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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微軟中國研究院于2001年11月升格為亞洲研究院時，張亞勤、張宏江、沈向洋和他們的團隊智慧也在比爾-蓋茨研判未來大勢的錦囊權重中大大增加。今年8月，在比爾-蓋茨“充電式”的“思想周”里，所讀的資料有20多篇來自張亞勤的團隊。蓋茨的回饋是亞洲研究院下一財年經費增加30%，而整個微軟研究院的經費增長幅度只有10%。如此一來，張亞勤他們的危機感也加重了：就是未來5年到10年里，研究院能否為微軟買好“保險”……
張亞勤：為微軟未來“買保險”
采訪/本刊記者 龍陌 莊飛 文/本刊記者 龍陌
10月中旬之后，微軟亞洲研究院似乎進入了沖刺式的亢奮狀態，成為中國乃至亞洲媒體聚焦的熱點。
10月17日，在北京嘉里中心飯店舉辦的首屆“微軟研究院亞洲日”上，首次向媒體和公眾展示了建院4年來最值得炫耀的研究成果，由中國本土科研人員主要參與研發的計算機科學領域世界一流水準展品成了活動中最刺激人氣的噱頭。
10月18日，作為第四屆“21世紀的計算”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辦者之一，微軟亞洲研究院牽頭就“高信度計算”進行各種學術探討，三位“圖靈獎”獲得者及眾多國際知名計算機專家發表了演講，“比爾-蓋茨的問題就是大家的問題”成了不少媒體報道的標題，因為正是比爾最先提出了這個涉及計算機使用安全性、可靠性和隱私權的難題。
10月19日，這一大型學術活動移師廣州，展開新一輪交流和討論……身為微軟亞洲研究院長兼首席科學家的張亞勤和兩位副手張宏江、沈向洋自然成了焦點中的最忙碌角色。
但是20日下午當記者如約來到因微軟中國進駐而揚名的希格瑪大廈時，他卻一副好暇以整的神態。他提著茶壺跨過辦公區為你沏茶時，你也不會有受寵若驚的感覺，因為他給你的感覺是他應該的。
當年上學像玩一樣的張亞勤，憑什么聚合那些被稱為“best of best(聰明人中的聰明人)”在一起并激發他們的潛能？如何玩轉這家越來越為比爾-蓋茨所倚重的微軟亞洲研究院呢？又如何面對外界對公司復雜的心態產生的疑問？
中國人智慧的權重
“我敢打賭，你們誰也不知道我們在中國有世界一流的計算機多媒體研究機構。”據說這是比爾-蓋茨在一次內部高層會議上的原話。
“追隨人才”是這位計算機業巨擘迥異他人的用才之術。有一次微軟看上了一位教授，并發出邀請，但老先生不愿意離開家鄉，比爾-蓋茨干脆到那位教授的家鄉專門設立了一個研究機構。1997年當比爾-蓋茨在清華、北大演講并與學生對話之后，他發現了新的人才寶庫，再次動起了“追隨人才”的念頭。
于是開始有了李開復與張亞勤一個又一個傳奇。當時即使是李開復和張亞勤本人，也并不清楚自己能走到什么層次，比爾-蓋茨同樣也沒有把握。
2000年6月，在微軟中國研究院成立一年之后，張亞勤率領他的多媒體小組向蓋茨匯報時，蓋茨知道他的直覺再次靈驗。張告訴蓋茨在過去的一年里，3個多媒體小組在全球最優秀的學術會議和期刊上，共發表了80余篇論文，申請注冊了40項美國專利，有60項新發明，而且有8項成熟技術已轉給有關部門。
緊接著就發生了戲劇性變化，購買了很多東西準備把家從美國搬到北京的李開復忽然接到微軟CEO史蒂夫-鮑爾默的指令，調總部出任公司副總裁。而匯報完準備到美國東部自己家中看護剛滿月兒子的張亞勤，被李開復急招出發，進行交接工作，出任微軟中國研究院院長，時間是2000年8月。
由李開復領銜的微軟中國研究院創業階段搭建了良好的政府、媒體、學術界及公眾關系，使張亞勤接手后沿著固有的軌跡迅速發展。兩年后，人員從70人增至150多人，研究方向從以多媒體為主的用戶介面，拓展到無線通訊、數字娛樂；去年發表論文250篇，等于研究院3年前的總和；研究成果產品轉化率達到了50%，WindowsXP、OfficeXP等微軟公司最新產品中，甚至在比爾?蓋茨最為重視的兩大產品Xbox和Tablet PC中，也蘊含了這個研究院的智慧成果。
所以，當微軟中國研究院于2001年11月升格為亞洲研究院時，張亞勤和他的團隊智慧也在比爾-蓋茨研判未來大勢的錦囊權重中大大增加。今年8月，在比爾-蓋茨“充電式”的“思想周”里，所讀的資料有20多篇來自張亞勤的團隊。蓋茨的回饋是亞洲研究院下一財年經費增加30%，而整個微軟研究院的經費增長幅度只有10%。如此一來，張亞勤的危機感也加重了：就是未來5年到10年里，研究院能否為微軟買好“保險”，在技術轉型時抓住正確的方向。
而讓張亞勤最有成就感的是，通過微軟亞洲研究院成功模式，不僅吸引了世界一流的科學家來中國做研究，更培養了世界一流的本土科學家。這些科學家即使離開研究院到其他大學、研究機構或企業，也學到了世界前沿的研究方法和思維。產生這樣的作用是張亞勤當年決定從美回國創業的原因。把研究院辦成培養一流科學家的“黃埔軍校”成了張亞勤的使命。也正因為如此，面對部分業界人士和傳媒人士關于微軟圈占內地精英人才的質疑，張亞勤感到釋然。
激發潛能的火藥庫
4年前，張亞勤應李開復之邀，出任微軟中國研究院副院長兼首席科學家。剛來時正趕上研究院在裝修，問他有什么要求時，他表示只要辦公室有一面墻是白板就行了。如今這間辦公室的主人雖已變成副院長張宏江，但是不僅那整整一面墻的“白板”未變，連研究院所有茶幾臺面、休息室墻面都處處“白板”。
在計算機科學領域稱得上世界級大腕兒的張亞勤，連掌上電腦加上將于11月7日推向市場的平板電腦，共擁有7臺電腦，但他仍喜歡用筆寫畫的感覺。靈感突發的時候，他就會在白板上寫寫畫畫，與其他人討論時，這種白板也幫助大家解釋和表達。這便成了微軟亞洲研究院聞名圈內的“白板文化”的肇始，體現了鼓勵交流與表達的自由平等環境。
從員工的主意征集而來的火藥庫、造紙坊、量子、DNA之類的會議室名稱，也進一步佐證了研究院開放的交流樂趣。
“引導而非控制”是李開復曾經反復向外界介紹的管理秘訣，也成了微軟亞洲研究院形成其獨特機制的基石。張亞勤認為：“管是控制，理是疏導，但在研究院里，需要控制的東西很少，更多的是一種協調，是大家達成某種共識。研究員對自己的領域都有很深的理解，項目都是自己確定，院領導只做一些宏觀的調整。我們的工作更多的是不要做絆腳石，而是創造一個良好的學術氛圍。”“我不同意你，但我支持你”的現象在研究院已習以為常。
李江是研究院剛創立就來的研究員，極聰明，也很固執。他做某項目的方法與過去的方法完全不一樣。跟張亞勤提出來后，張亞勤認為行不通，大家一起討論也沒有完全贊同。最后李江還是堅持按他的方法做，目前的結果還不錯。只是張亞勤依然認為從理論上講他的選擇未必是最佳方案，“但我還是鼓勵他去試，雖然我有保留意見，并不影響我在資源上給他支持。而且不論是他最后成功還是失敗，我們都會獎勵他。”李江最近被提升為項目領導。
開放、平等的環境在企業形成規模之后，就需要機制來制衡。張亞勤介紹說，每年研究院都會把全體員工拉到郊區或外地，進行交流和溝通三到四次，傳達公司文化理念，對一些重大的事情進行充分地討論。比如針對基礎研究與產品轉化兩者是否平衡，將員工分成人數相同的正反方展開辯論，最后再把各種觀念、意見、想法、建議收集上來進行評估。在這些活動中，完全不論地位、身份、資歷，“罵我也可以”，張亞勤笑著說。
“因為每個人都很聰明，在這里要控制他們是行不通的。”張亞勤早在美國桑納福實驗室任主任時就悟到其中三味，那時手下的科學家有很多是資歷、威望都極高的長者，但有的就不愛跟人合作，喜歡單獨解決問題。對這種個別的科學家，張亞勤的辦法是給他以資源和支持，其他放手。去掉束縛，找到釋放的方式，讓其潛能發生聚變，是張亞勤從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公式中參悟的管理之道。
正是這種良好的人文環境，使研究院的每個人的潛能都得到很好的激發，整個研究院的發展勢頭大大超過美國總部和歐洲的研究院。
雇傭最有才華的人
“如果5年后我還是這里資歷最深的人，那就證明研究院是失敗的。”張亞勤曾多次向媒體宣稱，因而要“雇傭最有才華的人”、“雇傭比自己優秀的人”一直是張亞勤和張宏江、沈向洋的重要工作之一。
自稱很感性的張亞勤說自己看人很看重前5分鐘的感覺，后面的觀察、了解都是為了證明這種感覺。與李開復面試邏輯縝密，問題環環相扣不同，張亞勤說跟自己面談的應聘人都很輕松，隨機性很強，但卻暗藏玄機。
武漢大學博士張黔面試時，張亞勤問她做什么研究，博士論文是什么時，張黔用一種被張亞勤稱為像玻璃一樣透明、清晰的語言做了回答，隨后再考幾道類似IQ的題目之后，張亞勤的判斷是：這個女孩反應特別敏銳，表達能力很強，也很有創意。盡管張黔原來做的項目與研究院關系并不大，博士論文水準也稱不上出色，張亞勤還是欣然接收了她。現在張黔已在國際一流期刊和會議上發表了近30篇論文，在研究院主管一個項目，在國際無線多媒體通訊領域已頗有名氣。
誠信是張亞勤極其看重的品質，招聘面試也為此設計了許多問題。比如有人帶著論文來面試，會被問到有多少是自己創新的，有多少老師給予指導。有些人會說，這個項目老師根本沒起什么作用，而且我最大的錯誤就是跟一個“破”老師，要是換個老師，我的論文會做得更好。“這種人不尊重老師，即使他的老師真的沒起作用，也不能用這種不尊敬的方式對待。所以這種人再聰明我們也不要。”還有的人會說，這個項目是我在那個公司工作時業余做的，但并不屬那個公司，我可以貢獻給微軟，“這種人我們確實碰到過，但根本不予以考慮，因為把他招來之后，他以后也會把你的東西貢獻給別人。”
“在公司內部對發表論文，引用參考文獻、引進國際慣例方面，任何抄襲行為或使用盜版軟件，都絕對要開除。”
除了聰明、有創新能力，是否有團隊精神也是張亞勤十分看重的品質。雖然少年得志、事業一帆風順，張亞勤仍認為，“一個人一輩子有很多角色，但大部分是在做配角。做人難的是甘做配角，做好配角。”與人合作論文，張亞勤一般會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后面，“因為按姓氏拼音排序‘張’就應該排在后面。但張亞勤承認，一個人的團隊精神僅通過面試是最容易走眼的地方。如果有5個應聘人來自同一個學校，甚至同一個班，而且只招一個，也許會讓他們分別評價其他人的優缺點。縱然如此刁鉆的問題設計，依然也會讓一些缺乏團隊精神的人進入企業，等到一定時間后才發現他和誰都搞不好。所謂不適應企業文化，往往以這類人居多。
世界的財富在中國
從12歲進入中科大至今，張亞勤實際上從未遠離過學校，一直陶醉在校園式寬松自由的學術環境里。從喬治華盛頓大學拿博士文憑之后，不管是在公司上班還是在研究機構工作，他都喜歡到當地學校去講課。他在美國就先后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主講計算機網絡，在波士頓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做兼職教授，到了新澤西也是到普林斯頓大學當老師。回國后就開始在北大和清華上課，同時，他還兼任多所大學的軟件學院名譽院長和客座教授。
“國內大學生的思維方式相當活躍，每次面對著那些興奮的眼睛、那些高高舉起的手，感受著那種強烈的求知欲望，我就好像見到了當初的自己。”
張亞勤把每次和同學們的交流都當作是刺激自己學習的一種動力。
“再看到他們聽懂后的滿足感，感覺自己可能已經影響了他們，讓他們學到了一些東西。對我來說真是一種巨大的欣慰。我在做學生時感受很深。自己尊敬的人來講座，每一句話都聽得很認真，希望能夠對自己的學業和未來選擇產生積極的影響。”
當年在美國參與影像數碼技術研究，并目睹日本因采用模擬技術而遭受慘痛教訓，使張亞勤對研究方向及未來技術走向十分關注。認為國內同行對技術方向有不對的地方，他都會通過寫文章、論文，通過給政府當顧問，通過軟件產業圈子里的朋友，直言不諱地說出來。作為中關村管委會的顧問，每年張亞勤至少要參加三次會議，并提出自己的意見。
張的導師曾夸他是“世界的財富”，如今這筆財富更多地使中國人受益。
所以，盡管國內的一些業界人士和媒體喜歡從微軟競爭對手的立場去評價微軟，但鮮有人對張亞勤有微詞。
張亞勤在辦公室里的時間是按小時預定的，也是向研究院透明公開的，除了管理、研究，還有大量的講座、社會活動，但只要在北京，張亞勤都力爭在每天7點鐘回到家里，陪自己的太太和兩個孩子一起吃飯，周末也盡可能和家人在一起，“對我來說，家庭永遠是最重要的！”
“成功是一種感覺，是自己的感覺和別人對你的評價的一種平衡。”
獨立成篇
張亞勤小檔案
1966年1月出生于山西太原
1978年，12歲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
1989年，23歲獲得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電氣工程博士學位，曾就讀哈佛大學高級主管商業(Executive Business Program)
1989年，以高水平的論文，獲得電子工程博士學位。到著名的GTE研究中心做高級研究員
1993年，被聘請到位于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桑納福多媒體實驗室工作
1997年，31歲被授予美國電氣電子工程協會院士(Fellow of IEEE)，成為該協會100年歷史上獲得這一榮譽最年輕的科學家
1998年，獲得美國電子工程師榮譽學會授予的“杰出青年電子工程師獎”
1999年，回到中國，加盟微軟中國研究院，出任該院首席科學家兼副院長
2000年8月開始出任微軟中國研究院院長兼首席科學家
張亞勤 品味與態度
喜歡阿曼尼西服，Brook Brother衣服，穿Bally的鞋，戴勞力士手表
喜歡星巴克咖啡，不吃肉，自稱與佛有緣；喜歡開車兜風，但討厭手機，沒事愛寫E-mail
喜歡網球、游泳、圍棋，與中國棋院國手下，讓四五子棋勝多負少，有一把眾圍棋國手簽名的扇子，甚滿足
最滿意的是擁有一支豪華的團隊，以及一套既能吸引一流科學家也能培養一流科學家的機制
最崇敬的人是像比爾.蓋茨這樣既有智慧又有愛心，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人
張宏江：順利超出想像
采訪/本刊記者 王悅承 莊飛 文/本刊記者 王悅承
“宏江，你現在既當了美國人的老板，又當了美國人的爹，你還有什么可想的？”張宏江還在美國的時候，當地的華人朋友給他幽了一默。
別以為這是開玩笑。當時張宏江的二兒子剛在美國出生，自然就有了美國國籍，張宏江也就成了這位美國人的父親。而身為現代視頻檢索領域的開山鼻祖，他的學術造詣已經廣為傳播，時任位于硅谷中心的惠普實驗室的主任研究員。
“當時的狀態很容易讓人滿足，但是當我回過頭來發現自己許多事業上的愿望已經實現，我忍不住問自己：這又怎樣？那下一步呢？”在來到惠普實驗室之前，他先后去過丹麥科技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工作。每次他離開這些單位時，都被看成是高水平人才的流失。“只有在這種穩定的狀態中，你才會有功夫去考慮回國的事情。”
在歐洲、亞洲、美洲逛了一圈以后，張宏江又一次踏上了祖國的土地，但距離上一次回國，已經整整8年了。國內的變化讓他眼前一亮：“我驚喜地發現，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回到美國后，有很多朋友問我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告訴他們說，我多了一個Option(選擇)。除了美國、丹麥、新加坡，我還可以選擇回國，并且我的研究水平不會因此而走下坡路。”
到了1998、1999年的時候，這種感覺更強烈了，他似乎意識到，該是回去的時候了。此時，他已經知道了微軟設立中國研究院的消息，他所崇拜的多媒體學術和工業界領軍人物李開復當上了院長。
1998年底，張宏江應邀擔任了1999年ACM多媒體世界大會的技術委員會主席，成為擔任此職的第一位華人。李開復頻頻與他接觸，而張亞勤則推心置腹地誠邀他加盟。張宏江衡量再三后，作出了回國的決定。他自信地認為，憑他在相關領域的經驗、聲望以及帶領研究組的經歷，回國以后能夠產生更大的學術影響。
作出決定的同時，他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因為憑他的直覺，有四個方面可能會限制他在中國的發展：一是國內最好的人才都出國了(后來證明并非如此)，能否招到最好的人是個問題；二是微軟公司能否給予足夠的自由度；三是與李開復、張亞勤的磨合是否順利；四是有過不少失敗的先例，一些在學術界剛剛冒頭的留學博士，回到中國便銷聲匿跡了。
然而，事情進展的順利完全超出了他的想像。兩年以后，微軟中國研究院升級為亞洲研究院；而到目前為止，已經形成了300多人的研究隊伍，成為微軟三個研究院中成長最快的一個；學術上，更是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矚目。
在他來到中國研究院的第二年，他就在多媒體研究領域發表了文章，保持著這一領域的領先位置。“謙虛地講，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研究院之一；不謙虛地講，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研究院。”這句話若是出自他人之口，必定是張狂而不可一世；而出自張宏江之口，卻是十分地自然，讓你感覺不到絲毫的夸張。顯然，他已經在中國找到了良好的感覺：“在外國，我感受到的是個人的成功；而在這里，我感受到的是中國人的成功。因為微軟亞洲研究院的所有研究成果都刻上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章：Made in China”。
與張亞勤、沈向洋一樣，張宏江把成功歸結于運氣，而他們共同營造出來的文化，則使得工作進行有條不紊。在研究院里，所有人都相互直呼其名，完全沒有等級化的概念，他們把這種文化稱為“Zero Politics”。
當然，微軟所提供的環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在微軟的文化中，沒有人會過問我們在做什么東西，也沒有人決定我們多媒體的研究方向。只是因為有了這些成功的人，才決定了我們能夠在這些領域里取得成功。”
每月與國內外朋友交流的時候，都會提到一個問題，“在過去一年里，你最大的挑戰是什么？”張宏江回答他們，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在三個層次的工作中，達到一種穩態的平衡，其中包括擔任博士生導師、研究組組長以及副院長的工作。“我和亞勤、Harry(沈向洋)的配合非常好。”張宏江說，“我現在的感覺有點兒像宗教里提到的感激，即我現在有了這么好的機會，我應當利用我所能夠利用的資源，去培養一批人，做出一批成果，從而影響微軟的產品，影響人們的生活。等到這批人在將來三到五年內在各自的領域中站起來時，我也就‘桃李滿天下’了。”
獨立成篇
張宏江小檔案
1960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漢市
1977年考入鄭州大學，成為年級最年輕的學生
1981年畢業，在石家莊電子工業部研究所工作
1985年前往丹麥科技大學進修，直攻博士
1990年新加坡國立大學系統科學研究院
1995年擔任惠普實驗室主任研究員
1998年應邀擔任1999年ACM多媒體會議技術委員會主席
1999年加盟微軟中國研究院
2001年擔任第二屆IEEE亞太區多媒體國際會議主席
微軟亞洲研究院副院長、主任研究員
美國電氣電子工程協會(IEEE)資深會員
沈向洋：管理不辛苦
采訪/本刊記者 王悅承 莊飛 文/本刊記者 王悅承
無巧不成書。1999年1月15日，東京機場，兩個行色匆匆的中國人不期而遇，經過半秒鐘的詫異以后，兩人忽而欣喜若狂。這其中一個是張亞勤，一個是沈向洋，他們的方向只有一個——微軟中國研究院。這算是一種默契。
與張亞勤、張宏江相比，沈向洋是呆在微軟時間最長的人，此前他在美國微軟總部工作了差不多3年。問到加入微軟的原因時，他說：“當時，我的不少朋友、老師都到了微軟，他們叫我過去看看。看完以后，我知道那是個藏龍臥虎的地方，我所敬仰的計算機專家都在那里。一個人要進步，就必須跟比你水平高的人在一起。于是我很容易地就作出了這個決定。”
沈向洋很喜歡接受挑戰。曾經有一個在蘋果公司的朋友請他出來一起創業，剛剛博士畢業的他二話不說就去了。而當李開復請他來微軟中國研究院時，他覺得這個新的工作環境很有挑戰性，并且蘊藏了不少機會，盡管把握不大，他還是回到了中國。
當時他是這么估算的：按照中國的環境，要干出點成績，少則三年，多則五年以上。
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僅在第二年的國際圖形學年會上，他所在的研究組就發表了一篇文章，要知道，這可是計算機圖形領域水平最高的論壇。而在隨后的2001年，又發表了2篇；2002年，發表了4篇，整個亞洲才5篇。
“我常說我們很幸運，在相對較短的時間里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在剛剛起步時，我們也有不利的因素，沒有像美國總部的同事那樣有趣。”沈向洋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但是有一點，我感受至深，那就是我們都積聚著一股熱情，都想做一種了不起的事情，都有一種輸不起的感覺。我們的目標是要讓歐美學術界知道，在中國有個微軟亞洲研究院，學問做得很好，跟他們一樣好。”
面對當前的成績，沈向洋沒有沾沾自喜，相反，更加謹慎。他腦子里非常清楚，當今美國的研究能力最強，歐洲次之，日本也要比中國超出很多。“我們要走向國際化，要超越別人，首先得向別人學習，包括在語言能力、溝通能力和學習能力等方面。但是我們完全沒有必要為中國的落后而壓抑。”他忽而話鋒一轉，“我覺得走進麻省理工時一點兒都不害怕，相反，我還很自豪。這沒有什么的，大不了讓他們的教授把研究成果拿出來，比一比。當然，前提是你必須要做出長期艱辛的努力。”
讓沈向洋感到欣慰的是，微軟亞洲研究院每出一項成果，都意味著背后培養了一些很有潛力的學術新秀，而且他們都是非常年輕的中國人。亞洲研究院的事實證明，中國人并不比別人做得差。
在研究院里，組長、院長只是幫研究員認準方向，研究員擁有非常大的自由度。沈向洋非常明白，創新只能是自下而上的，自上而下是行不通的。
“Zero Politics”、“我不同意你，但我支持你”、“對事不對人”、“有什么想法直接說出來”……這些都是微軟亞洲研究院倡導的一種氛圍。談到文化，沈向洋的理解是這樣的：“文化都是人創造出來的，最重要的還是人。當然，文化的延續會有一個時間性問題。我們成立才4年，談不上悠久的文化，所以現在我們說的文化都打上了開復和亞勤的烙印。”
作為計算機視覺和計算機圖形方面的世界級專家，沈向洋追求盡善盡美。他說：“對于做研究的人來說，能做出點東西而且做得比別人好，就是很值得驕傲的事情。看看別人的文章，再看看自己的文章，如果自我感覺良好，那么這是一種境界。”他很享受這種感覺，甚至于在研究中枯燥乏味時，他都能找出讓自己興奮的東西。以至于有人說，做研究的是神不是人。
從13歲考入南京工學院開始，這位酷愛數學的沈向洋便與計算機結下了不解之緣。而經過了這么多年的潛心研究，他似乎悟出了一個道理：做研究跟練武功很像。一方面必須要有信心，另一方面要學會把握方向，并要沉得住氣。一個研究人員看了多少書，做了多少項目，研究了多少問題，行家一看便知。
沈向洋自我形容為“表面開朗實際嚴肅”的人，他很推崇這樣一種管理理念，那就是營造出一種和諧的氛圍，在這種氛圍里，大家會自覺得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如果這樣的話，管理就不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他說。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蠻好的老師，一個蠻好的教授。”沈向洋似乎有感而發，他的語氣讓人肅然起敬，“看到學生的成長，我會非常地高興，由衷地高興，尤其是當他們在某些方面達到甚或超過我的時候，我會感到特別自豪。說句心里話，看著他們會有看孩子的感覺。我帶了很多學生，我敢保證他們會成為各自領域著名的科學家。”
獨立成篇
沈向洋小檔案
1967年出生于上海市
1980年考進南京工學院
1984年起進入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研究所
卡內基美隆大學計算機學院，研究視覺方面課題
DEC公司劍橋研究實驗室
蘋果公司的交互媒體實驗室
1996年取得博士學位，和朋友創辦公司
1996年11月，加入美國微軟研究院，成為成像技術組研究員
1999年加盟微軟中國研究院
2001年微軟亞洲研究院副院長、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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