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2003年11月2日，萬眾矚目的博鰲亞洲論壇2003年年會召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等各國政要、商界、學界人士，以及國際組織的代表、中外新聞媒體記者等1200多人參加會議。新浪財經對本次大會進行全程圖文直播。

　　以下為本次會議3日的直播實錄。

　　胡祖六：非常感謝神原英資先生。這是一個非常有感染力的演講，我也非常感激他，因為他也想在這個短短的演講中給我們提供盡可能多的信息，非常感謝。

　　第二位演講者是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陳元先生，他是中國很多非常有遠見的，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很多貨幣政策的發起者，他是中國金融界發展的一個驅動力，也可以說他是發展中國國債市場的一個先鋒，他也對金融機制的改革、貨幣政策等方面提出了非常有遠見的意見，他也是清華大學的教授，歡迎陳元行長演講。

　　陳元：主席先生、女士們、先生們，首先我想抱歉的是，我并不是一個非常合適談這個話題的人，我會談一談金融的基礎建設，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我的演講之后，我非常愿意回答大家的任何問題，我非常高興今天在博鰲亞洲論壇的年會上談一談如何解決亞洲繁榮和發展的問題，來加快經濟的全球化。

　　在我們這個國際金融形勢下，各國的政府和金融組織都面對了很多的挑戰，全球的一體化和科技發展的加快，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新的挑戰，但是，也給我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世界經濟現在經歷了一些挑戰和復蘇，但是我們面前有很多挑戰，在今年的上半年，由于SARS的影響，我們的經濟首先了一些影響，也由于一些其他的地緣因素帶來的問題，我們的金融市場以及亞洲一些國家的貨幣貶值，對我們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影響。而且我們應該在金融方面建立一個早期的預警機制，這對于我們所有國家的經濟增長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要獲得長期的可持續的發展。

　　對于亞洲國家而言，為了加快經濟發展，采用現代化的市場體系尤其重要。在西方發達國家有一些金融的丑聞，在近幾年來時有發生，這些丑聞也提醒我們他們的金融體系的一些弱點，因此完善的金融體系和體制是非常重要的，這使得我們可以避免一些負面的因素。所以，這些西方國家的丑聞并不是僅僅限于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他們的市場體系和金融基礎建設還遠遠沒有完善，他們的市場的浮動和不穩定也會帶來一些非常嚴重的后果。在當今世界，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力并不是由它科技上的生產或者物質能力來衡量的，而更重要的是他們學術的力量，這是金融和物質經濟增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這些完善的機制以及在這些機構當中所開展的研發對于我們提出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是很重要的，這些健全的經濟機制對于增強我們的政治力量也是有一定影響的。我想舉蘇聯的解體為例，還有八十年代拉美國家的經濟危機和97、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但中國在這些危機當中能夠一直持續很快的增長率，今年雖然有著SARS的沖擊，但是中國的經濟仍然有了8%的增長，這表明了中國經濟的活力。為了獲得長期的、可持續的發展，以及經濟和安全等領域的發展，中國也經歷了加快城市化，增加了和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額，增加了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交往，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健康的經濟和金融環境，以及健全的經濟機構，為我們長足的發展提供一個基礎�，F在中國的經濟體制并不是十分完善，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我指的是我們的政策和組織面臨著一些不足和限制，我們的誠信建設也非常不足，這些所有的問題都和我們的金融形勢以及經濟組織運轉缺乏效率緊密相關。在很多情況下，這些金融組織應該是從零開始重新建設，我們的政府應該采取有力的措施來幫助我們建設這樣的金融組織，來幫助農村以及西部的開發，提高就業率，保護環境。

　　經濟組織的現代化，包括公共和私人的組織，這對于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加快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步伐，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種驅動力，機構改革是我們的目標之一，其中的一個步驟就是建立非常完善和現代化的市場經濟體系，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和這些金融機構是我們經濟發展的基礎。我們如果建立了完善的體制，完善就是有活力的金融體制，這些概念也就是我們要在全國范圍內從頭開始建立完善的金融體制、金融組織。

　　在法律和公司文化以及專利等方面建立健全的體制和法規，我們也應該在執法和評估方面對于這些組織增強監管，這些組織經常缺乏市場的監管。這些因素都是互相有著補充作用的，中國經濟市場的改革與中國企業界、金融界和整個公眾的共同努力是分不開的。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制的發展是我們發展和經濟過渡的一個重要環節，這種經濟體制的發展，對于中國這樣的后起者來說是我們逐漸重新獲得優勢的重要因素。中國微觀經濟的發展有了非常好的機遇，使我們整個金融體制現代化。所以，現在對我們來說，政府面臨的任務就是對體制進行改革，這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的范圍內，即使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我們的政府可以致力于采取一些措施，來實施這些措施，比如日本和韓國，他們都有類似的組織來發展金融體系，組織一些企業來管理資金流。在這樣的環境當中，整個社會的發展和體制的現代化就會并行，實際上首先它可以使我們的市場更加有效；第二，可以進一步完善資金管理體系；第三，政府在實施和組織的能力方面能夠更好的為政府的政策服務，獲得可持續的長遠發展。為了繼續支持這些金融組織，像我所在的中國發展銀行，為了解決這個瓶頸的問題采取一些措施。在最近的兩年當中，為了管理資金面，整個世界一直在進行著經濟和金融的全球化，亞洲的很多國家都在進一步的進行合作，我們抓住了全球化的機會，并且把這個新的世紀建設成為一個亞洲的世紀。謝謝大家。

　　胡祖六：謝謝陳先生，陳先生強調了機制建設的重要性，以及現代金融基礎建設的重要性，這對于我們應對金融危機是很重要的，他也談到了世界貨幣政策的歷史。我們有五位嘉賓，因此他們談論的范圍非常廣泛，等他們做完演講之后我們可以進行討論，請大家自由發問。

　　下一位發言者是一個國際的專家，他是諾貝爾經濟學獎99年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蒙代爾先生，他為國際貨幣經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的最優化貨幣理論，以及蒙代爾扶來明模式，以及在匯率政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我非常敬仰蒙代爾先生的學識，他也非常的精力充沛，在北京9月份我曾經和他一起參加了一些討論，來改變中國的一些經濟政策，他今年就到中國四次，所以他今年是四次跨越太平洋。下面請他講話。

　　蒙代爾：非常感謝主席先生，今天我演講的重點有兩點，第一點是人民幣的問題。現在我們處于全球化的階段，信息技術也在不斷發展，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還是存在的，現在在歐洲也有一些改革，中國的經濟也在崛起，這都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形勢。當我講到貨幣和兌換率的時候，我利馬就想到了各國之間實力的對比，它與貨幣政策都是非常有關系的。七十年代我們轉向了靈活的匯率，現在在世界上中國和美國，現在的經濟體都是比較大的，而世界上其他的貨幣也都在積極的進行兌換。(圖)這張表上就可以看出現在不同的貨幣之間的實力，它與各國的經濟總量都是緊密聯系的，比如說美國大概是一萬一千億，還有歐元、英鎊，英鎊現在是1.6，而人民幣是1.3。如果我們進入地下經濟的話，中國的人民幣實際上是與英國大致相等的，盡管人民幣對于全球的經濟還沒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但是我們現在的局面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我們有理由期待中國的人民幣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歐元也會發揮更大的作用。還有其他的25種主要的貨幣。我們可能會出現一些貨幣的阻礙，我現在不想過份的強調這個問題，當我們談到亞洲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很多的改革，而我談論的重點就是關于人民幣，現在人民幣受到了很大的爭議。

　　一年以前亞洲以外的人民很少談論這個問題，但是現在這個問題已經家喻戶曉，在世界上的爭論也很大，特別是人民幣的匯率問題。中國出口與日本相比，還有在巴厘舉行的七國峰會都談到了這個問題，中國現在正在對人民幣進行改革，中國與美國的貿易，中國享受著順差，今年的數字大概是30%，在歐洲普羅迪主席也做出了類似的估計，有很多國家也在抱怨人民幣使得中國的出口大幅度的增加�，F在對于通貨緊縮的議論還是不太正確的，中央銀行可以決定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數字。日本在這方面是一個例子，中國的GDP目前的增長是非常大的，而中國的價格方面也是很穩定的，但是今年實際上是有一些通貨膨脹上升的趨勢。所以，中國在自己的價格方面有一些穩定。但是在日本和其他的一些國家，因為這些國家從三十年代起就沒有非常顯著的增加，因此在這方面的爭論也沒有遇到像中國這么大的壓力，因此，對于經濟理論來說，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飛速的增長，它的出口大幅度增加的話，他應該對全世界各國的貿易都會產生有利的方面。因此，這個世界應該是這樣的，就是一國增長應該給其他各國帶來好處。我們現在有些抱怨，就是中國現在的增長會對其他的國家，會對世界的經濟造成負面的影響，因為對于那些國家來說，他們在進行貿易的時候，并沒有對出口進行補貼。在五十年代，日本經濟崛起的時候，也有類似的議論，日本經濟的擴張與英國經濟的擴張實際上都是依靠了它的制造業強勁的實力。現在中國正在操縱人民幣，但是操縱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詞匯，自從94年開始，中國的人民幣就與美元有著固定的匯率，在85年中國也對美元的匯率進行了操縱�，F在我們整個的事件就是中國確實在漫談某種意義上對美元起了一些影響，類似的事件也在香港和馬來西亞有所發生，厄瓜多爾也有類似的事情發生。在歐盟內部對歐元和美元之間也有一些類似的問題。

　　盡管我認為操縱這個詞并不合適，但是中國和美國的貿易平衡方面，中國確實是有一些順差。事實上從1915年到1917年其實美國都是順差，但是從七十年代開始，美國的貿易順差自從它實施了浮動的匯率以后，就轉到了逆差。在85年以后尤其如此，美國的逆差數字很多，達到了GDP的3%，現在進入九十達到了5000億美元。美國也面臨著一些儲蓄和預算的問題，這都改變了美元的作用，使得各國的投資者都對于美國的資產投資非常的感興趣。我們看一看全球經濟低靡的狀態，實際上造成了進口的減少，除了中國以外，全世界在過去兩年的進口實際上下降了840億美元，因此全球的經濟正在處于低靡的狀態。但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形勢很好，可能會對于負面的影響產生一些抵銷的作用。因此，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順差還會繼續存在。因此，我們需要有一種雙邊貿易的貿易平衡，現在美國在這方面有很多的擔憂，也成為一個政治的事件，他們說中國應該采取措施，他們應該充分的了解美國的擔憂。因此，當人們談到人民幣的升值，比如說40%的升值，現在會造成美元對人民幣匯率大幅度降低，這會將這個數字削減到5%。89年、90年當我們的增長率下降的時候，這個數字是3%—4%，中央銀行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來控制這種現象，但是這造成了很不好的結果，對于不良資產、呆帳、壞帳，我們認為中國應該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中國的政府應該接管這些呆帳、壞帳。但是，這會給國有企業造成沉重的負擔。在歷史上主要的國家的匯率都應該是自由兌換的，對于5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直在呼吁，那些國家沒有自由兌換的，應該調整這方面的政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中國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中國實際上外商投資急劇下降，如果有這樣一種人民幣匯率的改變，會改變FDI的數量，很多的壓力都呼吁中國要改變人民幣的匯率。當然，這造成了一種后果，比如說在日本的直接投資下降，朱熔基當時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來恢復從日本的直接投資，使得不會讓中國人民幣的作用削弱。當然，人民幣現在在鄰國也開始可以使用。

　　現在有一種期待，就是人民幣會在未來升值，中國不應該實行這個浮動的匯率，這會直接影響FDI外商直接投資，比如說英國和瑞典失去了很多直接投資，愛爾蘭就撤出了很多的投資。在過去的50年，經濟學家忽略了貨幣的問題，現在的很多人他們正在談論人民幣，金融方面的很多問題都是緊密聯系的，比如說投資匯率。因此，對于貨幣政策來說，現在有一個好的貨幣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它對于現在和未來都是非常重要的。未來會發生什么事情呢？現在看第二點，如果浮動匯率的話，就會對房地產造成影響，現在北京和上海的房地產都在飛速的發展，有種過熱的趨勢，如果人民幣在這方面有調整的話，像歐元和美國，在幾天之內，很多人都會用美元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基金來進行交易，而不使用人民幣，這種情況在拉丁美洲有所發生。因此，浮動的匯率并不是一個好的主意，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的國家，這些對沖基金在過去賺了很多的錢，在歐元產生的時候，甚至在歐元紙幣產生之前的時候，在98年中期，當時歐元還沒有形成，對沖基金的市場很低靡，對歐洲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甚至每天外匯的損失率是12000億美元。所以，對人民幣進行浮動是非常不必要的。對于商業銀行也沒有什么好的作用，中國的貨幣政策會所謂一些主動性。我認為固定的人民幣是非常有益的一個措施，符合中國的情況，如果中國模仿其他國家的話，中國是需要考慮它的國際收支以及其他很多的問題，如果沒有這些綜合的考慮的話，這就會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造成不好的影響。

　　中國在地理上是一個大國，中國勞動力的流動性也不是很好，因為我們在這方面有很多政策的限制，所以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都是緊密相連的。所以，如果中國要改變它的人民幣的話，浮動匯率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下面我要談論一下人民幣的浮動與其他事件的緊密聯系，如果有一個單一的浮動貨幣的話，我們就有一個單一的管理模式，但是如果很多方面都有不同的政策，有分歧的政策的話，對于統一貨幣的形成是不利的。比如說美元和中國的兌換，如果美國堅持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應該實行浮動的匯率，如果美國希望其他國家都使用美元來操縱貿易的話，那么其他國家還有什么必要來進行外匯儲備呢？中國現在有一個選擇，就是實施適合它自己的符合亞洲形式的貨幣政策。

　　歐洲在這方面也有一些類似的教訓，如果在一九七幾年歐洲就推出統一的貨幣的話，那么歐洲就會變得非常容易，就是他們所有的貨幣都和美國掛鉤，因為他們在這方面采取的步伐不是很快，因此美國就無法在這方面產生主導的地位。所以，歐洲各國還是可以根據他們的需要來調整與美元的匯率。所以，他們在對于美元的匯率方面也是做了很多非常困難的工作。現在歐洲的貨幣政策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合作的資金，這是一個比較大的資金庫，這種形式對于亞洲是非常有借鑒的，在亞洲需要做五件事，就是在五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時候，歐洲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來穩定它的財政和貨幣兌換，因此亞洲需要做出自己的決定，這并不只是各國采取獨立的政策，應該有統一的政策，這就是歐洲和亞洲所各自采取的一些方式�，F在建立權利的中心、實力的中心也是非常必要的，我提到這點是因為非常重要，我們要有一種領導的意識，比如說中國和日本之間顯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實際上實行一個更廣泛的貨幣政策比更狹窄的要有益。因此在APEC亞太經合組織的貨幣政策中，這比在亞洲實行一個統一的貨幣更加容易，因為如果實施統一的貨幣的話，就要考慮到日元和人民幣之間的關系，日元和美元之間的關系，但是美元仍然是一個很好的基礎。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也有一種和解，這可能會對未來的工作產生一定的積極的作用。

　　下面是我的結論，中國應該繼續實行固定的人民幣匯率，日本也應該采取有效的措施，亞洲各國都應該采取一個統一的貨幣形式，各國之間都應該在貨幣方面進行合作。謝謝大家。

　　胡祖六：非常感謝蒙代爾先生給我們做出這么一個精彩的演講，我對他演講當中所提到的內容非常感興趣，去年我的一位同事做了一個研究，也討論了同樣的問題，也就是說中國是不是應該讓人民幣升值，中國作為一個出口大國來說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等等問題。我也聽到蒙代爾先生得出一個相同的結論，也就是中國不應該實行浮動的匯率制�，F在對于人民幣匯率的討論太政治化了，因此我們應該糾正這樣一個錯誤，而我們在亞洲的鄰國應該互相合作，但是我對于他的結論是不同意的，他說到人民幣應該穩定，日元應該穩定，因為美國、日本和歐洲現在并沒有做出任何措施使日元匯率穩定下來，我認為對于中國來說，將人民幣和美元或者其他貨幣掛鉤會遭至麻煩的。

　　下一位演講人是韓國財政和經濟部副部長Tae-Shin Kwon先生，他會談一談韓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形勢。

　　Tae-Shin Kwon：非常感謝，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我想在蒙代爾先生發表演講之后我來演講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首先我想感謝博鰲秘書處以及中國政府組織這樣一個盛大的聚會，我也非常榮幸在這里談一談國際金融形勢和各國的貨幣政策，和神原英資先生，和蒙代爾先生，和陳元行長一起來探討這個問題。

　　我想我演講的時間是大家下午容易睡覺的時間，所以我給大家講一個笑話。英國首相布萊爾對他的妻子說，“卡爾·劉易斯，也就是100米的先手在每秒鐘都可以賺1000英鎊，我不知道他為什么跑得那么快呢？如果你跑得更慢一點，你可以賺更多的錢”，我想這個笑話對我們的現實生活也是有啟示的，有時候當我們太專注于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常常忘記了長遠的利益。我們現在正在共同努力，為了實現我們共同的繁榮和發展，這也是我們今天在這里相聚的原因，因此我想談一談匯率的體制。我們韓國有4700萬人，是世界上第四大經濟體，最近國際收支不平衡是國際經濟面臨的問題，這是東亞之間的匯率問題所造成的，因此東亞國家是否應該使他們的貨幣升值，的確是大家討論很多的問題。怎么來解決這樣一種不平衡的狀況，因此我們應該采用怎么樣的匯率機制，今天我的演講會以這個為提綱，首先我會講一講FX和貨幣政策的關系；第二，我講一講韓國FX體制的操作。然后我會講一講韓國對于東亞貨幣升值的想法。

　　你們知道外匯兌換體制對于整個匯率有很大的影響，如果一個國家采取完全浮動的匯率制的話，它可以使本地貨幣和強勢貨幣掛鉤。但是，當局就不能使用貨幣政策來當做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因此，我們可以使用貨幣政策來作為解決宏觀經濟問題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手段，這是韓國實施外匯兌換體制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來實施的情況。我們是采取每天2.2%的增長率，但這些體制并沒有很有效的來解決市場上的供求關系，尤其是這種強勢的韓元的政策，使得我們的現金帳戶出現巨大的赤字。因此，它深化了這種不平衡，在外匯市場受到97年金融危機的沖擊以后，韓國采取了一種浮動的匯率制，沒有限制的浮動匯率制，韓國致力于發展資本完全自由化的資本市場。我們通過在98年改變一些政策，用Mto這個工具改變了韓國金融體系的一些做法，這些證明在五年之內從5%到2%數字的降低，證明是有效的。韓國的經濟增長和物價也非常容易的會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我們應該采取非常靈活的態度，我想告訴大家的是，這并不是一個非常完善的體制，這對每個國家而言，都應該因地制宜的來實施外匯兌換的體制，外匯市場以及宏觀經濟調控的因素都是被我們考慮在內的。在國際貨幣組織以及20國集團當中，這種貨幣兌換體制都得到了討論，但是大家對于這種政策有著不同的觀點，因為每個國家有著不同的經濟形勢，為什么資本主義優于社會主義呢？因為它的物價是浮動的，在我們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是非常有益的。因此，政府一直堅持美元和韓元的比價是1：20。正如我所指出的，政府的這種干預使我們看到有效的抑制了市場的投資。

　　我認為亞洲國家貨幣升值了非常有必要的，首先有關美國的貿易逆差，我們展開了廣泛的討論，我認為對于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這種馬上的不平衡是不容忽視的。因此，應該通過國際貨幣的協調來得到解決，我們已經開始了經濟的全球化和合作。因此，如果我們鄰國的政策不被接受，我們應該共同合作來實現全世界經濟的增長，因此我覺得這種貿易的不平衡應該用合適的手段得到解決。理論上說這種貿易赤字是因為過多的消費和投資，但是如果不解決基本的問題，只用貨幣匯率來解決這種貿易的不平衡是不現實的。另外，有些專家也指出，過度的消費對美國經濟是有影響的，減緩了東亞經濟的增長，因為他們進口了很多美國的產品，這會使美元的匯率進一步增長，對于美國經濟恢復是很不利的。另外，我們應該采取一種方法，來解決貿易的不平衡，但是同各國不同的經濟形式是有關的。資金的完全自由化可能會導致經濟體制的崩潰，這可能是由于一些投機活動所帶來的，因此我們要有步驟的開放市場，完善我們的基本設施。也正如我之前幾位演講者所提到的那樣，我想借此機會談一談韓國在這方面的舉措。在亞洲韓國是很少的幾個采取匯率浮動制的國家之一，我們的匯率是完全由市場決定的。在今年的9月份我們的匯率升值了14.45%，考慮到這種通貨膨脹，我們事實的升值率增長了10.8%，這種升值率是很高的，因為日元的升值率是7%，我們都同意外匯的兌換制是很重要的，但是這種匯率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作為我演講的結論，我想再一次強調匯率的問題應該從兩方面來得到解決，因為我已經說到我們已經進入了經濟的全球化、經濟的一體化，因此我們應該盡我們所能來改善貿易，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來實現共贏，對每個國家來說都是這樣的。非常感謝。

　　胡祖六：非常感謝Tae-Shin Kwon先生，您的演講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強有力，也用了韓國的例子說明了您的觀點，我相信韓國的經驗在經濟危機的前后對于我們來說都是非常有啟示的。我想請蒙代爾先生接受Tae-Shin Kwon先生的建議。

　　現在歡迎最后一位演講者，菲律賓前財政部長Roberto F.de Ocampo，他在政府部門工作了很多年，是財政部長，在他任財政部長期間，他是為菲律賓經濟復興的主要策劃者，他有很多榮譽的頭銜，他也是年度最佳財政部長，是被歐洲貨幣雜志提名為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亞洲人。他在96年、97年也被一些雜志提名為非常杰出的經濟學家，他在各政府之間政策上的對話和協調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現在請大家歡迎Roberto F.de Ocampo先生。

　　Roberto F.de Ocampo：非常感謝胡祖六先生對我的介紹。各位來賓下午好！今天請允許我感謝博鰲論壇的組織者，他們非常成功的組織了這次論壇，同時感謝中國的政府，感謝海南省政府對我們的熱情接待，神原英資先生說他非常不幸在蒙代爾先生之后發言，我是最后一個，也很不幸，在那兒坐著的時候我想我有兩個選擇，第一我可以非常簡短的說“我同意你們的觀點”，第二是完全脫稿進行另外的發言。但是我認為模仿別人是不好的，因此，我看能不能談一談其他發言者沒有談到的問題。

　　我的發言是從亞洲金融危機開始，當我是財政部長的時候，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我們的金融工作仍然有著問題，我們也召開了會議，在亞洲金融之后，我們在APEC組織了財長的會議，這是1997年4月份，我希望與你們分享一下當時會議的一些情況，這對于我們改變思維方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這種呼吁下，在亞太經合組織的呼吁下，我們應該有一個議程，來促進在資本市場的合作，這種議程包括：第一，有一個健全的宏觀經濟；第二，有透明的立法；第三，有很好的發展的市場機制；第四，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機構的健全；第五，可以獲得的金融手段來防范未來危機，滿足金融投資多樣化的需求。

　　健全的宏觀經濟要求必須有一個謹慎的匯率與貨幣政策做保障，這正是我們今天所討論的。加強監管對于治理系統的發展是很重要的，我們需要有信用評級機構、信息披露部門與清算系統，這都是不可獲缺的，這對于構筑一個完善的市場都是不可獲缺的。如果這些到位的話，我們的金融制度和產品都會有發展，特別是是在長期的金融活動有關的領域，比如說養老金的改革以及證券化等等。但是，很不行的是在財長會議結束以后不到一個月，97年4月份后不到一個月，亞洲金融危機就已經開始形成，大概是在7月份，在97年的危機時我們做的努力是非常多的，實際上危機更深的影響是改變了我們議程的性質，人們不再關注我們是否能拿出這樣的方案，以減少資本流入地區的障礙，而是將注意力轉到下面幾項內容：第一，外部資本的確信；第二，適當的匯率政策；第三，金融支援機制；第四，減少對于優勢地位的銀行市場的依賴；第五，建立一個預防未來危機的早期預警系統。在97年以后，這種種政策性問題都可以在這五個方面找到原因，比如說多邊組織一些世行，甚至亞洲開發銀行，發揮的支援作用不斷的被人們進行重新的評估，人們認為這些多邊的組織沒能夠實現預料到危機的存在，同時也不愿意在初期發揮積極的作用。由于資本流動被看作是導致這場危機的直接原因，對于這些流動資本再進行征稅又成為爭論的焦點。貨幣政策也被提出來，同時包括建立一個統一的制度，東盟也提出了它的建議，那就是以本地貨幣結算，區域內支付貨幣金額，他們宣稱這樣做將有助于減少各國貨幣與美國之間的匯率波動。除了這些互換協議以外，很多措施仍然處于發展的階段，最初的那些實現快速的激烈政策性的想法已經有了減少，現在人們對于這些問題中技術細節的復雜性有了更好的認識，這些都清晰的顯示出危機所帶來的危害，那就是它沒能為我們實現危機前發展金融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的目標是一條明確的道路，對于將出現什么樣的問題，我們事先有所了解，但是并沒有做出更大的作為，僅僅是在危機爆發前三個月才拿出這樣的行動，是什么阻礙了我們？我們對于97年的被動反映有很大的關系，但是這并不是說各國在危機爆發以后沒有做出適當的集體反映，但是確實有一點，那就是在危機最小化的不久措施與積極推動發展議程之間有很大的差距，簡單說就是改革與積極的發展之間存在著鮮明的差別。進一步的闡述這種差別，我們發現本地區國家在行動上所面臨的挑戰，營造一種環境。我們也已經有了很多的議論，就是今天前幾位發言者提出的，關鍵的第一步也許我們應該進行重新的審視，我們以前一直有著理所當然的想法，那就是我們用“傳染”這個詞來描述這種問題，從本質上講，我們的改革措施都是由我們同屬一個地區的考慮而發出的。但是，這些觀點并不令人信服，因為我們的觀點有很大的差別。從歷史上來看，這些改革措施沒有產生效果，也沒有達成一致的日程安排，實際上這些措施讓人處于雙邊協議的階段，而沒有達到針對本地區的理論水平。

　　因此，我提出這樣的觀點就是說，即使相對本地區沒有一個正確的例子，但是我們忽視了地區之間的差別。在韓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在匯率浮動方面有著很多的差異，菲律賓并沒有浮動的兌換率。在亞洲我們的多樣性是非常明顯的，因此我們更加需要注意的是要建立在地區基礎上的模式。我們應該持續推進我們所決定的議程，這個發展議程是每個人都很清楚的，因此如何實施改革來推動發展議程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也非常清楚的認識到地區之間的經濟應該是相互補充的，而不是相互沖突的。

　　美國目前發生的一種呼吁，就是對于證券以及其他市場采取措施，這并不是意味著我們應該讓所有的金融機構都自主的進行改革，因此各個地方的條件是不一樣的，不同的監管者應該首先了解當地的形勢，對于各個金融機構和其他的機構有一個清晰的了解，所以，這種情形對巴塞爾協議也是適用的。我們應該在風險管理方面加入更多的技術成份，要考慮到當地的形勢并不僅僅是銀行，其他的一些金融機構也應該采取這樣的措施。因此，我們應該考慮到這些措施能夠對于一個穩定的金融市場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因此，這并不是一個個人的行為，我們現在面對著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很多的消費者都有了不同的選擇，有了多樣的產品來滿足他們不同的需要。在這方面，監管者應該做出他們的判斷，對于風險有著清晰的認識，對于商品的供應者以及消費者之間的需求應該有一個更加好的了解。同時，信息的基礎設施也是非常重要的，信用評估的機構也發揮著關鍵的作用，但是它們在國內的作用應該不斷的被擴大。最后，本地的資本市場的發展是依賴于政府如何表現，因為政府是最大的購買者，他們對于定價方面有著最終的發言權，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如果購買者比發行方更加重要的話，我們在這方面的信用就有可能犧牲。所以，我現在要強調的意見是，現在對于應對危機的改革，我們不僅僅應該著眼于危機之前所發生的問題，現今的市場給我們這樣一種機會，來形成一個很好的防護措施，采取更加積極的防護措施。我們要發掘我們改革的輕重緩急，這是非常重要的，沒有一個本地的資金市場，使我們很多的經濟都過于依賴銀行金融系統，這在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方面也清晰的體現出來，這是非常危險的。因此，對于我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展一個內部的資本市場非常重要，它使得金融市場不僅能夠擁有很多的資金，而且使它們能夠對經濟的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促進本國經濟與其他的經濟更好的融合。謝謝。

　　胡祖六：非常感謝Roberto F.de Ocampo先生，剛才您跟我們一起談了談在您長期擔任政策制定者的漫長生涯中的您的一些觀察，現在我們歡迎觀眾提出問題。

　　我想先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問蒙代爾先生的問題，他提到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實行匯率掛鉤得好處，但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困難是現在由于外匯儲備的急速增長，我們看到了Mto在過去的一年當中增長了20%，這引起了我們的一些關注，是不是說我們的經濟過熱，甚至是泡沫。在97、98年的時候，中國也受到了金融危機的沖擊，但是那個時候中國放松貨幣政策是很有必要的，那個時候中國認為降低利息率是很難的，因為人民幣的匯率一旦降低的話，這個市場就會沖擊，因為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和美元掛鉤，是適合發展形勢的，這個問題是問蒙代爾先生的。下面的問題是問其他的演講者，是關于貨幣政策的合作，也許20年以后，或許50年以后我們有一個單一的貨幣，在97年的時候日本提出了建立一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得到了美國的認同，您是否認為現在由于亞洲各國之間的貿易額的增長，現在是否迎來了這么一個時機，來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者在20年、50年之后建立這樣的組織，這個問題我希望四位都可以給我們一個簡短的回答。

　　蒙代爾：首先我想先提一提韓國的問題，今天早上我花了很多時間談到了很多國家，包括韓國，韓國有兩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順便說一下，我剛才沒有提到菲律賓。關于貨幣匯率浮動的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是一個大問題，在談到一個國家是否應該采取浮動匯率制的時候，我認為浮動并不是一個政策，而是一個政策的取消。中國有固定的匯率制，它和很多貨幣政策是緊密相連的，其實作為金本位的政策而言，這種固定的匯率制已經盛行了幾千年，所以采取穩定的匯率制的國家的經濟發展非常的穩定，如果哪一個國家想放棄這種固定的貨幣匯率制度的話，它可以取消這種制度，但是對于美國、加拿大、香港而言，如果要使匯率固定下來，那么可能會面臨通貨膨脹的問題，所以我想指出，我們不認為浮動是一種政策，它只是一種政策的取消。為了實現這種貨幣政策的穩定，一種方法是用貨幣通貨膨脹的政策，這是有一些經濟學家曾經提出的，有一位經濟學家在金融時報上批評了這種看法，但是我認為這種通貨膨脹的政策，很多經濟體，比如說歐盟就采取了這種政策，在英國這種政策實施得不是非常好，因為它的經常帳戶有著很大的赤字。因此，剛才胡先生提到當中國采取固定的匯率制度的時候，并不是完全的固定，只是固定了同一種貨幣的兌換匯率，中國只是把人民幣和美元掛鉤，它只是占了世界經濟的20%—30%，而不是整個世界經濟。正如在九十年代美國的美元升值的時候，中國的人民幣也要和美元掛鉤，但現在與之相反的是美元有往下走的趨勢。很多媒體也問到了中國經濟過熱的問題，我認為這種過熱的現象是值得我們歡迎的，當我們有著大量的資金流入的時候，也就是游資流入的時候，我們有能力去購買。今年我們在很多時候都談論到大量的游資的問題，我們預測這種資金對于中國來說是足夠的，因為有這么多的資金，我們或者是通貨膨脹，或者是采取其他的措施。因此，我覺得七國組織他們并沒有做很多有益的事情，他們認為中國的經濟過熱會給中國帶來很多的壞處，但是我認為我們應該增長我們的進口，現在中國向美國派出了很多購買團，去買波音飛機。還有一些今年的另外一些問題，比如說允許中國的每一個公司在國外投資200萬美元，所以，如果這種資金不夠的話，我們應該吸引更多的資金。對于美國來說，一個大問題是因為總統競選在即，所以他們認為貿易赤字是個大問題。對于中國本身而言，應該采取更多的措施，正如日本在九十年代所采取的措施一樣，來緊縮出口，或者讓國會對于日本當時對中國的進口采取很高的關稅，中國同樣也可以對于合乎國家的商品征收百分之二十幾的關稅，我覺得中國采取這些措施的好處要遠遠大于中國采取浮動的匯率制，這會使得中國的經濟形勢不穩定，并且危及到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

　　神原英資：我想談一談我的看法，因為每個國家都有獨立的貨幣政策，我并不是在否認這種獨立性，但是我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人，我并不認為在近年來我們已經有了完整的浮動的匯率，或者是非常僵硬的貨幣政策。大部分國家的匯率是比較浮動的、比較靈活的。第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貨幣政策是完全獨立的，哪怕是美國的政策也不是獨立的，因此我們處在一個全球化的社會當中，每個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更加增長了這種趨勢，在這樣一個互相依賴的社會當中，當然理論上是這樣的，固定的以及浮動的匯率政策都是需要的。但是，就比較務實的態度來說，我認為關于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的問題，我們只是為了將亞洲各國的外匯儲備都集中到一起，這是日本政府在1997年秋天提出來的，當時我們的概念是要利用這樣一種資金庫。我也同意通過這種組織，我們可以將各國的儲備幾種起來，在各國的貨幣政策之間進行一些協調，我現在認為這個時機越來越成熟了，因此從1997年以來，各國的貨幣儲備都增長了三分之一之多，這對于美國可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要小心�，F在我認為這對我們來說是可能的。另外，我覺得亞洲國家之間應該進行一些合作，如果可能或者必需的話，建立共同的體制，我認為這種體制是可行的，我想時機已經成熟了。我認為主要的區別97年和現在的區別是中國越來越強大了，我也不認為美國會表示反對。因此，這種將各國的外匯儲備集中起來是非常重要的。

　　Tae-Shin Kwon：近幾年來在韓國學中文是非常流行的事情，因此近幾年來中國是韓國最大的出口市場，第二大是美國，這就是為什么韓國學生想學中文。但是，40年前，當我還是高中生的時候，最流行的第二外語是德語，但現在很少有人在學德語了，我希望這里沒有德國人(笑)，因為在國際上來說德語的用處并不是很大，因為這種改革和結構的調整，每個個人的調整就像政府改變政策一樣，有時候我們應該改變我們的貨幣政策，但如果時機成熟的話，我們可能會采取突然政策上的改變，正如蒙代爾先生提到，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面臨著一些問題，因為有很多的投機者，因此這就是浮動匯率政策的一些問題。我認為財政和金融上的合作正如神原英資先生提到的，地區間的合作是繼我們在十加三財長會議之后的一個舉措，歐盟正在東擴，明年它的成員有25個，還有北美自由貿易區也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北美貿易區正打算吸收更多的中美和南美的國家，成員可能會達到35個�，F在本地區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了一萬億美元，因此我們應該共享這種資源，更加有效的來利用這種資源。因此，我覺得在這個地區，我們的合作變得前所未有的必要，下個月我將會主持中日韓副財長會議，會在11月27日召開，我們非常頻繁的舉行討論，來探討如何發展亞洲證券市場。所以，可能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但是我們越來越認為互相合作的必要性，來獲得共贏。謝謝。

　　陳元：現在我回憶一下我過去的工作經歷。那是在1997年，每個人都知道當時我們有一些倡議，我認為現在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亞洲國家正在不斷的獲得更多的外匯儲備，除此以外，我也相信亞洲國家也已經達到了更多的共識，比如說國際金融和財政合作，在雙邊方面我們有著更多的互換協議以及貨幣的互換協議�，F在也有一些討論正在不斷的深化，我充分的同意現在亞洲的金融合作有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深化亞洲的金融市場、債券市場以及統一的資金市場，應該得到更多的發展，這些都有更多、更加積極的財政基礎設施的支持，以及在主要的經濟體之間密切的配合，因此我相信可能的一種形式就是在債券市場進行合作，這會有助于亞洲市場的發展，并且逐步的深化我們之間的互相了解以及合作，我認為我們通過過去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亞洲的金融合作會變得更加現實，在這一領域所有的人都會有更多的動力來推進這一進程。

　　Roberto F.de Ocampo：浮動和匯率之間的討論，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在亞洲金融危機變得更加明顯，泰國有著固定的匯率，它試圖維護它的制度，使得他們用盡了他們的外匯儲備，因此很多人說應該用浮動的。但是，馬來西亞就沒有用浮動的，他們是使用固定的，很多人認為這個主意實際上是不好的，在去年以前有很多人都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意見，這個問題上，我認為首先一點就是神原英資先生說的那樣，這并不是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階段。第二，以泰國為例，并不是貨幣固定的問題，而是經濟方面存在著很多潛在的問題。第三，在那個時候并沒有快速的反映機制，在短時間內制約危機的發展。為什么美國會在短時間內聚集大量的基金，但在亞洲為什么我們就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呢？這使得我們要思考兩個問題：第一，是內部經濟的基礎應該是非常健全、健康的，包括兌換的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經濟是不是健全，而不是返過來；第二，我們應該考慮亞洲的貨幣基金，因為在原則上我非常同意蒙代爾先生的看法，就是在亞洲應該有一個共同的貨幣，這是非常好的，因為在原則上我是很同意的。如果我們要實現這些優勢的話，我們必須有這樣一種經濟發展的模式，因為歐洲有這樣一種模式，使得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貨幣，在30年之內形成。這些元素都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說國內資金的建立以及一個好的國際經濟體。另外，在亞洲的互換協議，共同資金方面，我們也應該在這方面推動他們的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