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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采訪對象：北京四中校長 邱濟隆
采訪手記□本報記者童辰
讀者可能奇怪，一張經濟報紙，怎么會拿一個整版來寫一個中學校長呢？
邱先生也有些奇怪。
我和我的一些同事不奇怪。誰敢說教育與經濟沒有關系？不但有關系，而且是大大地有關系。
具體到每個人，我們今天的生存狀態和我們的行為方式，都能找到過去的經歷和所受教育的影子。不過，有的時候，我們把它叫著教養。
到我比較懂事的時候，我知道我在學習的年紀，大把的時間冤枉地花費了；比我更不幸的，有的人至今還處于蒙昧中。
更加重要的不是知識，還有德行。用邱先生的話講：“德育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要成就大事，沒有德行是不行的，可是不少優秀的人，就是因為在最可以塑造品性的時候，被弄臟了，后來要么成不了大器，要么走向了極端的利己主義。而這些，跟人類的整體利益，都是相悖的。個人的價值體現在對群體的貢獻，這個觀點，年紀越大，越發現它不是胡扯。
選擇邱先生，因為他是四中的校長，而且是把四中很好地發揚光大了的校長。而四中，是全國最好的中學之一。
在我的心里，中小學老師比大學老師，是更偉大的。
在我的心里，邱先生們，是這個民族的脊梁中的脊梁。
選擇四中，還因為一個我對其人格很看重的朋友，他的孩子剛上了四中。他說，在新生入學教育上，他哭了。“校長講做人，副校長講做人，管教學的副校長還講做人。”他認為抓住了根本，孩子放在這里，心里是踏實的自豪的。
能讓我這個很有些學問和見地的朋友這么推崇，四中肯定是很有些道理的。
四中的實踐也說明了，從做人抓起，孩子的學習自然就上去了。
邱先生的一句話，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做老師做校長的，要有這樣一個基本的出發點：對孩子的一輩子負責。這樣育人路子就不會走歪。
莊子有個比方：治大國如烹小鮮。在跟邱先生說話的時候，我就感到，如果拿他治理學校的辦法比照管理一個企業，一樣可以得到很多的啟示。
這兩年，我的工作主要就是跟一些了不起和比較了不起的人物聊天。自己于是也感到長了不少見識。但是同時增長的還有憂慮，對比小時候的藍天綠樹，小鳥鮮花，尤其是聽說連山西在八十年代許多地方也不乏青山綠水的時候，對于不斷增加的繁華和富裕，就很不激動了。讓人憂慮的還有人與人之間的唳氣和冷漠，我想這些恐怕不是人類文明和進步所需要的。
應試教育在扼殺了人的創造性和生活趣味的同時，好像還破壞了讓集體、國家或者更大范圍內的人群永續發展的合作精神。
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錯呢？
名家訪談
很重要的一條，我認為是，學校曾經出過一些非常開明的校長，他們有著比較正確的辦學思想
邱濟隆：滿清末年，開始有了這所學校。建校近百年來，四中成為一所名校，在全國、在海外都有了一定影響。
四中能成為一所名校，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我認為是，學校曾經出過一些非常開明的校長，他們有著比較正確的辦學思想。我所認為的正確的辦學思想，就是它符合人的成長規律和發展規律。像我們的首任校長王道元——不是一建校時的校長，開始建校時叫校監。首任校長在辛亥革命后。他給四中學生定的目標，就是上清華、北大。
爾后在1925年到1940年期間，我們有個校長叫齊樹耘，我看過很多資料，即使擱到現在，他很多教育觀點都還是正確的。
記者：比方說呢？
邱濟隆：比方說他對學生做人的要求，他對學生開展課外活動的想法。他認為學生參加社團活動是為他們走向社會鋪了一個臺階。他非常重視體育活動：一是要讓學生學習體育方面的知識，二要培養學生堅韌不拔的頑強精神，第三，培養學生良好的健身習慣，讓他終身受益。
像這樣的一些思想，對四中成為一所名校，培養高質量的學生，都有著長遠的影響。
所以，四中經過了幾代人的努力，成為了這樣一所名校。
當然，光校長有一流的辦學思想還不夠，你還得有一流的教師，你要有一流的學生。
學校是干什么的？
進入八十年代以來，我覺得四中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用我們自己的話講，就是要把堅持弘揚四中的優良傳統和創新相結合。
回顧解放以來我們在教育上所走的許多彎路，我覺得關鍵就是不能正確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有的時候，我們過分強調了繼承傳統，忽視了改革創新；或者當我們強調創新的時候，又把傳統給丟了。我們還有很多好的傳統，是別的國家要向我們學的。
記者：比方說？
邱濟隆：比方說，我們強調嚴謹，我們四中要求干部要有嚴謹的工作作風、教風，學生要有嚴謹的學風。什么時候，嚴謹都是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松松垮垮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我們教師備課，個人備課、集體備課，都有規范化的要求的。
再具體一點，學校是干什么的？學校的根本任務是育人，是促進人的健康成長和發展。不管你在學校從事什么樣的工作，根本的問題是育人。
我們有時候跟家長發生一些沖突：“啊，我送孩子到四中來就是為了念書的。”我說你的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學校的任務是育人，是為了讓你的孩子健康成長，成為有用之材、棟梁之材。
育人，首先要教會學生怎么做人。因為高中階段是學生成長的重要階段，是世界觀、人生觀形成的重要階段，我們要抓好這個時機。
古今中外都懂一個道理：英才，要通過嚴格要求嚴格訓練才能培養出來
通過多年的實踐，我們形成了以集體主義思想為核心的德育層次體系。
我覺得德育大有文章可做，其關鍵在實效性，而實效性取決于科學性。你辦一件事符合客觀規律，必然就有實效；你辦一件事情不符合客觀規律，必然沒有實效，或者你費了很大力氣收效甚微。
我們四中提出的德育層次體系，1998年第三次全教會也提出來了。我們推出針對不同年齡不同內容的遞進的德育層次體系。
四中早在十多年前就開始探索。我們強調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叫做養成教育。我非常欣賞葉圣陶先生的一句話：什么叫教育？教育就是培養希望。葉先生講的希望，包括良好的人文明行為的希望、道德的希望和良好的學習習慣、健身習慣、衛生習慣。我們中學小學是打基礎的。如果全國中小學都能形成這樣的共識，至少讓學生形成良好的文明健康的習慣、學習的習慣。我說，這對中華民族，是個了不起的貢獻。
英國哲學家洛克講過一句話：一個人的幸福往往歸功于他有一個良好的習慣。
你琢磨琢磨，這句話太有道理了。有的人有自學的習慣，有的人有獨立思考的習慣……一個好習慣一旦養成，終身受益。但是一個人一旦養成壞的習慣，終身受害。
古今中外都懂一個道理：英才，要通過嚴格要求嚴格訓練才能培養出來。
美國，最標榜民主自由的國家，但是培養精英的學校，都非常清楚：嚴格要求嚴格訓練，像西點軍校。
剛才你提到，家長來了。我們為什么要這么要求你的孩子啊？我們學校有173條校紀校規。入學，我們每個學生發兩本書，一本叫“黃皮書”，一本叫“藍皮書”。“黃皮書”就是學生手冊，包括我們的校紀校規；“藍皮書”就是四中優秀學生的青春曲，都是在校學生的典型事跡。讓你去看。一個，你要向這些學生學習；一個，你要遵守校紀校規。
現在有人說我們民族的素質差，人家外國人首先看到的是我們一些人惡劣的習慣，亂丟廢棄物呀，隨地吐痰啊……對不對？
記者：為什么那么堅持要采訪您，就是因為我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中學教育比大學還重要。
邱濟隆：這是我們第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情感教育。我覺得這個情感不是空的。我們提出來，要關心同學、關心師長，這都不是空的吧？進而關心學校、關心國家。
我認為愛國主義思想的基礎，在于他有愛國的情感。它不是一種純理念的東西。人有了這種情感，他的信念才會扎實可靠。
你連周圍的人都不愛，你能愛國？
記者：情感這東西光要求怕不行吧？恐怕得培養。
邱濟隆：對，就是要培養。通過我們一系列的活動，去啟發去培養。抓住一切有利的時機。現在，我覺得情感淡漠是一個普遍現象。許多學生，他知道家長該照顧他，要他去關心家長，他不知道怎么去做。這樣的人，到社會上怎么行？
給你舉個例子。我們過去搞過調查，發現學生對家長了解甚少，讓他們寫家長姓名、年齡、工作單位、家長主要干什么的，有的都說不清啊！你要問他生日，他更說不清楚了。你要問家長呢，對他們的孩子清楚極了。
甚至出現有些學生看不起自己的家長。
你周圍的人都不愛，你能愛國？
我參加過有些班會，深深被打動。我覺得能打動人的班會就是好班會。
我們讓家長給孩子寫封信，他們的15到18歲是怎么過的？你給孩子說說，讓孩子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去讀它。
記者：這招挺好。
邱濟隆：我都流淚了，孩子更甭說了，一邊讀一邊哭。
我們組織學生到社區為五保戶這樣的人群去服務，讓他們為交通崗服務，接觸社會。
我覺得反對學生追星是沒有用的，問題是，你得引導他追什么樣的星
第三個方面，我們進行的是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人生觀價值觀的教育；第四個層次是政治方向和理想的教育。
我覺得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一刀切，你也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樹立共產主義思想，我覺得這是不現實的。我剛才講到的養成教育，這是最基本的，每個學生都要求做到，然后一個層次一個層次地來。
我們開學典禮，把賈慶林書記都請來了，請他講話。為什么？我覺得反對學生追星是沒有用的，問題是，你得引導他追什么樣的星。
剛才我提到做人，首先得按照這個德育體系來。因為這是最基本的，很難想像，有的人在這方面很差，學習能夠非常好。
因為這里面有個動力系統的問題，有個目標的問題。
教學要求越高，教學質量就越高，這是極其錯誤的觀點
當然，除了做人，你剛才提到，我們怎么樣為這些人才的成長，給他鋪墊？
從八十年代開始，我們就著手以改變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為核心的教學改革。因為解放以來——你剛才談了，我們教育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有很多問題，最大的問題是什么？我覺得是用一個模子來套這種培養人才的模式。反正就是一套課本、一種內容，不管你是什么材料，我都通過一樣的機器加工，出標準件。
但是，現在應該是以人為本的觀念。
記者：就是因材施教。
邱濟隆：所以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們提出，建立多層次的教學體系。
記者：八幾年呢？
邱濟隆：從八三年開始。當時我提出這個觀點的時候，很多人是反對的。
我們把我們的課程分為必修課、選修課、活動課。
先不說必修課。我們選修課的目的，就是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和文化素養，決不能和高考掛鉤。我們開了幾十門，包括形式邏輯、生物工程技術、美學、美術技法……很多很多。
活動課，除了社團活動、社會實踐、軍訓外，還有三類：學科類，比方說數學，尖子要參加奧林匹克競賽；藝術類，我們有器樂、合唱；體育類，我們有各種球隊和俱樂部。
我們的想法，活動課就是要培養學生的興趣、愛好和特長。所以橋牌、交誼舞都進入我們的課堂。
必修課，我們也是分層次教育，A、B、C。比方說我是高二(1)班學生，上外語我可能是A班，數學我可能是B班的。
我們一位特級老師劉先生講得好，就是要讓能走的走，能跑的跑，能飛的飛。
記者：您講的這些東西所以能實施，是不是基于這樣一個前提：就是四中進來的學生都是非常優秀的。
邱濟隆：我覺得，不是優秀的學生更得因材施教。
記者：對很多學生和家長來講，升學還是第一目標。
邱濟隆：就是怎么提高升學率。我有我的看法。高考是國家命題的統一考試，怎么能不要高考質量？
問題是，你怎么去提高？有人認為，教學要求越高，教學質量就越高，這是極其錯誤的觀點！教學要求得恰如其分，才能使教學質量最高。比方說，你是60分的學生，我整天給你講100分的題，你就會做了嗎？不見得吧。我就針對你60分的水平講。高考同樣啊，有的題目150分，我不要你拿150分，你拿120分，行不行啊，5科就600分了，就很不低了。
記者：是，把普通的東西掌握好，也就夠了。
邱濟隆：是啊。我覺得越是因材施教，越是各得其所，越能提高教學質量。
我們的必修課，那要嚴格限制時間啊。我們四中，包括軍訓和活動課，我都不利用假期。
記者：您的做法印證了我一個想法：只要教得得法，根本用不了那么多時間。
邱濟隆：對。所以根本問題，就是我們教師對學生到底該怎么看，你有正確的學生觀，教學效率就越高，啟發性就越強。
我說我們當校長的當教師的，得對學生一輩子負責
記者：有些老師根本不懂教育的本質。
邱濟隆：是。所以改革之初有人就找到我：老邱你要干什么？四中過去高考本來就不錯，你改革以后，高考分下來怎么辦啊？
我的一個基本觀點，我說我們當校長的當教師的，得對學生一輩子負責。你為學生辦的事得著眼于他一輩子。從一時一事出發，我們良心要受到譴責的。我說，有的校長把學生作為個人獲取功名的本錢，那肯定成問題了。我說，著眼于學生長遠發展，高考分掉下去幾分我也認。
但事實上，高考分不但沒掉，反而上去了。
好多電視臺的記者來問我，邱校長，你有什么秘訣啊？你們成績越來越好，拉第二名的差距越來越大，重點大學達標率95%以上，進入清華、北大占畢業生人數40%，好多年50%……
我就說，我的觀點，一個人關鍵是他的思想，他要是一個上進的思想，他樣樣都會好；他要不上進，他樣樣都好不了。
有一次，一個領導來看我們的體育達標測試——我們的體育達標在全國都是最高的。
當時，他很不理解啊。
家長老師有件事得想明白了：書是學生自己念的，誰也代替不了。他們積極性調動起來了，誰也阻攔不住。
參加奧林匹克競賽的學生回來跟我講“十四小時法則”，對他來講，一天學15個小時都不多，為什么？是他自己要念，他能得到樂趣！把學生調動到這個程度，就成功了。
當他不愿意的時候，你逼著他干，那是沉重的負擔。這正是我們教育失敗之處。
記者：沒錯。
干教育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亂提口號，這是違背育人的客觀規律的
邱濟隆：現在有的教育，從小就把學生的各種興趣愛好都扼殺了，這是我們教育的悲劇，他沒有感到樂，只感到苦。這誰能堅持啊？
有時候我跟我們的老師講，我說你要換個角度：如果你是公司老板，你喜歡用什么樣的人？撥一撥動一動的人，分再高，你能用他嗎？
作為一個校長，要用現代的教育觀念去統一教職工的思想，再落實到工作中間。
教育是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看到效果的，所以我覺得，干教育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亂提口號，這是違背育人的客觀規律的。我們就認準一個方向，踏踏實實。所以人家讓我談改革，我說，改革是改弊端，好比去看大夫：瘤子可以割掉，好的東西你可別動啊。
但是我覺得現在有一種傾向，形式主義泛濫，簡單否定過去的一切。比方說，講美國，有些地方體現了現代教育觀念，我們應該汲取；但是有很多地方，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汲取；還有很多地方，我們沒有必要汲取。有些東西，由于雙方文化背景的差異，就是學，也不能照搬。我說，鄧小平偉大，就在于他把一種思想找到了一個現實的切入點。
領導學校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領導，其次才是行政的領導，你怎么把這些東西慢慢變成大家的觀念，變成大家的認識
記者：也就是說，1983年以前，四中雖然有名，但跟同是全國重點的兄弟學校是差不多的，沒有顯得特別突出？
邱濟隆：對。
記者：這幾年四中聲譽鵲起，應該說，是因為咱們做了一些改革？
邱濟隆：對。就是我們在教育觀念上教育理念上，要超前一點。比方說我們的多層次教育體系，到現在全國開始搞，我們先走了一步。比方說德育層次體系，我們搞那么多年了，第三次全教會開始提倡。到現在，我們剛開過會，關于創新精神的培養，這又是一個新的教育觀念。
我覺得一個好校長，就是應該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
記者：一個學校要搞好，好校長的好教育學思想還要變成職工的想法。
邱濟隆：對。我覺得這就是校長最主要的工作。領導學校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領導，其次才是行政的領導，你怎么把這些東西慢慢變成大家的觀念，變成大家的認識。
記者：要讓老師好好干，光有好的思想還不一定夠，四中老師待遇怎么樣？
邱濟隆：中上水平吧。
記者：應該是上等吧(笑)，我的朋友同事給我的信息，四中差不多是全國最好的中學。
邱濟隆：他們都那么說，校長們開會，他們都管我叫“NO.1”。
但是我覺得，全國有很多學校辦得很好。他們有很多非常好的經驗也值得四中學習。剛才我接待的上海中學校長，那是一所非常好的學校，我跟他們接觸中在不斷思考，不斷地學習。
我覺得隊伍建設關鍵在于形成一種機制
就四中來講，隊伍建設是非常關鍵的。我老談一個觀點：思想建設、組織建設、業務建設都很重要。但都不是根本。我覺得隊伍建設關鍵在于形成一種機制。這種機制就有利于你向上。我覺得這是咱們國家目前一個有共性的問題。
記者：沒錯。
邱濟隆：你應該干什么，你不應該干什么，這些當然也重要，但是你應該讓每個在崗的人都拼命去學一些東西，拼命去干一些東西。
我們學校比較早地進行了人事制度改革，并且我看出來了，這是咱們國家的一個方向。這就是利于形成一個人人向上的機制。干得好的就應該重獎。
記者：重獎到什么程度？
邱濟隆：相對來講很高的。
記者：您能不能說得具體一點？3萬5萬？
邱濟隆：3萬5萬我們還到不了。比方說論文獲獎可以獎勵5000到1萬。
再比方說，外語教師，我全部都出國培訓了。非外語學科，我也聯系了美國的一些大學，現在也輪流在那培訓。
我覺得中國的知識分子，他要體現自己的價值，他就希望在這個崗位上做出自己的一番貢獻。我們當校長的就要鋪路搭橋。我公開這樣和年輕老師講。
記者：整個國家都缺這樣一種東西。從一些國家的情況看，你如果讓老師尤其是中小學老師的地位比大多數職業都好，國家發展的長勁就有了。
邱濟隆：是這樣的，你要讓他在這個崗位上實現自身的價值。我們有個博士生，在這干了好多年了，他沒有覺得自己屈才啊。他現在是校長助理，主管我們學校的教育科研和教育技術，這都是他最拿手的。
我們學校還有一批碩士生。
記者：現在四中好像已經形成了一種人才的富集效應，大家都想，到四中來，沒錯的。但是聽您講，好像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吧？
邱濟隆：對。
記者：從什么時候開始，在中教界或者在北京的圈子內部形成了這樣一種傾向？
邱濟隆：我覺得從九十年代初開始吧。
記者：當你們學校的老師壓力很大吧？
邱濟隆：應該講很大，但是這個壓力不來自校長，我從來不下達什么指標。我更不用分作為指標。
老師的壓力來自于我們的學生。天天你要教50個學生，這50個學生都是用最嚴格的要求要求你啊。
記者：這怎么理解？
邱濟隆：比方說你上課，講得很平淡，學生就要給你提意見了，就要給校長寫信了。學生就說了：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的，用你再說一遍嗎？我自己都能看啊。
我原來教物理的，我就問學生，你們覺得怎么教好。學生說了，老師啊，書上講得清楚的，就不用講了，你就給我們講講你備課當中的體會啊。
你不給學生新的啟發，學生就不買賬了。
在我們學校經常有被掛起來的情況，就是學生的問題，解答不了。我跟老師講，這不要緊，沒有老師是問不倒的，但你要實在：這個問題我也不懂，我回去幫你查查資料。學生也能理解。不要打腫臉充胖子。這是個人格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個特級老師張老師，他說，學習好的學生是我提高業務的老師。學習差的學生是我改進教學方法的老師。
教學相長啊。
當然我們學校也非常民主。每年學生評教，任課教師15項指標，班主任23項指標，都是量化的。另外，我們還要求寫一篇作文，1500字左右，《我心目中的好老師》。
記者：這樣會不會出現老師對某個學生不高興啊？
邱濟隆：我們堅持了十多年，我覺得從統計規律講，四中學生對老師非常客觀公正。
在教師會上我也講，個人和個人比是不科學的，我推行個人和群體比。我給你這個群體的平均指標，你一看哪些比平均分高，就說明你做得比較好。
記者：咱們現在有多少學生，多少老師？
邱濟隆：我們現在1400名學生，一線老師大致100名。
記者：全部教職工呢？
邱濟隆：150左右。
記者：那如果嚴格推行你的這些做法，那也挺緊啊。
邱濟隆：當然很緊，所以壓力也很大。這個壓力不是我校長給的，當然我也去聽課，每天我不打招呼去聽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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