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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懿／文
幾個月前，柳傳志去參加美國管理學會的年會，反響與預期相差極大。10月號的《中國企業家》刊發其總編牛文文的文章《柳傳志應該在美國講什么》，對此進行反思。媒體人的關注視角，其實與經濟學家、管理學家近年來的憂慮殊途同歸。
有朋自歐洲INSEAD商學院來，每年他都以學者身份參加美國管理學會的年會，他說這些年最可喜的是終于聽到了些許中國企業家的聲音，而最可惜的就是這發聲既沒有讓美國企業家聽明白，反而讓中國管理學家聽得索然無味。他歸結為：美國企業家大多是正牌管理學院出身，成功的核心萬變不離其宗；而中國企業家往往是個人頭上一片天，離開美國人對成功宗義的理解差得很遠。語氣近乎絕望。
人人都說這是文化差異的問題，進一步如牛文文強調的，是語言與范式的差異。這里似乎隱含著一個悖論，為了要讓老美想聽、聽得懂，中國企業家就得放棄那些自己的特色，成功的真諦，屈尊做一些“表面功夫”文章；而為了要弘揚中國人的個性，我們得各色地用一套自己的話語體系，“不用再顧忌老美愛不愛聽，聽懂與否”。
果真如此？我看未必。
我認為柳傳志的失意，其實并不是因為他該選擇講什么才能取悅于美國人，而是在于他究竟應該怎么講才能讓美國人心悅誠服。怎么講，說到底是一個傳遞的問題，是一個傳遞技巧與傳遞理念的問題。正因為有文化的差異，有語言范式的溝塹，傳遞才成為溝通的根本。相反，柳傳志應該講什么，已是一個先驗的假設，甚至是不爭的事實——PC市場聯想戰勝跨國對手的秘訣，說到底就是三句話：一建，二帶，三定。這是柳傳志時代企業家成功的精華。只要是柳傳志在講聯想的成功，就是這么三句話，否則就是失策。問題是這么三句話在西方人的企業理念與管理思想中，是一個怎樣的概念與定位，這一點上中國人近乎盲點，不失分才怪。
的確，很多中國企業家的成功沒有正牌管理學做理論導向。柳傳志時代的中國企業家，成功者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一種自在的行為，而不是自為的，更不是自覺的。這樣的成功經驗，要推薦到西方，讓西方人接受，不加工不包裝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說是因為文化問題、觀念問題，何以見得張藝謀能夠讓美國人看懂“大紅燈籠”、“秋菊打官司”，經濟體制上的問題我們反而說不清楚了？我們有時很容易夸大東西方的差異，似乎一言以蔽之。但其實，東西方商場經驗的差異遠不比東西方兩對成功婚姻的差異大多少，成功的邏輯是互通的，關鍵是誰能將它傳遞過去？
今天的中國企業家，缺失的已經不是演講的平臺。但是，把這樣的舞臺機會僅僅看成是個人企業家或個別企業的成功與榮耀，不僅是偏頗的，更是誤導的。美國人對中國企業家的關注，首先是對中國經濟整體的信心與樂觀。只要中國經濟一天天增長與強大，中國企業家的地位將更加舉世矚目。但如果我們能將這些企業家的故事——哪怕只是一個故事講清楚，寫明白，這個企業與企業家就能走進美國人的世界，美國人的思維。這里需要的是既了解中國人，又了解美國人的雙面人，但正如牛主編感嘆的“會寫管理書的中國人太少了”，深知兩者間異同的人太少了。
當然，我們也可以賭氣說，我不管你美國人聽懂聽不懂，美國企業不照樣有安然與世通？中國企業就應該有自己的語言體系。很好，只要你不在乎全球市場，不在乎美國企業家，你大可不必取悅美國聽眾。但是，更為明智的理解是，當中國經濟進一步地繁榮與增長，當美國人終于警覺中國不是東亞的某條小龍，而視中國為一條充滿威脅的經濟恐龍，美國人遲早會像80年代研究“日本奇跡”那樣，將“中國制造”(Made in China)變成美國制造( Made in US)。MIT曾經為了研究索尼與松下，專門成立了日本制造業研究所。中國的明天恐怕也不遠了。
那么，是讓美國人來講中國企業的故事，還是中國人自己來講呢？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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