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還沒有一個開放的經理人市場；
中國還沒有一個開放的資本市場；
中國還不可能有一個完善的年薪制度；
中國還沒有可行的真正意義上的期權；
中國還沒有……??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激勵中國的經理人為社會創造財富，
同時兼顧整個社會的公正與法律的合法性？
1 激勵困境
2 企業家價值幾何？
3 激勵工具革命
4 期權糾葛
5 產權革命
激勵困境
文/本刊記者羅榮
2002年9月11日，杭州正大青春寶集團董事長馮根生辦公室。
一塊金字牌匾放在馮根生辦公室進門的電視機旁邊——“馮根生，中國正大青春寶集團1972年～1999年，企業家利稅貢獻價值2.8億元。”這是馮根生個人從1972年到1999年為社會做出的貢獻。
“這個量化是想把我作為國有企業廠長經理的模范，開始我不肯，但是為了給國有企業的老總們一個心理安慰也就做了，至少說明了我自身的價值。”
“這個‘量’是量出來了，‘化’是一分錢也沒有‘化’過來，這叫量化。量化是既要量也要化的。”馮根生指著“量化”自己的價值大笑。
1972年，37歲的馮根生出任剛剛成立的杭州市第二中藥廠廠長，此前這里是杭州胡慶余堂的一個作坊式的車間。到今天，由杭州第二中藥廠演變出來的青春寶集團資產已經達到10多億元，2001年企業上繳利稅超過2億元人民幣。
兩個月前，杭州市政府獎勵馮根生300萬元，以表彰他在企業經營上的卓越業績。
與馮根生同時受到獎勵的還有杭州娃哈哈集團的董事長宗慶后、浙江萬向集團的董事長魯冠球，前者把一家校辦小冰棍廠建設成總資產44億元人民幣的飲料集團，后者則領導一間只有7個人、4000元資金、84平方米的一個小鐵匠鋪，使之成為今天擁有總資產50億的大型企業集團。
馮根生說：“這一次杭州市對我們三個人的獎勵，為國有企業的經理人樹立了一個榜樣。以前很多廠長都勸我，老馮，你干了幾十年把30萬元發展到十幾個億，每年上繳杭州市2個多億，現在也就這個樣子，我搞3年五年還會有什么意思，我趕緊走吧。所以他們就要走人，自己干。”
“我繳稅以后拿了240萬，但是青春寶今年比去年至少多交4000萬的稅，你說誰賺？”馮根生笑著說。
馮根生認為，這樣的獎勵對于穩定國有企業家隊伍很有效果，對于企業家也是很大的激勵。同時，杭州市也出臺了一系列企業家獎勵措施，提出每年評選十大有突出貢獻的工業企業和獎勵主要經營者的措施。
對于這樣的激勵措施，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教授并不十分看好：“它不是一種根本性的制度創新。對于企業家的激勵，根本上要靠市場來完成，和政府沒有關系。政府的獎勵只能評勞模，對有企業家來說并沒有什么意義，惟一的區別是以前的勞模是精神獎勵，現在這個獎勵的數額有了很大的變化。”
盡管如此，相對于另外兩位同時代的企業家來說，無論馮根生、宗慶后還是魯冠球，都是幸運的。
2002年7月底，位于安徽合肥的兩大家電巨頭“美菱”和“榮事達”都遭遇了一場地震，兩家公司的創業者張巨聲和陳榮珍都被當地政府宣布退休。
未經證實的消息說，榮事達的幾個中層干部曾經想到北京開新聞發布會，意思是說合肥市委沒有權利罷免榮事達的董事長，但是后來被壓下去了。此前合肥市委提名接替陳榮珍董事長職位的合肥市經委某官員，也在榮事達集團董事會上遭到否決，甚至未能進入榮事達集團董事會。
有消息人士說，在與政府“對峙”的20多天里，陳榮珍曾秘密上京，為此事求教過有關部門高層，受挫回來之后，陳變得“寡言寡語”。隨后，曾經擔任榮事達黨委副書記、《合肥晚報》總編輯的仇旭東出任榮事達董事長，并獲得了董事會的全票通過。
在榮事達的網站上，仇旭東的照片已經放在了陳榮珍的上方。
記者通過多種途徑試圖與張巨聲和陳榮珍聯系，均未成功，消息人士說，張、陳兩位現在非常低調。
“從局外人的角度，我完全可以看到他們的失落，這樣的失落對生產力來說是一種破壞。”上海榮正投資咨詢公司總裁鄭培敏說。
華民教授也指出，這是創業型企業家面臨的歸宿問題，最根本的是產權問題，政府的評價系統和市場未必一致，它不是一個市場評價系統。
“如果他們幾位持有公司的股份，能夠有比較好的晚年，事情就不會這樣。”鄭培敏說。鄭正在從事一項中國創業型企業家歸宿的研究，最近幾年，中國大量的創業型企業家都將面臨著退休。
“如何保證他們有一個較好的晚年，保證企業生產穩定持續增長？如何不發生‘褚時健現象’？”
云南紅塔集團的首任老總褚時健，在任18年時間，將一個瀕臨倒閉的小廠發展成為舉世聞名的大集團，累計上繳利稅800多億元，而他所獲得的工資待遇只有60萬元。因此當他年事漸高即將退休、面臨失去職位的時候，他開始把手伸向不該伸的地方。但當褚時健鋃鐺入獄之后，紅塔卻出現了連年的效益下滑，利稅減少了幾十個億。
“我們公司的目標就是希望社會減少‘褚時健現象’，當時創業的時候，我們就想通過制度創新來解決這樣的問題。”鄭的公司專門為企業家設置股權激勵機制和MBO計劃。
即便有政府的激勵，擁有正大青春寶2%的股份、年收入超過百萬的馮根生也有他的困惑。
在300萬獎金的頒獎儀式后，馮根生、宗慶后和魯冠球接受了記者們的采訪，有記者問到了他們3個人的夢想。
“宗慶后說希望自己成為杭州的李嘉誠，我希望他的夢能圓了；
“魯冠球說他想建設一個汽車制造廠，我也希望他的夢能圓了；
“他們問我的夢，我說我的夢是做終身的國有企業保姆。”馮根生說這話的時候有點自豪，也有點惆悵。在記者接觸的青春寶員工心目中，68歲的馮根生就是這家企業的“老保姆”。
“假如我說我想搞個汽車廠，馬上會有問題，國有企業誰讓你做汽車廠？”馮根生說。某種意義上，這是他的宿命，他只能像一個保姆一樣讓孩子(青春寶)長大，卻不能選擇哪個孩子。
從解放前的童工到30年的國有企業老總，馮根生幾乎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各個時期，對于他來說，他的人生目標就是把企業做大，錢對他的意義已經不是很大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