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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覃里雯
現代社會中常見的偶像崇拜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明星(演藝和體育明星)崇拜和神明崇拜，另一種是政治和商業領袖崇拜。雖然崇拜本身并無理性可言，但后一種崇拜更具假想的理性色彩，這也是區分兩種崇拜的惟一標準，雖然是非常不可靠的標準。在極端情況下，兩種崇拜不分彼此，比如1980年代日本影迷對成龍的崇拜和1930年代的德國對希特勒的崇拜
，都同樣能使崇拜者極度迷狂，乃至于為之獻身。但是在現代社會的權力框架中，后一種崇拜者通常獲得更多的社會“理解”和支持。
神明崇拜一再受到各種宗教運動和現代科學技術及社會制度的沖擊。最近，在美國發生的一場沖擊是針對天主教會的。一系列天主教教會成員對少年信徒進行性騷擾事件被揭露出來，這雖然并不新鮮，卻使天主教會在教徒心目中作為上帝的人間使者的地位大受動搖。由于教會主要依賴于教徒捐贈，恰當地解決這一危機將決定教會的前途。從教會過去一再掩飾和忽略此類事件的行為來看，利益，而不是信念，才是其政策的決定因素。國家與教堂在這一點上幾無二致。
90年代對商業領袖的崇拜是史無前例的，但經濟衰退的今天，商業領袖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從天堂墜落到地獄(5月號的《經濟學人》的封面故事的標題就是“坍塌的偶像”)。今天這場對商業領袖的激烈反對部分反映了其公司股票下跌的程度，也反映了他們的貪婪程度。但這也是對1990年代商業領袖崇拜的一種反動。
商業革命是否和政治革命等同？商業領袖和政治領袖是否一樣？狂熱的崇拜是否注定以對被崇拜者的踐踏告終？如果這些答案的回答都是：“是”，那就等于認為人類社會在過去100年內沒有取得任何制度上的進步，甚至沒有任何變更。但是，在批評一種退去的浪潮時，我們應當心懷戒備。完全的、徹底的批判意味著我們沒有從過去的經驗中真正學到任何東西，而倉促的歸類抹殺將使我們錯過成功的道路。
首先，我們都非常清楚，上個世紀末10年的商業革命和過去的政治革命有天淵之別。前者是在總體穩定的社會格局中進行的個別嘗試，對社會格局不具毀滅性，反而是社會健康的標志——今天，一個無法在經濟領域進行創新的社會注定是病態而短命的。在16世紀以前，各國經濟體還相對獨立，這樣的壓力幾乎不存在，俄國人不必放棄農奴制去學習英國人。但是，20世紀末的日本在短暫的輝煌之后，就不得不逐步放棄某些曾引以為傲的傳統管理方式，如終身雇傭制。
政治革命，以集體武力為特征，強制性地要求每個個體服從；而商業革命，以商業領袖個人決斷為特征，使用間接的手段，而且允許多元化的選擇。麥克·阿姆斯特朗被任命，以及他將AT＆T投入新經濟革命的方式，并沒有任何武力強制因素。在這樣的創新中，惟一的隱性強制因素在于媒體和市場操作方式的群體效應。
政治革命，由于成本過高，注定必須是短暫的；而商業革命則包括了減少成本的實驗。
其次，商業領袖和政治領袖確實有相同之處，如個人魅力和與媒體關系的重要性。但是，權力的不同領域也決定了領袖的不同作用，和大眾更換選擇的成本——是賣掉股票還是等待下一輪選舉，或者是發動另一場革命？就這一點而言，商業領袖和政治領袖幾乎不是同一類動物，雖然在不同情境下，他們可以成為一類動物。
最后，如果說偶像崇拜注定以對偶像的踐踏告終，崇拜者和被崇拜者的責任是等同的，欺騙者必須與接受欺騙者共同合作才能成功。在商業領袖崇拜中，欺騙并不是最大的問題，因為在管理方式上的一系列實驗確實具有真誠的動機。
全球資本主義進入新的衰退階段，是商業領袖們被拉下馬的重要原因之一。1949至1969年間，發生了5次衰退，但1980年至今只發生了兩次。人們如果拒絕承認經濟衰退的事實，CEO們就要繼續承擔唾沫和皮鞋，但是人們遲早會承認事實——CEO的經營可能并未帶來普遍奇跡，但也沒有帶來普遍的災難。在這種崇拜中最不合理的因素是CEO們過高的薪水和退休金，但是這是社會分配中永恒的問題，只不過，過去這些財富被無所事事的貴族收斂，現在成為不相稱的雇傭酬勞。
商業偶像的黃昏已經到來。但是，除了避免制造新的偶像外，我們還應當學會控制那種要避免一切錯誤的渴望。嘲諷和憤怒不僅無濟于事，還不著邊際。理性地承認錯誤一定會發生，但是不放棄任何糾正的機會——畢竟，在這么漫長的歷史之后，我們不能再含著淚水說：我們還是孩子。
(作者系本報專欄作家，現居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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