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林池／文
中國的3號富豪仰融，如今居留美國，在大洋彼岸對媒體披露“華晨系”200多億元資產今年發生“國進民退”的一些內幕，基本上印證了此前內地媒體對于遼寧省接管華晨、華晨團隊內部分裂、仰融徹底出局的猜測。雖然華晨系共有6家上市公司，海內外媒體以極大熱情予以關注，但由于關鍵知情人(包括仰融自身)始終未能按期公布公司股東變動情況，因此
，對國有華晨這一牽扯面甚廣的事件，媒介傳遞的不實消息甚多。獨家采訪仰融的《亞洲周刊》認為，發生在華晨身上的信息披露不及時、信息失真現象，違反了香港上市公司管理的有關法規，對投資人利益造成傷害。
但“華晨事件”已不能簡單歸結為一個上市公司股權變動事宜。隨著更多真相的揭開，隨著仰融通過法律渠道向中央政府陳情，華晨事件變成了中國經濟轉型時期一個獨特的案例。這個案例涉及民企“第一桶金”的來源是否合法，混合產權模式如何進一步清晰，以及政府如何透明處置公眾公司的內部事務。
由于在香港、上海上市的華晨系上市公司直到10月份仍未能明確告訴公眾其大股東實際上已發生了變化，因此事態可謂尚在途中。但仰融出局似乎已成定論，無論其在華晨汽車還是申華控股的股票，都已被相繼拋售或凍結。
然而，縱觀仰融去年以來的命運，值得玩味的是這個資本運作高手面臨的“原罪”審問。正是這些“原罪”式追問，使仰融失去了輿論的道義支持——不管他曾被稱為“資本運作高手”還是汽車新銳。
其一，誰給了仰融發財的機會？
1992年仰融將第一家中國概念股運作海外上市之時，中國經濟改革剛剛吹動第二次啟動的號角。當年，華晨汽車在紐約上市的新聞排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成為海外媒體評選的中國第二大經濟新聞。但是，時值1992年，國人有幾個聽說過仰融？有誰能看到仰融會因此契機而在未來成為“3號富豪”？仰融走出了海外融資的第一步，得益于其不俗的國內外運作能力——但那個時代，幾乎所有國內企業仍生活在指令經濟中，沒有超強的政策透視能力和資源，國內上市想都未想，更不用說海外上市。
雖然說開放市場能夠帶來公平的競爭機會，但中國的多數市場是逐步開放的，市場進入的先后并不公平，總有一些企業家覓得先機搶先進入市場。仰融就是一個例子。
政府主導的漸進式改革主導著市場的逐步開放，可以說，很多民營企業家都從中獲益。據說仰融是依靠融資市場競爭和汽車市場競爭壯大起來的，但是如果沒有遼寧省的國企改革，沒有金杯汽車1991年的股份制改造，沒有遼寧政府長期對于金杯客車的支持，仰融就不成其為仰融，華晨也勢必去如朝露。
誰支持了仰融的發展，成了一個原罪式追問。仰融分享了特殊的政策利益，但正是與地方政府的反目，最終導致接管文件下發，從而根本改變了華晨的命運。
其二，仰融有沒有違規？是否存在犯罪？
仰融一系列資本運作和收購行為，包括公司擴張和內部不斷分立，造成了“迷宮”一樣的“華晨系”。有沒有違規和犯罪，是仰融遭遇的第二大難題。
雖然目前尚無任何一個政府監管部門出面宣布仰融有罪，但接管行動和針對仰融的一系列調查則明顯指向了仰融的“犯罪事實”。仰融有罪無罪，一時難以辨析。
同某些企業進行“非法集資”、“偷逃稅務”、“財務欺詐”等明顯的罪狀不同，仰融遭遇詬病的罪責似乎也帶有“原罪”成分。仰融在運作華晨的過程中，有無轉移國有資產？是否玩“空手道”？是否存在化公為私？
仰融運作金杯客車資產海外上市，當初設計復雜的股權框架就是為了規避美國和中國的政策限制。如果說違規，從一開始就存在。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本來為仰融主要出資，但偏偏要打著中國人民銀行的國有大旗；華晨本為仰融原來的華博財務公司等出資，卻偏偏要貼上基金會持有的標簽。而仰融取得金杯客車51%股權的手法，也違反了中國政府關于外資公司不能持有國內汽車合資公司50%以上股權的限制。
華晨汽車以國有公司背景在紐約上市，隱瞞了其民營的真實面孔；在香港的二次上市，也并不是以“H股”發售。仰融在紐約、香港兩地監管部門之間均存在“違規”嫌疑。
反過頭來看，沒有上述“違規”，華晨汽車當初就不可能在海外實現上市。仰融突破政策限制實現海外上市，的確埋下了“違規操作”的隱患。
第三，個人財產的合法性？
仰融被稱為中國大陸3號富豪，理由是其個人持有華晨系公開發售的大量股票。當然，在運作華晨的過程中，仰融還成立了一系列非上市的公司，很多掌控在自己手中。
如果把仰融當成一個國企的經理人來看待，則其存在家庭和個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仰融后期進行資本運作成立的寧波公司，出資數額巨大但出資人背景模糊；包括在香港成立的大威德基金，個人掌控80%股權，財產數額巨大。如果認定華晨以及仰融個人所得都為國有財產，則其“犯罪事實”非常明顯。
然而，即使存在“基金會”這個國有大股東，華晨10年來也一直被當作一個民營公司在香港和內地運作。而根據誰出資、誰擁有的早期產權界定模式，華晨此前從沒有被當作一個國企來看待。
沒有任何行業主管部門過去10年將華晨當作一個國有公司來進行人事任免和行政指導，不能說仰融是一個國企負責人，因此對仰融個人財產的公開接管或處置均存在道德風險。當然，目前尚無政府部門公開處置仰融名義下的資產，但仰融退居美國后，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對國內財產的主導權。
第四，關于貢獻大小的道德評價。
國內一些媒體曾將仰融評價為中國汽車業的新銳、第三種力量，仰融不依靠國家投資獨立發展汽車產業的模式被認為是中國產業界的希望——金杯客車、中華轎車和寶馬合資項目均代表了這種成就。但在另一些人眼中，仰融的實際貢獻卻遠沒有“吹噓”的那么大，“比起那些實實在在經營國企的人來，仰融又算什么呢？”甚至有人認為，“寶馬看重的是中國的政府、中國的市場”，仰融能起什么作用？
任何個人都是一粒塵埃，與中國經濟發展的宏大敘事相比，華晨的成就或歸屬又算得了什么？然而，中國經濟當前的主流話題是什么？轉軌和全球化、改革與開放，在對經濟轉型的啟示性而言，仰融這個“出頭椽子”的意義則難以簡單評價。
以“原罪”式問題拷問仰融，究竟在追問誰的罪過？事情愈發展愈讓人困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