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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
胡潤和他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引起了許多中國富人的“憤怒”。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當人們對《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爭得熱火朝天的時候，又傳來了胡潤“我與福布斯沒有任何關系”的消息。據報道，“把中國富豪們的生活攪得‘
天翻地覆’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竟只是一位32歲英國青年和兩三名上海大學生的‘業余之作’”。據胡潤說，排行榜是他們生產的一個產品，只不過福布斯花錢購買了它，“福布斯只是我們的一個客戶而已”，是這位英國青年的一時興起的“業余研究”，“那只是一個人的興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消息還報道，據胡潤透露，他在調研時，“有人請他吃飯特別提到‘給我的數字寫得翻一番’；有人給調研的小團隊送紅包……”
接下來，該媒體得出了自己的結論：這些，都成了“中國內地富豪榜”升溫的幫兇。這樣炮制出來的“排行榜”，又有多少價值值得熱炒？說白了，胡潤所做的，只不過相當于一個商業調查公司的行為。然而，不容忽視的是，這個“公司”竟然還沒在上海本地進行工商登記。胡潤稱，“正在辦理中”。
這的確是一個值得“炒做”的熱門新聞。因為一直以來，人們就對胡潤的這個《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存在無數質疑。而最主要的，是對排行的可信度的質疑。如果真如這篇報道所說的，胡潤的《福布斯》排行有“紅包”嫌疑，那么，這無疑就是對這個排行的最有力的、完全的顛覆。可是，胡潤不止一次說過，“從來沒有人向我們提出上榜或下榜的交換條件，有人會在我們調查結束時贈送一些小禮物，都被我們謝絕了。這些富豪的排名，無一例外都是根據我們的標準。”看來，關于“紅包”問題，還得調查下去。
這是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第一篇對排行有“紅包”嫌疑的質疑，也是我們看到的最有力的質疑。
可是，如果我們拋開“紅包”，會發覺，質疑的焦點仍是圍繞著“可信度”的問題。也就是說，該報道所關心的，或者說它“客觀”上所要達到的目的，似乎就是要推翻排行。
這不僅讓我們本能地問一個“為什么”。
我們知道，胡潤一直在強調他的排行有局限。也就是說，他并沒有認定他的排行是絕對準確、絕對權威的。我們還知道，人們對排行可信度的質疑，也一直就有這樣一個“不言而喻”：還有很多絕對富豪的人沒在榜上。
其實，這樣的判斷并不只是那些感到“惱火”的人才有。中國的富人是一個很典型的有“中國特色”的群體，幾乎沒有人能夠說清楚這個階層的狀況。這也使得胡潤那一伙人很有點“無知者無畏”的色彩。說實在的，從“看客”的角度講，沒人把這個排行當真。就算是最后證明了這個排行榜嚴重失實，又能怎么樣？值得這樣“惱火”嗎？
這就很自然地引起人們忍不住問另一個“為什么”：為什么這樣惱火？
最早的惱火可能是因為有人說《福布斯》排行毀了許多中國的富人。也許這才是問題的根本：只要被排上，就會被“重點監控”；而一旦被“重點監控”，就完了。但這種邏輯顯然經不起推敲，已經有人在反問，身正不怕影子斜，既然沒有事，那么為何怕被“重點監控”？還不是因為屁股不干凈？
這是我們目前看到的對排行質疑的最義正詞嚴的反駁。也是那些富人們最不容易說清的地方。
問題是，最不容易說清楚的卻往往又是最不容易繞過去的。
要求富人們說清其財富的來源的呼聲，在前階段的逃稅爭論和目前的對排行的爭議中，已經越來越帶有所謂的“民意”色彩。你可以說，這是一種“仇富”心態，可為什么，那些感覺自己被“重點監控”的人，會有一種莫大的“委屈”，甚至，由“委屈”而至憤怒？
在近一個時期的爭論中，有一個詞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那就是“社會資本”。什么是“社會資本”？直白地說，就是社會關系。用一直在做私營企業研究的社科院研究員張厚義的話說就是：“中國公認的富人階層——私營企業主，最看重的是關系，在朋友里排第一位的是政府官員，其次是銀行職員，這些關系甚至比商業機密還重要。”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個老板擁有了一輛加長的林肯轎車，隨后又購置了一輛豪華凱迪拉克。他解釋說:我自己坐這兩輛車的時間不到20%，多數時間這兩輛車是借給省市官員朋友。
類似的故事在我們身邊或多或少都流傳過。這也就不難理解，在一般人頭腦中，社會資本所對應的，基本上都是道德判斷，“嚴格地說，都是腐敗”。而張厚義觀察到的現實卻是，“(私營企業)社會資本的投資額越來越高，成本越來越大”。“這說明社會資本的效益越來越低”。另一個研究者這樣解釋。
從這個角度看，屁股干凈的富人似乎沒有幾個。但認真一想，一個社會的富人如果都是這種德行，那肯定要從富人之外找找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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