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ARS給人們帶來的一片慌亂中，許多企業與醫護人員一樣顯示了應有的勇氣和社會責任感，自覺主動地尋找捐贈的途徑。隨后，民政部、財政部、衛生部以及地方稅務單位也相繼發布了規范捐贈機構和免稅等政策。與1998年抗洪時期自上而下、帶有行政色彩的捐款模式相比，企業此次為抵抗這場突如其來的疫病所迸發出的熱情更值得思考。

　　很多人沒有把這場突如其來的疫病當回事兒。據悉，有的企業家頭一天還笑談SARS對

于個人的或然性，一旦發覺SARS真的是回事的時候，立即考慮企業應該做什么，第二天就做出捐款或者捐物的決定。這次，國內企業搶在了外企的前頭了。截止5月12日，北京市民政局公布總共收到全國各地捐款2億元，物資價值5000萬元。什么妨礙了企業捐贈？

　　雖有很多國內企業長期堅持做公益，但公眾覺得企業似乎很被動，是被政府牽著走，企業做公益還沒有形成社會風氣。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事業發展部籌資與宣傳處的汪葆明女士和北京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負責宣傳的韓女士都談到，這兩年國內企業做公益的興趣比以前大增。韓女士分析，這與2001年我國修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有關，現行的法律允許企業捐贈在稅前百分之百扣除。而以往的法律規定，僅有3%的優惠。設若企業捐贈100萬元人民幣，那么企業僅有3萬元是不需上稅的，另外的97萬元的稅負仍然要由企業承擔。韓女士認為，新法律出臺刺激了企業的捐贈興趣。

　　以往曾有基金用途不透明給人們造成的信任危機，而目前基金會都已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據記者調查，妨礙企業捐贈另有兩點“意外”原因。

　　國內很多基金會仍然帶有半官方的性質，工作人員將其視做謀生的飯碗，并非如同國外那樣是因為樂于做義工而投身這項事業，因此在缺乏物質刺激的情況下，很多工作人員接待企業時態度冷淡，那些捐贈與否尚在兩可之間的企業便打了退堂鼓。此外，一些企業缺乏明確捐贈意向，而基金機構提供的可行性捐贈項目也較少，因此，在國內企業缺乏做公益事業的經驗的情況下，顯得反應遲鈍。看出三步之外

　　SARS讓國內企業的自我公益意識覺醒了。招商銀行相關人士對于此次捐款的解釋最能代表企業心聲：“以往的抗災總覺得離自己很遠，是一個局部的災害，雖然該捐助的也捐助了，但這次SARS直接讓人感覺到了它對于我們經濟生活的影響，疫情給全社會帶來的壓力，國家遇到困難了，企業不能坐視不管。”SARS逼迫企業必須看出企業自身利益的三步之外。

　　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喻國明教授認為，國內企業之所以表現如此突出是因為SARS傷害的是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的秩序。以往人們一談到市場經濟，看到的都是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競爭的一面、對立的一面。而SARS讓人們看到了市場經濟的另一面——不同利益集團是一條船上的，人們共同參與市場經濟，維護的是一個共同的經濟基礎。企業公益意識的自我覺醒與我國經濟十幾年的發展程度相關，幾年前企業只是關注短期利益，因為他們只有能力解決“近憂”。現在在歐美經濟發達地區，很多企業都在捐助基礎的科學研究項目，似乎與企業主業沒有什么直接關系，但是遠期來看，社會狀況變化和對未來的探知都會影響企業生存環境，因此，國外企業的公益意識都比較強。公益活動：企業救生圈

　　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教授分析企業做公益事業的成本與回報說：“傳統觀念定義企業責任時只強調它的資產增值，而現在強調現代企業還必須具有社會責任感。二者看似矛盾，其實不然。因為現在企業不是生活在荒島上，而是生活在一個開發的環境中，要與各種社會主體發生關系，他們必須符合現代的法律準則和道德準則。企業必須有自己的正義感，這至少有兩方面的好處：其一，當員工認為企業很有正義感，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為社會謀利益的時候，他的行為是不用被監督的，企業的凝聚力也會提高，這本身就會為企業節省成本。其二，企業為社會捐款捐物是超越企業利潤的行為，企業的誠信度得到提高，也增加了人們對于產品的認知度，增強產品在消費者那里的號召力。”

　　公益活動提升乃至改變企業在公眾心目中形象的例子并不鮮見。人們歷來攻擊微軟公司的壟斷，但是自比爾·蓋茨公開表示將僅僅給兒女留2000萬美元，其余的財富都用于公益事業之后，微軟公司改變了在人們心目中掠奪全世界財富的形象，有可能這是微軟躲過被拆分厄運的一個原因。雖然不斷處于指責中，但仍然有人站出來為微軟辯護，稱其將可能成為未來社會上最大的公益機構。楊瑞龍教授分析說：“比爾·蓋茨的做法給企業留了一條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