市場地位，他們的經營行為，他們的價值取向，乃至他們的人生追求……

　　而他們對于這次改革的反應與態度，無疑是各界反應中最直接，也是最關鍵的。于是，我們迅速與全國十多家中央國企的掌門人取得了電話聯系，希望聽到他們在第一時間最真實的聲音。

　　然而，幾乎所有的國企經營者，包括平時與我們相識相知、無話不談的經營者，此時卻都不約而同地找出各種理由來回避，諸如：年底總結太忙、正在出差未歸、組織紀律難違……而面對我們鍥而不舍地探求，他們也只好拿出另一個很真誠的“盾牌”：“這件事再過一段，我可以好好跟你們談一談，但現在……”這些平時氣吞山河、指點千軍的“名帥”，此刻似乎集體達成了一個心照不宣的默契：沉默，堅決沉默……

　　敢于直言的極少數

　　但在我們廣施谷種的同時，也并非顆粒無收。甚至可以說，越是在大家低頭不語的時候，那僅有的聲音就越發顯得響亮和可貴。

　　比如，在我們電話采訪到一位在京中央國企總裁時，他在要我們保證不披露其身份的前提下，直言不諱地質問：“國資委出口就是25萬，憑什么？”當我們問他是否已經與國資委簽約時，他不屑地說：“誰會跟他簽？！”于是我們馬上問為什么，他說：“這個東西要由市場來定，職務、人力資本要經過市場才能衡量。所有相關的商品價值、價格，都是交換出來的，應該是雙向選擇。”我們馬上猜測是不是嫌25萬太低了，他馬上首肯：“沒錯，是低了！”我們又問這是不是意味著當前很多中央國企總裁的年收入已經達到25萬時，他證實說：“大部分都拿到了這個數，甚至超過這個數。”

　　其后，我們又撥通另一位身在南方的中央國企總裁的手機，當我們剛剛說明采訪主題時，他便語氣緩和但搶先表態說：“我覺得目前我在媒體面前批評國資委，恐怕不好吧。”雖是婉言拒絕，但態度明確，大大出乎我們意料。繼而我們追問為什么，他說：“現在，我們只想與國資委高層進行談判。在這之后，我們才好對外講。”此后我們再問，他都以“這不是一兩句能說清”為由拒絕再深談了。

　　沉默，等于無言嗎？

　　相對于189這個三位數，寥寥個位數的聲音顯得微不足道。為什么他們不愿對此多談一字？僅僅因為話題事關他們的切身利益嗎？這里或許有回避隱私的成分，但顯然又不完全是。因為我們關心的并不是具體的簽約金額，而是對一種機制建設的探討。而采訪中，他們的瞻前顧后，他們的欲言又止，都讓我們感到了他們內心另有一份難言之隱。

　　沉默，表面上只字未吐；但沉默，已經表明了一切。顯然國企經營者們有很多話要說，但礙于現在的體制環境，他們不敢說。甚至一位與我們平時私交很好的國企經營者，在我們苦等數小時的情況下，寧愿忍痛對我們說：“這個話題實在不能說……以后，我們談什么話題都行！”這種話顯然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輕易說的。而那敢于表態的幾位匿名經營者，雖然寥寥，卻可能代表了大多數沉默者的心聲。

　　為什么他們不敢說？為什么他們不敢公開說？他們作為人力資本，既然得到了政府的認可，那他們為何仍不敢公開爭取自身的權利？如今的沉默，只說明了我們的國企改革離建立起真正的經理人市場，建立起真正的雙向選擇機制，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博弈平臺，還有很長的距離。□

　　資料：【年薪制在中國：一波三折】

　　我國的年薪制試點是從1992年在上海開始的。1992年，上海市選定了上海英雄金筆廠等3家企業，在全國率先試行年薪制。同年，經國務院同意，還頒發了《企業經營者年薪制試行辦法》，并在全國100家國有企業進行試點。據不完全統計，1997年至今，全國實行年薪制試點的企業已達上萬家，試點范圍擴至大型國企，涉及深圳、湖南、湖北、河南等20多個省市。據抽樣調查，1998年已實行年薪制的企業經營者占總人數的17.5%。其中，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私營企業所占比例分別為15.2%、20.2%和41.4%。

　　1998年1月，原勞動部曾宣布在全國暫停實施年薪制。這期間，國有企業僅有15.2%試行了年薪制。據說，造成年薪制推廣步履維艱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經營者自身存在一定的畏難情緒。2003年11月25日，國務院國資委正式下文件，對189家中央直屬國企經營者實施年薪制激勵考核。目前，我國能較好發揮激勵作用的形式主要有三種：年薪制、股權制、職務消費貨幣化。除了年薪制外，其余激勵形式使用的較少。

　　盡管近年來年薪制的呼聲甚高，反對的聲音卻一直存在。但曾經體驗過年薪制夭折滋味的貴州茅臺酒廠總經理喬洪，在二次體驗年薪制時感慨說：“獎金只是一種恩賜，而年薪制是一種制度。不是你愿意給多少就多少，而是應該拿多少。作為一種制度，應該是一以貫之。年薪制拒絕紅眼病！就是一個金娃娃，也要讓他抱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