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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王南
中關村科技發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總裁段永基在日前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中國企業峰會上分析了中國企業和外國企業的生存環境，認為就目前的態勢來講，中國不可能產生GE那樣的企業。
段永基認為，與外國相比，中國企業的生態環境至少在三個層面上有很大區別：制度層面、法律層面、文化層面。
我們是“傳真紙干部”，一紙傳真過來就可以免你
中國企業占經濟總量中比較大的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國有資產，實際上企業的管理層是沒有決策權的。這一點對外國企業來說就很不適應，而且他們的管理層流動性很強。我們自己開玩笑，說我們是傳真紙干部，一個傳真紙過來就可以免掉你，再換一個領導，所以他不可能有長遠的考慮。
我原來在四通，那是民營企業。我現在在中關村科技，這是北京市政府直屬的企業，這個資產應該是北京市政府的。劉淇市長委托的代表人又是住宅建設總公司的經營層，他想的問題和劉淇市長想的是不一樣的，在重大問題上幾乎沒有一件事是一樣的，這種體制我想外國企業恐怕很難理解。
在GE的成長、它的購并過程當中，一種方式是買了以后把它慢慢扶持讓它長大，還有一種方式買了以后弄一弄以很高的價格賣掉，這也叫并購成功。但這在中國做不到。中國沒有一個成熟健康的資產交易市場，購并了以后，你買了以后，像結婚似的，你只能一輩子白頭偕老。如果中間發現問題了，是不可以調整、不可以流動的。所有者代表人這種不清晰、不準確、不授權，和外國有很大的差別。所以，中國不可能生長出GE來。
在美國開車開得很好，在中國試試?
中國法律層面的問題，第一不是很完善，第二個執行起來的力度和問題就更多。中國法律不是很健全，但更主要的是執行問題。我們看過美國的交通管理法，和中國的交通管理法文字上差不多。在美國開車開得很好，在中國試試?你肯定不敢開。執行的問題很大，從法律上的差別可能還比較小，但是執行起來差別會很大。在美國停下來駕駛員必須看到前面那個車的轱轆，再往前走是不可能的，在中國停車可以離得很近，差三公分兩公分就行，這實際上是很危險的。
國有企業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
中國應該說過去幾十年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國有企業的企業家，他們做得很大，但那不是他做的，那是國家的特許經營權使他做得很大。那種企業它做得很大，是他的管理能力強?是他的決策能力強?是他的商業模型設計能力強?不是的，是一種特許經營權。他們都說我們是企業家，但是我自己從來不敢帶“家”字，我們只是做企業的工作人員。國有企業有各種制度約束，那時候常常講我們是冠軍，但是我們是殘疾人運動會的冠軍，根本不是奧運會的冠軍。
我一直在鼓吹張維迎教授的說法：在全球的五百強企業和華人企業相比，五百企業強企業有名，企業家沒名；華人企業是企業家有名，企業沒名，比如蓋這個樓的李嘉誠先生，他那個企業叫什么名字，中國人沒幾個人知道，但是說李嘉誠誰都知道。諾基亞的董事長是誰?愛立信的董事長是誰?一般人未必知道，但是這些公司如雷貫耳。我個人把它歸結為中國人在建設自己、建設領袖中心型企業；跨國公司是建設制度，而且那種制度建設得確實非常好、非常奇妙。
第一個好處是在那種制度里所有的員工都能夠得到激勵，充分發揮聰明才干，如果不實現，就離開。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每個人在那個制度里頭，他的能量、他的作用都會被放大，產生1＋1>3、4。中國人常常不服氣——我們比美國人每天工作時間要長，比歐洲人也長，華人學數學智商很高。為什么我們的企業就做不好呢?我們在制度建設方面其實著力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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