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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陳初越
新華社記者蔣作平 余斌 發自成都
這是天府之國的四川，這是蜀國故郡的成都。
當然，它依然是個很適合下火鍋、談掌故的老城。但“創新”也正成為政府官員們的口頭禪，并推動著他們打造一座新興的“第四城”的野心。在京滬粵之外，這又是一個“海歸留學人員”投奔與集聚的重鎮。
2002年開春。成都留學人員創業園。記者在這里傾聽著創業者們無拘無束的漫談。
從他們的談話里，記者最深的體會就是：“政策優惠”的吸引力對于“海歸”創業者來說，已經趨淡。創業者們的困惑和期待，早已跳出創業園的狹小天地，正聚焦于政府管理體制的創新，以及整個國內市場環境的改善。
行政效率還是低？
成都高新區地處成都南面，從市中心坐出租車，不到10分鐘即可抵達。“留學人員創業園”位于區內“高朋大道”，是筆直大道邊的一座軒闊雙體大樓。它是國家級留學人員創業園，成立才兩年多，就已吸引了112名留學生，創辦了70余家高新技術企業。今年9月，它被科技部評為“國家高新區先進孵化服務機構”。
記者采訪園內創業者，幾乎每個人都對創業園內的“小環境”贊不絕口，稱道園內的優惠政策、管理素質“沒的說”，但是，一提起園外各級行政機關的辦事效率與透明度，創業者們仍有不少苦水要倒，連園區管理者也對此感同身受。
成都盛進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李開屏：
我公司于2000年4月12日注冊成立，研制“多功能免疫檢測儀”，質量達國際先進水平，可檢測13種病，是一種快速、準確、靈敏的檢測手段。海關、醫院、戒毒所、防疫站、血站、社會醫療等都可使用，將來還可進入家庭。
老總周思亮在美國取得博士后學位，又是哈佛MBA博士，在美國呆了11年，今年46歲，綜合素質很高，但到成都時，兩眼一抹黑，不知道怎么找人辦事，就是俗話說的“燒香找不到廟”。有時為了蓋一個章，要等3個月。如果沒有創業中心一些人“帶路”，真是不知道怎么辦才好。建議有關方面要搞個“企業服務指南”，為國外回來辦企業的人指示方向。
成都高新區留學生創業園主任鄭莉：
在國內創業確實不容易。如盛進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找藥檢部門搞快速檢測，但一直辦不下“申請許可證”。他們曾在北京跑了一個多月，還一直找不到哪里可以領取申請表。后來，我們區管委會主任幫他開了現場會，由一位副省長出面幫助協調，才由2001年6月，由省里辦下，但國家的至今還沒辦下。
事情雖然辦妥大半，但帶給創業者們的感受是：在中國辦事，循正規途徑，可能就會拖三阻四，要靠走門子、走關系才方便易行。我想，這是個很不好的第一印象。
高新區區委辦公室副主任候智龍：
企業注冊前的審批，太多、太復雜了！哪些需要審，哪些不需要，仍然沒有理順。而民營企業是要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的，延誤商機怎么辦？高新區的審批項目是全市最少的，但保留的行政審批還有120多項。
去年，華西醫大要上一個項目，蓋了100多個公章，還是沒有辦下來，經媒介披露后，十分轟動。市政府下決心去查，發現并不存在太多推諉扯皮，絕大多數公章是必須要蓋的，所以要提高辦事效率，不僅要改變官僚作風，更重要的是改革陳腐的管理程序。
記者按：如果說入世之后，國家的競爭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企業的競爭，那么，在國內各個區域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則是表現為政府服務能力的競爭。政府要“加速”，要改善軟環境，才能吸引人才與資金，讓企業安心扎根。正如深圳市市長于幼軍所說：政府改革工作不僅關系到廉政、作風問題，還關系到一個地區的競爭力和生存、發展。
政府逐利有失公平
企業對政府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服務的要求—政府應當提供公平、公開、公正的服務。但是，令一些企業感到憂慮的是，競爭環境并不公平，而且，荒謬的是，其中一大競爭對手恰恰就來自于政府本身。這場仗怎么打？企業能不能陪得起？
四川金科成地理信息有限公司總經理金石：
我和妻子李征在歐洲攻讀地理信息學專業。2000年10月，我們回國創辦了金科成地理信息有限公司，搬進了成都留學生創業園。這里不光信息靈通，還經常有國家、省、市各級領導人來看望鼓勵我們，讓我們備感黨和政府的溫暖。
但有一個問題使我很困惑：現在很多部、省一級的政府單位，搞了不少信息中心。它既有行業管理的權力，可以行使政府職能，審查項目；又有事業單位的職能，可以搞科研開發；還具有公司的企業職能，可以開發和銷售產品。他們既制定規則，又當裁判，還當運動員，這種不規范的競爭，叫我們留學生怎么做？
成都依柯公司總經理金錫萱博士：
2000年7月，我從美國回到成都，創辦了這個公司。我的感受是，創業園雖好，但一走出創業園就被打倒了。
我在創業園開發無毒、無公害農藥和農產品保鮮膜(劑)，但令我備感無奈的是，在中國市場上卻競爭不過有毒、有公害的農藥。
我們的競爭對手，是龐大的農業管理系統。他們既是政策制定人，又是政策執行人；既是農藥制造者，又是農藥銷售者。在美國，禁用有毒農藥，誰敢使用，就要承擔法律責任。中國也有禁令，但禁而不止，因為各地農技站有利益在里面。有關部門不按規則辦事，我們很難競爭。
中國農民收入低，不僅是因為農產品質量低，也因為安全性差，所以不管價格多低，人家也不買。比如茶葉，雖然我們的品質好，但歐盟已把農藥的殘留標準降低了100倍，四川的茶葉顯然就更難出口，中國農業不重視這個問題，會吃更大的虧。我在美國研究、推廣安全農藥18年，產品在美國很有競爭力，但在中國卻打不進市場。例如四川某縣，他們用有毒農藥，對柑橙進行浸泡、保鮮。我看了很痛心，給農業局做了很多工作，請他們去執行禁令，但沒有效果。
記者按：從金博士反映的情況，可以看到：農業問題，問題不僅僅在于農業。環保問題，問題也不僅僅在于環保。轉變觀念容易(比如禁用有毒農藥)，但改變利益格局就難(不讓各農技站出售有毒農藥)。某些政府部門一旦直接卷入利益體系之中，不但維護不了公益，甚或可能成為種種公害之源。
勾兌文化適應太難
目前各級政府都很重視講“軟環境”的建設。它一方面是制度環境的有形建設，另一方面則是社會風氣的無形建設。
中國有悠久的所謂“勾兌文化”，即是軟環境中的惡質成分。它表現為世故、圓滑，故布迷陣、巧設關卡，不露聲色地揩油、貪得無厭地索取。歸國創業的人，往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領悟其中三昧，這也是讓許多海外學子望故國而卻步的原因。
成都加訊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楊釗碩士：
2000年11月，我們5個美國和加拿大的留學生集體回國，注冊創辦了這家以研制、開發手機芯片為主的公司。我們的導師是加拿大這方面的研究權威。回國前，我們都曾被很多公司高薪聘請，但最后還是做出回國創業這一人生的重大選擇。
創業園對我們很照顧，我們覺得很受關照。但“海歸派”回來，除了缺資金外，另一個難題是對市場環境不熟悉，特別是中國市場的運作體系里面，“人為”的成分太多，需要磨合，需要適應。
可以說，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與西方的確實不一樣。這里面有些因素是國家閉關自守多年造成的；還有另一種特色，則屬于東方文化的含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出國久了，剛回來時確實對此不太適應。
具體講，同樣一件事，他可以辦，也可以不辦；就算他辦了，別人也可能不辦；周圍的人去找同一個人辦事，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辦法處理，結果就不一樣。一切都取決于你會不會套近乎，會不會“溝通”、“公關”，說得俗一點，這是一種勾兌文化，或叫腐敗文化。這個問題不是現在產生的，現在能解決的，這與國際慣例差得太遠了。現在中國已加入WTO，我們希望與國際接軌的速度更快，將來能夠照章辦事，而不是“看人下菜”。
記者按：目前，各地創業園都出現一區多園的趨勢，一方面是因為要求入園的企業越來越多，也因為許多已成長壯大起來的企業情愿一直呆在“孵化器”里。對于一些經營者來說，將諸多事務委托創業園來打理，不直接和政府、社會機構打交道，意味著耳目和身心的清凈。
也許，我們不應當僅僅嘲笑它們過強的“依賴性”，因為“勾兌文化”的盛行，確實是我們社會的一大痼疾，它會逐漸把浸淫其中的人，塑造成“厚黑教主”的徒眾。
對全國各地創業園近年來倍數級的增加與擴張，我們應當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的。這也許從另一方面說明創業園外的人文、制度環境，仍不太宜于中小企業的成長，所以創業者才會群趨于這個人造的“避風港”和“桃花源”。
地方保護主義的壁壘
當原本一馬平川的通衢大道，拉起無數的絆馬索，刨出遍地的野豬坑；當穿州過省比漂洋過海更艱辛困難、充滿變數，海外的留學生們還會選擇歸來創業嗎？很多歸國留學人員陳述了“地方保護主義”帶給他們的巨大困擾。
鯤鵬公司總經理常健博士：
我是2000年2月和成都聯系，3月就從日本回國創業了。在這里，政府給了很多支持。有問題找園區，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解決。真有種被“孵化”的溫暖感覺。
但走出這個小環境，問題也就出來了。我對自家產的藥品很有信心，可以說其質量、價格都是很有市場競爭力的。正因如此，我的對手經常采取不正當手段來競爭。他們買通地方或部門官員，封鎖我的產品。我在青海有一個代理商，有實力，也有背景，在當地做得不錯，但當他想把產品打入甘肅時，就遭到封鎖。對方是上市公司，他們的銷售人員揚言，我的產品不光甘肅，陜西、廣西都不要想進去。
據說，在甘肅，只要拿10萬、8萬就可把一個品牌給趕出來。在成都，也有類似事情發生。對手通過不正當方式，使藥店、售貨員、店員重視對他們產品的銷售，把我們的產品摞在不顯眼的位置。沿海環境較好，我的產品在福建、廣東就沒碰到這種事。我經常感慨，如果成都市、四川省、西部省市的創業環境都能像我們高新區一樣，就肯定能吸引大量留學生回來。
記者按：地方保護主義造成的市場割據確實使創業者心悸、心寒。顯然，如果法治力量不夠強大，勢單力薄的創業者就只能托庇于“勾兌文化”、“拜山頭”之類的“東方特色”了。
詐偽過多，如履薄冰
金錫萱先生，這位現年59歲的西弗吉尼亞大學博士、前美國農業部微生物防治病蟲害中心部門主任，一年多前回家鄉成都，投資200萬元，辦起了以生物保鮮劑為主要開發項目的公司。現在，他正感受著一生中從未有過的挫折。
他的傷心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投入和回收的不成比例，二是國內農藥市場具有他歸國前無法想像的不誠與無信—
成都依柯公司總經理金錫萱博士：
我的保鮮劑產品好，來的訂單也多，但我不敢發貨。原因在哪里？一是我沒功夫去討債，二是我沒功夫打官司。
我剛剛收到湖南省岳陽市的訂貨單，要2號保鮮劑1500公斤，1號500公升，小袋10萬袋，總共僅8.8萬元的貨。人家要先賣了再給錢，但我不敢發，怕款收不回來。迄今我已發出價值10萬元的貨了，但只收回3萬元錢，這就是前車之鑒。
這事太傷腦筋了，在美國不會遇到。那些買家沒有信譽，沒有商業道德，他們把我們的人騙去，不是商談業務，而是先請你吃喝一頓，再問要不要小姐，然后就欠你的錢。我們2002年的訂單有200萬，但我們不敢吃這個饃饃，我們經不起別人坑。
現在，我們的產品已進入澳大利亞、日本、臺灣等國家和地區，但在中國大陸就是舉步維艱。
記者按：也許不是中國人特別缺乏誠信，而是剛進入市場經濟不久的中國人，特別缺乏市場經濟中的規范，以及對這種規范的有效監管。
當詐偽泛濫，企業就不得不增加鑒別、揀擇的成本，若這種成本過高，則放著現成的買賣也無法交易、無法動彈。美國歸來的金博士的企業又是這樣的一個現成例子—當然，我們也可以從另一方面來分析，金博士經營業績不佳是他事事循美式作風，尚未“本土化”，昧于“潛規則”，沒有組建一支靈活、擅長“勾兌”的營銷團隊的緣故。
創業門檻還是太高
不久前，國家某機構曾做過一個調查，發現制約中小企業創業的諸種不利因素中，最重要的還是缺乏資金的問題。目前，國內在風險投資、銀行貸款等方面對注冊企業的資金要求仍然太高，中小企業幾乎都對此不存希望。
另外，如何減輕高科技企業進口科研裝置的關稅，使之同正規科研部門享受相同的待遇，仍是諸多創業者需要得到合理承諾的事情。
成都加訊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楊釗碩士：
為了辦公司，前期大家自籌了100萬。所有銀行都不肯貸款，因為我們沒有財產可抵押，我們有的只是軟件技術。
在這個艱苦創業階段，資金是制約我們前進的最大問題。我們現已通過高新區，申請科技創新基金。本園有三四十家申請，但估計只有一兩家能申請到。因此，希望是很渺茫的。
當然，高新區盡了最大努力來支持我們。支持了我們有償貸款70萬，但這還遠遠不足。我們跟企業、風險投資都接觸過，尋求資本支持。但他們都追求立竿見影式的回報，短期看不到明顯效益，就都不愿意投。
但話說回來，很多投資者只懂經濟，不懂高科技，他們來，往往會改變你的方向。上市公司與高科合作，說白了，是炒你的概念，在股市上撈一把，不會真正關心你的研究和開發。
高科技開發初期，需要大量投入。加拿大、美國的高科技，最初都是國家來扶持的，即托兒所是國家來辦的，一旦成熟，國家就可管理了。我認為，我們國家在這方面還做得不足。四川金科成地理信息有限公司總經理金石：
為了跟蹤世界最先進的高科技產品應用技術，我們公司今年年初就與美國公司合作開發人工智能芯片應用產品，用于智能交通、民航管理。但僅購買一只價格為2817美元的智能芯片，就要交納約10%的關稅和17%的增值稅，超過7000元人民幣。為了科研，我們需要進口很多這種芯片，高昂的附加費，給開發帶來了很大困難。
我曾問海關為什么要征收這么高的稅，海關稱，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申報后可以免稅，而我們是企業，而且是民企，所以沒有資格免稅。我們是搞高科技的，卻不算科研單位，真是荒唐。這種政策是不是太保守了？
記者按：風險投資在美國硅谷和臺灣新竹兩個全球最大的高新科技園區的壯大過程中，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國大陸，風險投資剛剛起步，也缺少有效的監管機制。相關資料顯示，國內已轉化的高科技成果中，轉化資金靠自籌的占56%，國家科技計劃撥款占27%，風險投資僅占2%多一點。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我們還沒有真正的“高新企業孵化器”。
而要建立一個鼓勵風險投資的金融體制，政府就得通過制度創新，建成以市場建設為核心、以民間資本為主體的風險投資機制，同時，在信貸、稅收政策方面給中小企業創業者更多扶持。
結語：不能取代的信心
海歸派創業者在創業園外遭遇的困惑，其實也是本土創業者早已在承受的現實。
我們是應當勸海歸派“調整心態，跟上現實”，還是應當改變不公平的游戲規則，為所有創業者締造一個更合理的、合乎全球化潮流的創業環境？也許，不能太簡單地做出二選一的判斷，因為，我們已置身于一個更開放的系統之中，政府、企業、個人的角色都在成長、變化，并且互相塑造。
關鍵是抱持著一個開放的心態。在此心態下，所有的抱怨都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我們可以找到它能夠推動變革的建設性一面。我們發現：抱怨并沒有損壞創業者的信心—事實上，我們并沒有聽說哪位創業者在“打退堂鼓”。幾乎所有創業者在抱怨之后，都表示有信心將企業做下去。他們的信心來自于一個基本判斷：一切會變化，而且會向著好的方向變化。
我們發現，成都創業園正體現著從管理向服務轉化的“標本政府”形象。這也是很多海歸創業者的信心之源。據說，創業者對園區的最高評價就是：“平時感覺不到創業園的存在，遇到麻煩就會想起你們。”很多創業者是把目前園區的氣氛，想像成未來整個國度的創業環境。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中國各級、各地政府是否都能實現從“官員”向“服務員”的轉變？我們的國家，能否成為一個巨大的創業園？如果創業園的作用僅僅是將外部的環境襯得更糟，那可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本意。
也許，當創業園與非創業園的界限消失的那天，也就是“海歸”與“本土”的界限消失的那一天，今天的困惑在那時會煙消云散。面向廣大的國土，我們會說，這是一片開放的樂園，它屬于一切熱愛創新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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