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案2

　　裕興：暫別了，期權!

　　祝維沙不再期望期權能刺激裕興走出低谷

　　文/本刊記者李岷

　　裕興：2249萬股期權的行權記錄—零，新期權的授予—暫停。

　　看起來有些糟糕。但期權當年曾讓裕興多么沖動啊。

　　如果還有人愿意回憶，他可以想起，3年前的裕興是讓諸多內地企業眼羨的第一家登陸香港創業板的企業，當時裕興不惜繞道英屬處女島和百慕大迂回上市，其老總祝維沙拋出的理由是，裕興要尋找一個股份可以全部流通的市場，這樣一個市場，有退出機制，有期權。

　　“中國加入WTO后，中國企業面對國外企業，最可怕的不是市場競爭、產品競爭，而是人才的競爭，國外企業打不過中國企業，可以通過一手拿美元，一手拿期權買垮中國企業。人才競爭是企業制度的競爭，裕興上市后可以設置期權，用期權獎勵留住優秀人才。”其時，裕興老總祝維沙曾對媒體這樣表白。今天，老祝回憶起當時自己說的這番話，還是禁不住有幾分得意，他說：“當時我們講這個是對中國市場有影響的。”

　　道理是沒錯。但是祝維沙恐怕也得承認，當年的自己想得簡單了。在祝維沙看來，期權相當重要的價值就是它可以減低企業的工資成本和費用，員工的收入是資本市場給的，企業的當期利潤不會減少，而員工待遇變相提高了。但是祝維沙沒有翻看硬幣的另一面——如果資本市場不愿意給的話怎么辦？在什么條件下，資本市場才愿意給？如果資本市場不給的話，這項激勵制度反過來會對軍心士氣有什么打擊？

　　“上市”之于裕興，仿佛宣告了某個繁榮時代的終結。不夠清晰有效的產業戰略、市場的開拓和管理不力，讓裕興的營業額2000年跌了13%，2001年更跌了30%，虧損7600萬港元。再加上全球互聯網高潮的消退，“潮退了，才發現誰在海中游泳卻沒有穿衣服”，裕興不幸似乎是其中之一。

　　曾經寄望甚重的期權像一根稻草，無力挽起迅猛下墮的裕興業績和股價，在裕興的激勵體制中，成了一個簡潔而樸素的擺設，不再摻雜著欲望、動力和財富，只是年報末尾一個例行發布的后綴。

　　老祝甚至都記不清裕興到底授予了多少期權了。“我們一共有4000萬期權的額度，到現在一共發了1000多萬股期權。”他說。

　　但老祝錯了。裕興電腦(8005)2001年年報顯示得清清楚楚，截止2001年12月31日，裕興共發放期權22495000股。祝維沙說的數字是2000年的數字。難道祝維沙的潛意識里認為2001年授予的期權只是在走走過場嗎？

　　根據裕興2001年年報提供的數字，裕興每股凈資產值為1.25元，可是裕興的股價已經從招股價4.2元跌到了現在的0.4元多，跌破了凈資產面值，這意味著如果裕興照著這個價格去授予期權，那就是明擺著攤薄和損害所有股東的利益。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在業已授予的兩千多萬股期權里(它們全都到了可以行權的時間)，至今無一股被授予對象認購。在短短兩年時間里，裕興共發放了八次期權，授予價格節節向下，業績和股價長伏不起。

　　裕興不準備像很多身陷在期權泡沫里的高科技公司那樣，對本公司期權的授予和認購制度進行一些改造，以使這個偉大的激勵制度重新煥發青春嗎？老祝只是搖頭擺手：“現在沒法發了!現在企業沒有高增長，你再給員工畫餅也沒有用!”

　　從昔日對期權不加節制(起碼是口頭上)的追捧到今天，祝維沙謹慎地認為期權只是伴隨企業高增長的時候一個有效的激勵手段，而企業不在高增長階段用這個手段是沒有用的，現金其實是最有效的。但是這里有兩個問題，一，設期權的目的難道不正是要刺激企業的高增長嗎？二，如果企業經營狀況不好，誰愿意多發現金呢？那么，什么樣的激勵制度可以刺激裕興的活力？

　　祝維沙對此語焉不詳，不能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他對此似已用心不多。“不是說你給了他(經營者)一個期權，他就能給你什么，不是說激勵了員工，企業就能成長，也許是一個創意，也許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努力，決定了企業的命運。”外界評價，祝維沙和裕興這兩年走上一條不務主業、卻傾心于“玩資本”的不歸路，極不讓人看好。但是祝維沙卻不承認他放棄了他的產業理想，作為一個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他有限地暗示裕興的低谷期快過去了，扭虧為盈指日可待。

　　現在裕興的股價是四毛錢，裕興只有在2005年、乃至2006年之前將其股價抬升到一元港幣以上，裕興期權的獲得者才有獲利的機會。當然，這只是純數字上的獲利。實際上，“如果你七毛錢買的，七毛五賣了，一萬股才賺五千塊錢。有什么意思呢？沒意思。必須是要高成長，比如說今年你七毛錢買的，明年是七塊了，漲十倍，那才很有意思。”祝維沙說得很坦白。

　　《中國企業家》：你自己既是股東也是經營者，你有沒有拿到過期權？

　　祝維沙：沒有。我們對前十大股東都不發，我們用期權來激勵后來者。

　　《中國企業家》：激勵的效果讓你失望了嗎？

　　祝維沙：怎么說呢？不帶偏見地來看這個制度本身，它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制度。如果在企業的高速成長期，期權的激勵作用是很大的，可以吸收各種各樣人才，但一走出這個時期，期權的激勵作用不大。現在這個情況下，人們更希望拿高工資，落袋為安，但實際上，在經營不好的時候，拿高工資也是有一定困難的。所以期權就是企業上升期的一個產物，當這個企業不增長、甚至下降虧損時，期權不就是一張紙了嗎？

　　《中國企業家》：期權的這種性質你以前沒有想到過吧？

　　祝維沙：不是從來沒有想過，是從來沒經歷過。上市前裕興從來都是高成長，成長速度每年超過300%，那時我們每年分紅，投資回報很好，上市時大家買我們股票都是非常踴躍，買裕興的股票還要受到限制。但是我們現在的股票跌破了我們大股東的持倉成本，我們員工當年買股票的價格都比現在的高，所以這迫使我們決定不發期權了。

　　《中國企業家》：你們去香港創業板上市的一大好處就是可以發期權，結果這兩年發出的期權無法行使，現在更是連發都不發出，這會給員工心理和公司氛圍帶來負面影響嗎？

　　祝維沙：沒有什么影響，因為在我們公司本來大家都是股東，發期權無外乎是使大家收入更好一些，如果我們股票高速上漲那就不一般了，現在股票跌下來，對于企業來講不是一個好消息，但那也沒辦法，資本市場對你的評價，只有接受，沒有任何選擇，只有努力。

　　《中國企業家》：期權告廢，你們不考慮出臺一些新的激勵制度嗎？

　　祝維沙：現在我們沒有更多的考慮。沒有高增長，你給員工畫餅也沒有用。

　　《中國企業家》：可是不通過類似期權這樣的激勵方式怎么來達到高增長？

　　祝維沙：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沒有統一的辦法。不是說你給了他一個期權，他就能給你什么，刺激企業成長的因素很多，企業內部要強調管理的作用、強調做人的工作，如果給你期權，但是這個企業里人和人之間像敵人一樣，你也不會愿意呆。其實很可能是一個創意、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努力，就決定了企業的命運，而不是取決于什么期權制度。

　　《中國企業家》：好吧，既然如此，那么為什么你當初那么看重期權？

　　祝維沙：我只是覺得有了期權后，你可以少發一些工資，工資高了交稅還要交得多。期權收入是資本市場給的，如果你發高工資的話，你當期的利潤就會很少，所以資本市場變相地提高了員工的待遇，而不損失你的利潤，這個當然好了。一般來說，付了期權之后，給的工資就相對比較低。

　　《中國企業家》：現在從美國開始，大家都在檢討這個制度，有人指責它是美國大公司造假的禍源，你怎么看？

　　祝維沙：不能這么講吧？不能因為出現這些問題，就認為期權制度不好。這個制度承認知識的價值，承認勞動者的價值，是對資本主義發生改變的一個制度，非常值得肯定。不能因為發生了一些事，就把期權揪出來找毛病—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中國企業家》：什么時候裕興有可能把發期權的事再提出討論？

　　祝維沙：在我們企業再次高速上升的時候，股票漲的前夜，那時再發出去就好了。

　　《中國企業家》：聽起來，期權在裕興像是一個獎勵，而不是一個激勵。

　　祝維沙：在這么困難的時候，大家還能在一起往下走，日后在高處，大家應該享受到他應該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