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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安份的李亦非從不把挑戰放在眼里，她說，世上聰明人很多，膽大的人卻太少
夢的階梯——你從小生活在一個學養極高的家庭，姥爺畢業于清華大學國政系，母親是數學老師，父親是天體物理學家，家里充滿了知識與快樂，上一代人承受的精神痛苦和生活遭遇在你身上看不到任何影子，你的樂觀天性和進取心態完全得益于如此超然的成長？
李：看姜文的影片《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就不住地慨嘆，他怎么能把我們記憶中的青少年時代表現得那么真實動人。我們這一代人的童年幾乎是玩過來的。男孩的游戲是打彈 弓、拍煙盒，光著膀子去游泳，女孩則“打拐子”，瘋玩像皮筋。物質奇缺的年代，每一個兒童都是發明天才，我們自制的“拐”是豬蹄骨頭涂上紅綠色，扔在地上花花綠綠一大堆，我們家樓下有個練功用的大墊子，孩子們就天天在那兒窩腰、劈叉，比膽兒大。當時大院內的生活是異常安靜的，冷不防我們會聽到有人跳樓自殺，于是一大批人圍過去，那是在天真狀態下留下的小小陰影。還有一次，夜半醒來聽見媽媽哭，非常不解，長大后才知道姥姥、姥爺在“文革”中被打死，尸骨無存。
現在的新生代對那個年代的感覺已很不真實，不象我們需要背著包袱上路。那時候的孩子普遍經歷了物質與精神的雙營養不足，例如營養不良就直接影響了我的身高。幸運的是，我有這樣一雙優秀的父母，我們家的知識空氣是那么濃厚，在我整個人生中，這種空氣都一直造就著我。
——在“知識無用論”盛行的年代，父母為什么會如此重視知識？他們以什么方法教導你？
李：父親從小給我講宇宙的故事、地球的起源，對世間萬事萬物的好奇心大概從那時開始。我們家有一個小黑板，吃飯時媽媽會把數學題放上去，還有古詩詞、對聯、各種人生格言。我們的飯桌是古今中外名人的薈萃之地，大家一起聊《九三年》、《笑面人》、《牛虻》，他們從不阻止我看所謂的“禁書”，記得70年代中那些武俠小說，都是用報紙一張張粘起來偷運到北京的，我看完梁羽生看金庸，只要偶得一本，便整夜不睡地看。
——那個年代的社會都在不自覺地扼殺著少年對知識的渴求，而你父母卻在為你架設知識的階梯，奇怪的是為什么他們竟同意你去練武術？
李：習練武術純屬偶然。70年代中搞文藝和體育是一種風尚，也是可以眼見的較好出路。這就是為什么80年代開放的中國涌現了那么多精英文體人才的緣故。記得當時我在中關村一小，某一天學校讓上千學生站在操場上，老師手指一點：你、你、你，我就被拉到100多人的隊伍中，然后做馬步、弓步、彎腰踢腿，又挑了30人送往北體培訓一個多月，終于篩選出包括我在內的十一人。開始只覺得好玩，并不努力，經常是板凳隊員，練到第四年，突然覺得進入了狀態，開始加入優秀隊員行列，直到1977年獲得全國武術比賽青少年組武當劍冠軍。
——練武術、拍電影、交功課和準備高考你幾乎都是交叉進行的，少小的你會不會被重壓得喘不過氣來？
李：恰恰相反，我非常快樂。練武術講究“精、氣、神”，講究競技狀態中的出彩，所以今天我能比別人多一份精力投入工作。我拍電影游歷了那么多名山大川，開闊了胸懷和眼界，實屬免費旅游。當時武術隊常常慰問工農兵，經常遇到吃宴會，我們給陸軍表演時開過坦克，給空軍表演時坐過“米格-21”，參賽去過內蒙古、哈爾濱、河北承德避暑山莊，那么小小的年紀，就學會了與大人溝通，得到陌生人的智慧，經歷了別人無法經歷的生活，那些新鮮的事物讓我的頭腦停不下來，我的膽子也愈發壯大。今天我常說，聰明人很多，膽大的人太少，我就是少數的膽大的人。
——你是指你大膽地導演了自己的人生？
李：如果說練武術、拍電影都純屬偶然的話，那么考外交學院、出國深造、到聯合國工作，直到進入博雅、維亞康姆公司，則一路隨心所向。記得上初一的第一天，我的英語老師給我們教ABC，第一次聽到“Sun”這個詞，我就覺得美極了，beautifullanguage！從此我瘋狂地愛上了英語。我跟爸爸說，我需要國外最好的語言教材。每天中午，我騎20分鐘車返家，獨自聽上半個小時的“靈格風”磁帶，吃完飯再騎車返校，風雨無阻。初中統考，我以全市前十名成績進入北京外語學校，我對知識的饑渴簡直到了如癡如狂的地步。記得拍《神秘的大佛》這部片子是在樂山，我的手里從不離書，三個月后回來數學考試得了99分，其間巴爾扎克、雨果的作品也飽讀了不少。
——你說過在整個求學生涯里破例了兩次，為什么？
李：中學時我所讀的外語學校傳說要直接升級為第三外國語學院，全體同學可以直升而不用高考，也不準高考。我想成為女大使，并不相信它的師資力量，堅決要求高考。我們班三個人冒著考不上大學本校拒收的危險，互相鼓勵，堅持拼搏，直到離高考還有35天，準考證才發下來。于是我以七天一門功課的速度完成復習，在高校錄取率僅為4％的情況下，如愿考上外交學院，其余兩個同學也考上了北大，終于開了外語學校學生參加高考的先例。
念大一，我就想到聯合國工作，這就必須先走出去，再實現愿望。大二那年我便準備自費留學，雖然學校認為不可能，我還是考了640多分的托福成績，自己申請到了獎學金。雖然學院是5年制，但讀完大四學院就認可了我的畢業資格，1985年，我成為全校第一個踏出國門的人。后來我很清楚，所有這些超乎常規的努力，都是因為我認為別人不能替我說“NO”，只要世界沒有說“NO”，我都可以有機會爭取。
——你的膽子也太大了，當時美國舉目無親，你是怎樣為自己壯膽，又如何割舍對父母的眷戀？
李：我是當時那趟航班上唯一嚎啕大哭直到飛機落地的人。男友分手了，父母分別了，身上只有50美金，兩只箱子比我還大，更重要的是沒人能預料到中國能發展到今天，心里恐懼的是這輩子難得再見父母了，因為沒有人對政治時局打包票。到達美國正好半夜三點，我在牛仔酒吧坐了一晚，在那里我告誡自己，我為理想而來，從此以后每一個挑戰我都必須把它當作快樂，前不久美國貝勒大學邀請我回去講課，我的教授看到《財富》封面上的李亦非還笑著說：“就是那個最愛偷偷哭的北京女孩。”美麗蹦極——2001年《財富》雜志宣布評選全球25位企業新星，你位居榜首并登上了封面，成為亞洲乃至全世界一個熱門話題。作為進軍國內傳媒產業的代表，你在最佳的時機、最佳的狀態實現了最棒的一跳，你以為《財富》選中你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聲名顯赫之下有沒有感到壓力？
李：中國經濟力量的崛起使世界的焦點再一次落到亞洲。2001年《財富》全球論壇的主題為“亞洲新一代”，在多次面試和調查之后，《財富》確定入選者必須在40歲以下，處于上升態勢，并且在重要的舞臺扮演有影響力的角色，也許是MTV中國電視頻道有1.5億人在收看，相當于美國人口的一半，也許是他們花了2.5萬美金、700盒膠卷拍了一輯不錯的片子，總之我的生活充滿了偶然。有時候成名也是雙刃劍，我盡量地讓它不要干擾我的生活，因為我自己該是誰還是誰。
——你能一躍再躍，直到今天，在造就自己的過程中哪一段的磨煉最為重要？
李：古語道“十年磨劍”，此話一點都不假。年輕時急于求成，現在回頭看看，某些事情就是要熬年頭、火候，十年能上一個臺階，已經很了不起。我20歲到美國貝勒大學讀國際關系，希望在國際舞臺上施展才華，所以畢業后第一個申請的機構就是聯合國。全球招募的40人中，我是惟一的中國人，先在裁軍署，很快進入公共信息部任《聯合國呼喚亞洲》節目當主播。不久，我從上司那兒看到了自己50歲的影子，于是進入專業律師所擔任中國業務顧問，經常跑華盛頓參、眾兩院參加聽證會，甚至為“美國對華最惠國待遇”項目進行過游說，業務能力得到充分鍛煉，我從28歲認識我的先生汪潮涌，到我今年38歲，幾乎就是十年，差不多每三年都有一個中心，積累了不同的經驗才突然進入了一種狀態，這是十年的結果。
——你的人生有沒有出現過特別難、特別難以逾越的溝坎？
李：母親的去世對我的打擊最大。我根本無法承受這個悲痛，好在有了先生汪潮涌，在這個溫暖的港灣里才慢慢把感情平復下來。特別難熬的日子是在懷著女兒的時候，當時隨夫居港，人突然從緊湊的生活中松懈下來，工作沒了，有一種對未來莫名的恐懼，為了去掉這塊心病，我的行動家的本來面目顯示出來，我挺著肚子去見了很多公司，直到有公司說，OK，生完孩子你過來上班，同時博雅也同意我生產后續職，這才讓我稍稍安心。這種過程有點不可思議，但我的性格就會驅使我這么去做。
——你認為自己的魅力來源于什么？個人能力在哪方面最強？
李：尼采說人生的愿望不外有三：健康的身體、通過勞動獲得富裕和看上去優雅美麗。有一本書叫《漂亮者生存》，我很同意其中的觀點。漂亮不僅僅是純粹的美，它包括知識、自信、幽默感、談吐的優雅程度，是一種整體的生命狀態。我認為我個人的最大魅力來源于我的溝通能力。溝通的成敗可以直接導致一件事情的成敗。我就常常跟上司講中國成語故事，什么是“拋磚引玉”、“樹倒猢猻散”、“對牛彈琴”等等，他也是個非常高智商的人，我們在工作中的溝通常常伴隨著大聲的笑，我以我的方式描述中國政治、經濟，說明它對我們的意義在哪兒，應該怎么決策，我們的合作稱得上愉快而默契。
——你怎樣應付事情出了岔子的時候與上司的溝通？遇到挫折你會第一個想到辭職嗎？
李：遇事辭職就跟自殺的性質一樣。挫折來了，你應該想到機會在對你說：征服我吧。有勇氣的人這時就會及時地俘獲它，你就會有一個大長進。就在兩星期前，維亞康姆亞太區總裁打電話問了我三個業務問題，我都沒答上來。他在電話中說：“作為一個在國際大公司干了三年的總經理，這三個數字答不上來，我很吃驚。”——流淚？爭吵？都無濟于事，我馬上反應：“老板，這是我的錯。但其中有兩個最新數字是因為手下做完后急于直接發給新加坡，所以你看到了而我都沒看到，但第三個數字我沒記住，是我的錯。”與此同時，我馬上就把數字找來記住了。這是成熟的溝通，并非象小女生那樣一味扮作受害者。
——維亞康姆公司基于什么相中你，你做過哪些漂亮的案例？
李：在博雅公關公司的時候，我經歷了兩次升遷，老板跟我說，我們找到了一個明星雇員。我為博雅公司開創了一個新的業務增長點——戰略和公共事務部，因為我給客戶提供的服務早已超出了媒體公關范疇，一年后，爭取到了許多大客戶，超越了所有贏利期望值。我走后，這個部門關閉了。有一些案例我們都簽了保密協議，不能透露。舉個例子，比如某國外公司上層想見國家某重要領導人，從開始提案，我就必須以很高的邏輯能力快速把重點找到，使之導向一個正確的地方，當中使用的策略，只是戰略的一個輔助部分，事后我才發現，每個決策路口都有兩三個岔道，最終以理性＋直覺的判斷都是無比正確的。稍有一絲差池，都達不到目的。過程的艱辛我從不談論，不談辛苦，也是成熟的一種表現。
——你是一個相當理性的人，你以為天賦重要還是努力重要？
李：大一時拍《火燒圓明園》，我演的馮婉貞一角需要當場流淚，我就怎么也進入不了狀態，最后靠眼藥水敷衍過去。那一次我真正認識了自己，我不會是個好演員，我太理性。某些人為了男友的分手而自殺，why？難道他比我更重要？人的天賦是極其重要的，聰明與性情，都幾乎與生俱來，努力只不過是明白了天賦以后的全力輔助而已。
——怎樣理解維亞康姆公司在中國的運作方式本土化？人們都知道公司給你的贏利時間表是2～3年，你準備怎么做？
李：嘗試一切可能性，最后你贏不了，別人也沒法贏。目前公司最為關心的是年輕人心中的時尚，他們追逐什么，然后再打造我們的節目，具體調研做得很細，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地分別找到十人為一組的年輕人，先讓他們看節目，再分門別類，如電影、音樂、體育，再進行細致打分——從節目包裝到主持人的風格、模式，最后進行量化統計，才能得出結論，江主席有一句話叫與時俱進，我們的操作方式也大致如此。
愛的饋贈——職業女性與家庭的完美之間往往很難找到平衡點，你怎樣兼顧兩者的角色？汪潮涌同時也是個非常出色的人，事業的繁忙會不會給你們的溝通帶來影響？倘若發生沖突的時候，你怎么做？
李：感謝我的童年和少年。我在北體業余體校練武術的時候，天天花去四五個小時，而拍電影、交功課幾乎都是交叉進行的，這培養了我一種快節奏的生活，也鍛煉了我同時駕馭幾件事情的能力。我每天上班會列出十件事情，前三件是最重要的，分清輕重緩急是其中的關鍵。比如我女兒病了住醫院，那世界上就沒比這更重要的事情了，而我女兒很好的話，同時我又有一個重要會議，那我可能會取消本來要回家吃飯的計劃。至于與先生交流，我永遠都有時間，我們有說不完的話。
——據說你們在紐約世貿中心定情，有過一段非常浪漫的時光？
李：紐約世貿中心的一樓報攤，是我們相識的地方。我們都碰巧去買中文報紙，仿佛覺得在哪兒見過面，就交談起來，當時他在45層曼哈頓銀行，93年那次世貿地下室爆炸，我正在33層上班，這一次世貿爆炸，我恰巧在紐約生孩子，住在世貿附近，所以說跟世貿的緣份很深。
所以，這次眼看著世貿坍塌，我們都感到震驚和巨大的傷感，世貿一樓有上百家名店，還有一個讓我們銘記的中文報攤，我曾領著女兒走過它，告訴孩子爸爸媽媽就在這兒相識，可以說，從20～30歲間，我和先生生活與愛的最重要的landmark(地標)消失了，我的傷感也許更個人和更真實。
——世貿是你們緣份的開始，在之后的歲月里你們怎樣愛護和經營這段感情？
李：首先我必須對他有足夠的珍視，這一切都體現在許多細節中。從大別山來到美國的他比我有更淳的中國情感。他會吹笛子、彈古箏，愛詩，還常常跟我朗誦，寫一手特別漂亮的文章，在世貿中心大樓外的草地上，我們經常情侶配，他一邊吹笛子，我一邊唱歌，唱少年時代的革命歌曲，也唱鄧麗君，常常引來大批老外喝彩，我們的思想與思想間沒有縫隙，在智商上的旗鼓相當讓我們有一種很高的滿足感。我們一起走遍了世界上一二十個國家，到處打高爾夫球，認識半年訂婚，一年就到華爾街登記，我們都沒有放棄自己的國籍，做一個自由的中國人更快樂。
——你跟西方的融合已經沒有間隙了，為什么不選擇與西方人結婚？作為一個杰出的女性，你最看重男人的哪些品質？
李：愛心和責任感。可能因為我特別外向的緣故，我欣賞男人的含蓄。記得剛和汪潮涌相識半年，他帶著我從很遠的地方駕車回紐約，當時他高燒達41℃，滿臉通紅，為了不讓我擔心，一直裝著若無其事，車到家才栽在床上直發抖；還有一次在世貿大樓門前散步，天空突然下起滂沱大雨，他拚了命地脫衣服蓋住我們，自己淋得回家猛打噴嚏，還給我沖了一大碗姜湯……如果有一道菜他知道我愛吃，便會曲折地說他不喜歡這菜，謙謙君子、為人慷慨是丈夫天生的優點。至于跟外國人結婚，你能跟他談五千年中國歷史和文化大革命嗎？這樣一來馬上就有了間隙，就象老師和學生一樣，總有一個斷層，不可能達到全方位的完美。
——你的家庭給了你最初最美好的饋贈，現在你也把它饋贈給孩子嗎？
李：我和先生對孩子的教育都有一個原則，當孩子對事物發生好奇時，不要把他當孩子，他的問題到了什么水平，我們就必須有什么樣的答復，孩子是考官啊。我女兒在3歲半就問過我一個特大的問題：究竟有沒有天堂？耶穌基督為什么會釘死，不能救下來嗎？上帝真的發明了人類嗎？我真的是絲毫不敢懈怠地回答她：世上有許多宗教，它們都有自己的上帝……我全力地赴的程度就象考試，我不能扼殺她對知識的渴求，因為這會扼殺她理解一個事物真實層面的機會。我也讓孩子大量閱讀，反正開卷有益，只要不是色情暴力就行。我還特別注意培養孩子的自信心，女兒回家說，同學們夸獎媽媽漂亮，我馬上告訴她：“不對，你比媽媽更漂亮。”而且我還要補充說，要心里漂亮才是真漂亮。
——怎樣看待財富？你最終的目標是什么？
李：財富是衡量一個人成功的標準之一，但不是全部，也不是最終目的。我可以說至今已經滿足了全部個人基本需求，將來的財富在后面加零，也只是對奮斗的一種認可方式。我現在就做著自己想做的人，將來也不排除個人創業，象我先生那樣，正如惠普CEO奧菲麗娜所說：“人生是一個不斷剔除枝葉，走向主干的過程”，成就自己，擁有愛，是我今生的目標，我的野心太大了么？
漂亮者生存：當我們熟讀過無數遍的美麗面孔飄然而至的時候，我們還是驚呆了，她是如此玲瓏剔透又如此咄咄逼人，你簡直不可能有任何躲閃的余地。“A型血，完美主義者”，一個猝不及防的開頭，給我們顯示了一個愉快的信號：談話進入零距離。
正如了解一個男人不能不涉及他的所思所想，了解李亦非這樣的女人，則不能不關注她之所愛。從一個少年武術明星、電影演員到外語學院第一個踏出國門的學子，從聯合國亞洲節目主播、美國博雅公司中國區董事總經理到MTV音樂電視頻道(維亞康姆公司)中國區總經理，最終躍上《財富》雜志封面，每一個生命歷程中的刷新和變化，她都以嬰兒般的欣喜去擁抱，她相信只要天真的嗓音大聲呼喊，天空便一定會回應三聲。
全世界的機會都仿佛為她而準備，她是在最佳的時機、最佳的狀態下站到了最亮的舞臺上。然而，僅僅擁抱還遠遠不夠。亦非說，天堂與魔鬼都存在于細節之中，每一天、每一件事、每一個危機處理、每一項銷售業績，都記載著你的成長，只要你在小事情上茍且一次，你的完美人生就會打折。在公司里，如果她以十倍的嚴格要求員工，那么她則以百倍的苛刻對待自己。常常，為了一件不盡人意的事，她會折磨得自己吃不下飯睡不著覺，任何安慰都無濟于事，她的眼里就是容不得沙子。
《財富》封面的李亦非把漂亮和成功并列在一起。人們看見她的燦爛，忘了她的疲倦，看見她的笑容卻不知她的眼淚。沒有人知道，一個遠赴心中理想的女孩，兜里只有50美金就空降美國闖天下，橫跨太平洋上空的嚎啕大哭，早已風干成為記憶；更沒人相信，她曾挺著大肚子到不下十家公司應聘，只是為了打消前路茫茫的恐懼情緒。在西餐館打工，她曾窘迫地以鸚鵡學舌的聰明，應付突如其來的陌生用語……甚至，在應該幸福游戲的童年，她都把每一寸光陰花到了最有價值的地方。因為練武術，沒有時間與同齡人嬉戲，日復一日獨往獨來，漂亮便漸漸內斂，積聚成了心中巨大的力量，這種力量一旦迸發，則如銀瓶乍破，飛瀑直下。
不安份的李亦非從不把挑戰放在眼里，她說，世上聰明人很多，膽大的人卻太少——挑戰在挑戰者那兒變成了快樂。人生的競技場上，只有成功者漂亮，而漂亮者生存。
請教過亦非的先生汪潮涌對妻子的評價，他說，誠信力、競爭力與創造力亦非一樣都不少，而外在的漂亮，是上帝給亦非的一種儀式。
互為仰慕竟是這般攝人心魄，也許星空的美麗，正是因為仰望的眼睛。李亦非，這個刀片一樣銳利的女人，此刻遭遇了偉大的寂靜。
李亦非簡歷 1963年生于北京。
1977年獲全國武術比賽青少年組武當劍冠軍，曾出演影片《神秘的大佛》和《火燒圓明園》，大學畢業于北京外交學院國際法專業。
1985年赴美深造，獲貝勒大學國際關系碩士學位。
1987年至1990年，任職聯合國總部公共信息部，制作電視和廣播節目“聯合國呼喚亞洲”并任主播。
1990年至1993年，在紐約市專業律師事務所擔任中國業務顧問，負責開展該公司的中國業務，并代表其中國客戶參與最惠國待遇和貿易政策的游說工作。
1994年至1999年3月，在美國博雅公關公司擔任中國區董事總經理，其客戶包括英國石油、英特爾、菲利普莫里斯和安達信等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
1999年3月，任MTV音樂電視頻道中國區總經理。
2000年10月，作為被《財富》雜志及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評選出的“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商界女性”之一，在香港參加“亞洲商界女性精英”高峰會并發表演講。
2001年5月，在《財富》雜志選出的25位全球企業新星中名列榜首，并成為《財富》封面人物。
2001年10月，獲選《財富》雜志年度50位國際商界女強人。
□贏周刊記者陳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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