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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主筆許知遠
如何成為一名偉大的企業領袖？哈佛商學院教授理查得.泰德羅在經過多年研究之后得出了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他們生為領袖，而非后天造就；他們創造哈佛商學院案例，而非學習案例。當然，你不用過于悲傷，因為在泰德羅教授心目中，惟有亨利.福特、托馬斯.沃森、安德魯.卡內基之流才稱得上偉大，因為他們塑造了現代商業的模式。至于在過去20年 里風行一時的杰克.韋爾奇，泰德羅顯然認定他尚未有資格獲得歷史地位。
這或多或少會讓中國的新一代企業家們略感不安。在中央電視臺的《對話》節目于2002年初進行的嘉賓問卷調查中，26位嘉賓在“正在讀的書”一欄中填上了《杰克.韋爾奇自傳》，他們中既有老牌的劉永行、柳傳志，也有新生代的王樹彤(joyo.com)、于干(新華在線)。
除了少數學者與政府官員外，企業家是《對話》欄目幾近不變的嘉賓。當然，出于對新聞事件與個人魅力的強調，這份名單不可能精確地反映出中國工商界的真實情況。一方面，它不得不遺漏一些同樣舉足輕重的企業的負責人(包括中國石化、寶鋼等)，另一方面它又過于鐘情dot-commer(不厭其煩地就新浪、8848、搜狐這樣缺乏實質影響力的公司進行討論)。當然，我們要承認，這份調查依舊是中國范圍內最好的調查之一，因為《對話》欄目至少比較準確地把握住了今日中國經濟最為活躍的部分，他們或許缺乏創造力地不斷談及柳傳志、王石、吳士宏、張朝陽乃至張繼升，但在依舊十分貧瘠的中國商業領域內，他們的確是惟一聽得到的聲音。
行進中的中國商業和商人
對于企業家的過分迷戀已經成為新潮流，作為中國改革進程中最果斷的部分，工商領域的確給個人才智以更大的揮舞空間。在多年的物質匱乏之后，中國人對于財富產生了罕見的饑渴感，人們對于創造財富的人充滿羨慕與嫉妒。在工人老大哥、解放軍、大學生、娛樂明星之后，企業家成為了新的風尚代言人。你不得不承認，張朝陽、王志東們在90年代末期擁有的影響力，與朦朧詩人在80年代的號召力頗為類似。
在從未有過企業家傳統的中國，柳傳志、劉永行至多能將自己的傳統上延至胡雪巖。我們或許有過徽商與山西的銀票，卻從沒見過不受政府干預的市場機制。我們的近代企業機制是在半殖民地背景下向外人學來的，這些企業主就是作家茅盾筆下的“民族資本家”，法國漢學家白吉樂所說的“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年)很快被抗日戰爭與內戰所終結。緊接著，企業的經營者變成了中國社會最值得唾棄的群體之一(甚至不如知識分子)。
直到改革開放后的80年代中期，“投機倒把”依舊是一項罪名，但是企業理論開創者之一的法國經濟學家J.B.薩伊對企業家的定義即是“將經濟資源從生產力和產出較低的地方轉移到較高的領域”。沒人能預料到90年代后期的中國發生了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化，商業行為奇跡般地登上了歷史的舞臺(由于過于突然，它不由自主地帶上了暴發戶式的銅臭味)，企業家被賦予了他們自己尚無法駕馭的聲譽與意義。在政治與文化這兩條線索基本沒有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企業家所進行的商業活動觸動了社會的敏感神經。你可以理解一位叫吳士宏的高級管理人員如何突然間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或是倪潤峰在彩電降價上缺乏想象力的舉措如何一次次地成為媒體關注的中心……
傳統與創新、全球化與民族情感，這兩類困擾著所有國家的沖突，在90年代后期將相當部分的力量轉嫁到了中國企業家的身上(這兩類沖突在中國又尤其強烈)。他們一方面要在一片荒原上創造出自己的商業傳統，另一方面他們又沒有足夠的時間與機會進行嘗試，政策上的限制與這個社會對于失敗的鄙視都令他們的探索謹小慎微。從進入股票市場到對產權制度的要求，他們的成果與挫折表露著中國改革進程的加速與放緩；他們剛剛準備從外部世界尋找經驗，卻發現這些叫IBM、HP與杰克.韋爾奇的老師們迅速加入了競爭者的隊伍，況且那些拯救克萊斯勒、締造松下的經驗似乎也不那么適合“挽救巨人”……同樣的，這些最初由于勇敢或僥幸而成功的企業家，并未全部因為財富的增長或是地位的提高而獲得相應的能力，很多人依舊被自己天然的缺陷所左右——眼光狹隘、農民作風、任人唯親、不求上進、缺乏誠信。90年代中國商業界上演的鬧劇，從點子大王到牟其中再到三株口服液的興衰，與歐.亨利筆下的20世紀初的美國鬧劇世界異常相似。但是，沒人否認一些更為嚴肅的商業精神正在這樣的環境中生長起來，那些成熟國家的商業經驗正在被迅速接受。一本叫《中國企業家》的雜志在1996年時依舊備受冷落，但到2002年初卻已備受關注，它傾心的群體已經以相當整齊的陣容不僅凸顯于中國社會，更成為中心話題。
于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一里程碑式的協議還原成了一種經濟行為，變成了由中國企業家群體領銜主演、對抗或擁抱跨國公司的進攻與誘惑的一出正劇，淚水與歡笑交織，結局可能還算美妙。2002年很容易被命名為“中國企業元年”，它標志著至少在經濟意義上，中國已經融入全球化進程(它至少可以先成為世界工廠)，中國企業家要在與老師們的競爭中學習與成長(你會在《對話》節目中看到，中國的CEO們多么渴望與伊梅爾特這樣的世界級CEO交流)。
所以，《對話》欄目這份調查結果，多少暗示出在這個敏感時刻中國社會的整體形態，它以商業為例，卻遠遠超越了商業范疇。對于歷史感深重的中國人來說，未來10年的發展將深刻地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為張樹新所推崇的黃仁宇(他的名字幾乎像杰克.韋爾奇一樣成了cliche)陳詞濫調大歷史觀念的核心，即是如何以數字觀念替代中國的傳統，他將1985年定為一個分水嶺，因為中國政府在這一年已經學會了如何用數字管理國家。忽略掉黃先生過于武斷與一廂情愿的結論，有一點是清晰的，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在一片荒原上建立新世界的過程。在1978年之前的歲月里，中國人將自己的傳統(除了教條的部分)完全“破四舊”；在接下來的時間里，我們“摸著石頭過河”，我們在荊棘之中茫然地探索；但是如今，我們終于有了稍微清晰的頭腦來塑造自己的新傳統，我們曾經在幾十年內忘記了自己從哪里來，該到哪里去，到了該設定自己基礎的時刻了，盡管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個基礎仍將充滿漏洞。
商業的崛起 社會的發展
大約在75年前，哲學家A.N.懷特海在哈佛商學院的一次演講中說：“偉大的社會是商人對自己的功能評價極高的社會。”《財富》雜志的創辦人亨利.盧斯將這種使命感推向極致，他認為商業即是“社會的核心”，使商業行為保證了對自由市場的嚴格要求，從而確認了自由社會的基礎。但一直到20世紀的40、50年代，企業才真正贏得美國社會的尊重。從19世紀60年代起，以鐵路公司為標志的大型公司開始建立，但伴隨它的是公眾間流行的強烈的不信任感。美國的城市化進程也同時展開，從普利策與赫斯特的報系之爭到黑幕揭發運動，我們看得出這種轉型過程中蘊涵的喧鬧與丑陋。從紐約到芝加哥到洛杉磯，人們迫不及待地沖進城市，卻發現這里骯臟、混亂、道德淪喪、為了金錢不擇手段，屠宰業、鋼鐵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當空氣中蔓延著不滿時，剛剛發展起來的、不被外人理解的超大型企業就變成了發泄對象，政府與公眾都不明白為什么洛克菲勒、J.P.摩根怎樣會有這么多錢。對于標準石油公司的肢解是美國商業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它標志著反商業潮流的盛極而衰。而美國的企業在經過幾十年的痛苦探索之后，建立了以亨利.福特、托馬斯.愛迪生、安德魯.卡內基、J.P.摩根為代表的現代工業王國，他們以自己天才的想象力在完全缺乏規則的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締造了現代美國商業。
怎樣高估這些巨頭對美國的貢獻(與危害)都不為過。盡管商業傳統從13世紀的威尼斯就已出現萌芽，在英國、德國、法國同樣出現過商業帝國的建造者，但商業行為在歐洲社會中始終處于貴族階層的壓力之下，它從未真正獲得自己的尊嚴。只有在宗教精神淡漠、民主意識濃厚的美國，商業才最終獲得了壓倒性的地位，它甚至將文化、藝術乃至政治包含其中(同時對這些領域造成極大的侮辱)。美國聯邦政府正是在與大型公司的對抗中逐漸形成今天的巨型政府的；是J.P.摩根挽救了1907年的金融危機，美聯儲就是聯邦政府接受了這次教訓于1913年成立的；亨利.福特不僅僅制造了那些T型車，他同樣因為給出5美元的日薪而創造了中產階級群體；汽車不僅是交通工具，它更是自由、隨心所欲的美國生活方式的重要體現；企業家不僅是賺錢機器，他更是偉大的夢想者與發明者，當然他們也常常犯下致命的錯誤，今天的美國依舊活在過于濃重的商業氣氛的壓抑中。
倘若是公司精神締造了現代美國傳統，中國在等待何種改變？我們缺乏美國式的民主精神，也沒有洛克菲勒們節儉、克己的清教傳統，中國企業家一開始面對的就是一個剛剛決定放下一部分權力、無所不包的大政府，他們的一部分群體甚至還不能決定自己一手創造的企業是否真的屬于自己。
他們面前有很多榜樣，美國模式、德國制造或是日本與韓國方法。他們與最后一類有些接近，日本與韓國的企業領袖們都僅僅利用了幾十年時間就創造了奇跡。在一片廢墟之上，他們建立了三星、現代、索尼帝國，他們也經歷著東方傳統的斷裂與西方勢力的介入。但是他們的弊端在成功之后也暴露無遺，政府對公司行為的過度介入，造就了龐大的企業帝國，也造就了裙帶關系背后的腐敗。況且日本與韓國瘋狂的工作精神背后缺乏真正的信念，他們確實按照設想像西方一樣富有，卻發現物質富足并非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
歐洲的貴族傳統、美國的商業意識鍛造了各自國家性格的基礎，而戰后日本與韓國大企業的終身制與偏執狂式的工作習慣則塑造了今日的東亞性格。不管中國的企業家是否意識到，作為今日中國社會最富表現力的部分，他們正在幫助塑造未來中國的國家性格，這在一直以意識形態為本位的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
所以，盡管存在諸多偏差，我們還是可能從《對話》欄目這份不夠精確的調查中發現中國企業家身上令人欣喜與失望的表現，這種表現折射出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與未來發展的某種形態，作為致力于推動健康的現代化進程的媒體，《經濟觀察報》希望對其進行富有理性與建設性的分析。就像喬治.索羅斯不斷強調的，我們生活的世界具有“反射性”的特質，我們可以通過改善自己對待環境的態度，并依據這種不斷改善理念的行事，最終我們有可能締造一個更美好的現實世界。
領導者的素質
趣味的單一性與眼界的狹隘性反映在企業家們閱讀的興趣上。如果你能通過《鄰家的百萬富翁》成為百萬富翁，或是《戀愛速成101式》找到女朋友，那么你一定可以通過熟讀《杰克.韋爾奇自傳》而成為偉大的CEO。就在中國企業家奉這位“世界經理人”為偶像時，他們忽略了韋爾奇對于美國商業社會的貢獻其實并非顯著，對于尚未成型的中國商業形態也缺乏更有想象力的指導。在這本缺乏思想內涵的快餐傳記里，韋爾奇的核心理念是直接管理、大膽裁員、強硬的反官僚作風，在過去的20年里，GE公司不斷重組公司，賣掉壞部分，買進新業務，贏得了華爾街的青睞，人們卻有些失望地看到以愛迪生的發明起家的GE在這段時間里缺乏影響市場的新專利。創造過去20年美國商業奇跡的是微軟、英特爾與戴爾公司，他們所進行的技術與管理創新令他們成為亨利.福特們的真正傳人，他們將美國商業的疆域拓展到更廣闊的領域。而杰克.韋爾奇則好比在一個已設定的圈子中，揮灑出最漂亮的傳統招術，他的超人精明與果斷令他的表演極度精彩，人們甚至忘記問他為什么不開拓一些新的表演項目。
偉大的領導者都是“一個人的表演(one-manshow)”，但其中真正偉大的是那些在show之后仍留下寶貴遺產的人，倘若沒有阿爾弗雷德.斯隆，通用汽車公司不可能建立，但這位沉默寡言的清教徒卻創造了分權制——這樣的巨型公司管理模式的天才設想。韋爾奇留下了sixsigma，但這真的不算多么具有創造性，這位喜歡越級管理的經理人的決斷幾乎依賴于個人的頭腦，當這個頭腦不再指導GE公司時，他的接班人發現除了“影響的焦慮”外，他沒有繼承到可供可持續發展的專利發明，或是管理模式，伊梅爾特一上臺就宣布要加大GE的研發支出，而這一項費用在韋爾奇的任內不斷被減少。
少有經理人不被杰克.韋爾奇的魅力與成功感染，但是對于尚未建立成型的商業形態的中國企業家來說，他們更為緊迫的任務是拓展新商業疆域，建立穩固的基礎，而非在一個范圍內盡善盡美。中國的企業界充斥著“一個人的表演”，你可以區分賣腦黃金的史玉柱與賣地產的史玉柱之間的差異嗎？在一片熱鬧之后，他或許還了債，但是他為商業環境留下了什么遺產，以使后來者在這種基礎上更進一步？不錯，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在強調“建立百年老店”，但是百年老店的建設者們應該有更寬廣的胸襟與高遠的榜樣，或是一種更執著的“笨拙”精神，至少不是杰克.韋爾奇，他太精明了，以至于喪失了更大的夢想空間。
或許，企業巨人很可能根本不能從這代中國企業家中誕生，一方面中國的商業土壤過于貧瘠，企業家們幼年所受的教條教育將困擾他們一生，這使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成年后不可救藥地愛上外部商業世界的新管理教條。中國商人對于“職業經理人”與“實例操作”的強調暗示出他們想象力的匱乏。商業世界的規則是，如果你不能成為一代領袖，那就更為勤勉地成為一個執行者。我們可以看到其中的最優秀者，如張樹新、柳傳志、張瑞敏正在虛心刻意地學習純真的西方商業模式，并以實際的行動參與改造商業土壤。
麥肯錫公司的改造者馬爾.波文認為一般的商業領導不需要政治領導那樣的天才，他只需要鼓動人們去養家糊口而非包圍德國飛機轟炸下的倫敦。“一定程度的想象力，主動性與韌性，強烈的成就感與理解他人的觀點和歷程的能力”的人，就有可能成為商業領導，只要他再學習一些基本管理技能即可。馬爾.波文利用自己的哲學所建立的麥肯錫公司即以提供“領導咨詢”而著名。我們看到目前最杰出的中國企業家幾乎全部屬于此類，他們或是努力國際化的中國企業家，或是為跨國公司實現本土化的高級代理人，比如諾基亞的中國區高級副總裁劉持金帶有強烈的實用主義與操作意義的做法，他在對“未來何種人會成功”的回答中，穩健而缺乏靈氣。
在過去一年最不可思議與最可預見的事件問題上，由于過于明顯，“9.11事件”與“中國入世”成為最主要的選擇。對于國際環境的關注程度，有可能暗示出企業家個人所具有的視野。我們看到一些dot-com新貴們依舊認為“網絡股的破滅”是去年最不可思議的事件，這種選擇多少證明他們不過能操作一個幾千萬美元的公司。對知識與經驗的渴求，反映在這些企業家思考的問題與交流的對象上，杰克.韋爾奇、沃倫.巴菲特、彼得.德魯克是最常見的人選，他們想質詢的問題多種多樣，但以企業自身面臨問題為主——核心競爭力、接班人……盡管中國最頂尖的企業家以得到哈佛商學院、《時代》、《福布斯》的承認為榮，但他們的確是目前中國最務實的一個人群，他們強烈地意識到自己與發達國家間的遙遠距離。與政府官員對話是企業家的另一個渴望，這強烈地流露出，被政府行為嚴重影響的中國企業家的尷尬。具有“中關村的馬基雅維利”之稱的段永基與劉永行、柳傳志、段永平表現出敏銳的政治嗅覺，他們是特有的政治體制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商人，背負著濃厚的傳統。
參差不齊的水準表現在“關于人類未來發展趨勢”的關注上，像所有其他群體一樣，中國企業家沒有表現出更過人的見識，他們都暗含了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混亂的思維形態，舊有知識結構難以依憑，而新的知識結構尚未形成，中國的所有群體都面臨相似的問題。我們看到中國小農式的精明依舊在企業家群體中擁有相當的影響，當潘石屹不斷宣稱“陰陽和諧與對道家的關注時”，他的表演色彩實在過重了，他或許當真不知道“誠實”是亨利.盧斯所說的現代商業社會的基礎。
“自我期許”的程度將決定中國企業家的未來
當戰爭迫在眉睫時，軍隊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當全球經濟衰退時，反商業浪潮就會減弱。對于企業家的迷戀，反映出貧窮了多年的中國人對財富的過分饑渴感，也反映出人們貧瘠與教條化的精神世界，他們不過是把幾十年前的政治熱情轉嫁到商業領域，他們依舊沒有完全理解理性與豐富性的可貴。
盡管問題重重，活力最先被釋放出來的中國企業家在學習國外經驗的同時，的確一點點將中國啟蒙者們倡導的現代理念在中國土壤上實踐下去。馬爾.波文說社會中的三種因素會有利于商業領袖的誕生：1)自由社會，2)大眾化教育，3)自由的企業體系。中國企業家在這些因素都不完全具備的情況下已經不畏艱險地展開了行動，這種率先行動可能催化這些因素的更早成熟。
A.N.懷特海在75年前那場講演的主題是“遠見”，一個社會健康的標志是政治、商業與文化領域間的協調，所以在懷特海與亨利.盧斯眼中，商人必須對自己具有超越金錢意義的自我期許。“自我期許”的程度將決定中國企業家的未來，這絕非杰克.韋爾奇的經驗所能提供。
當然，對于更多的僅僅想做好生意的企業家來說，杰克.韋爾奇的一個更有意義的啟發是，他趕上了一個好時候，只要你不是笨到家，大的潮流可能幫助你獲得成功。杰克.韋爾奇在1981年掌管GE，從那時起，資本主義世界開始了一場放松管制的運動，在整整20年里，美國迎來了罕見的經濟增長勢頭，韋爾奇沒有創造這個潮流，卻順流而上，然后他在經濟開始衰落時交出了接力棒。就像張樹新所說，在未來10年，中國經濟將進入一個急速的上升通道，內部改革與外部環境沖擊將把那些足夠敏感的中國企業家推向一個新臺階，屆時他們將面臨更深刻的、根本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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