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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房間到一個房間，從一幢樓到一幢樓，從一個城市到一個城市，這種空間上的轉換，對每一個生活在單位里的人來講，可能意味著一次工作上的調動。
調動難，是許多中國人記憶中的陰影。在計劃經濟時代，個人只是單位內部的一個零件，勞動人事部門的一個編制指標。無論你有什么樣的學識、才華或技能，你的一切都是屬于單位的，屬于部門的。調動，僅僅是組織的需要，是組織之間的事情。在單位與單位之間，個人的調動就像這個風箏，始終擺脫不掉組織這條繩索的牽引。
李京華是人民出版社《人物》雜志社的一名編輯。二十四年前，她開始在北京市郊區百子灣儲運倉庫做倉庫保管員，那一年，她剛剛從一所中專學校畢業。
“分到這倉庫以后，一直心情不是很愉快，當然我這個人表面上不會顯示出來什么，因為我是一個比較隨和的人，但是內心是很痛苦的，當時我一去的時候，是管紙張，大卷筒的卷筒紙。有的時候躲在卷筒紙后邊，自己就在那發呆。有的時候就順著倉庫里邊鐵路線，鐵路線平常很少走火車，偶爾來貨什么的，就順利鐵路線走。”
對從小喜歡文史的李京華來說，做倉庫保管員，與她的理想和愛好反差太大。
“在倉庫期間，要說工作，我也是挺認真地來做，把倉庫工作也挺認真地來做，但是心里頭總覺得有一種挺壓抑的感覺，心里說不上來怎么樣，老覺得這個工作沒有意思，跟我所想的，跟我的愿望總是相違背的。當時有一個師傅姓宋，這個宋師傅到星期天的時候，他抱一大摞帳本回家，我說這個又不急，您抱回家干嘛。‘你不知道，這是我的娛樂，回家以后，我一聽算盤珠響，我心里頭就痛快。’后來我覺得簡直不可思議。就說人和人的想法就特別不一樣。我覺得特別不可思議。當時在那兒，雖然每天和大家說說笑笑，但是心里頭，總覺得我不能長期地就這樣呆下去。”
1984年，《人物》雜志面向北京市公開招聘2名編輯，急于調換工作的李京華報了名。
“確實也沒有抱太大希望，因為那么多人，90多個人，而且我是一個夜大畢業，我上的夜大，人家好多都是正經大學，名牌大學畢業的。”
在近百名的考生中，李京華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人物》雜志社決定錄用她。由于李京華所在的倉庫沒有獨立人事權，辦理調配手續，必須經過倉庫的上一級單位審批，為此，她在郊區倉庫和位于西城區西四大街的倉庫主管部門之間往返了幾十次。
“一趟一趟地跑，一趟一趟地走，有兩個領導接待，兩個人態度不一樣，但是意思是一個，都是不可以走。第一個人就是態度非常橫，怎么能走呢？你是這個單位的人呀，單位又培養了你，你說走就走了。另外一個態度很好，說你想你是共青團員，咱們要學習雷鋒的精神，螺絲釘的精神是不是，你不能說你完全按照你個人的意愿，你看有不少你的同學什么的，他就舉出一個兩個，你看人家在這兒，不是也干得很好，你在這，也照樣能夠做出成績，就這樣說，但是總之你是不能走。”
“到十一的時候，電視里播了一個領導人的講話。這個講話其中有一點，就是講到了人才流動的問題，當時我特高興。喲，我說講到人才流動了，下一次我到公司找領導的時候，我就去跟他說，你看電視里某某領導已經講了，現在要實行人才流動。然后他說，那是上面的事，現在我還沒接到正式通知，你還是我這兒的人，沒辦法。我說既然這是上面的事，那我就往上找吧。我就不知道怎么辦好，我就想，我就找北京市，找市委去。過幾天以后，我又到我們公司去，我們公司那個領導跟我說，你找誰來也沒有用。說你找人才中心的人來也沒有用，他們管不了我這一段。我一聽，我覺得簡直，又覺得他真是怎么不講道理。真是在這種一會起來，一會下去，在這么折騰的感覺。我坐的那個汽車上，一路就流眼淚，一路流，兩個多小時，回到單位，簡直心里特別絕望。”
李京華的痛苦，許多人在調動中都曾經遭遇過。
北京市人才服務中心主任韓光耀：過去這個制度，實際上對人才造成很大浪費，它把人的個性，人的特性抹殺了。所以那時候講，過去那種純粹單一的計劃經濟下，對人的配置方式屬于咱們講的詞，人事上的調配，調動你，配置你，都是組織意識，組織的意志來起作用，而個人沒有任何自主權。所以講叫做一次分配定終身。去了以后，你不管干什么，要求你干一行，愛一行，做一顆螺絲釘，過去叫做捆綁成夫妻，就像過去的戀愛一樣，是父母包辦的，是組織上一手操辦的。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艱苦哪安家，這種精神是對的，但是過去確實個人擇業的決策權很小很小，也因此浪費了很多人的青春，掩蓋了很多人的才華，人才的閑置浪費在一個時期是相當嚴重的。
人是社會生產中最具有活力的要素。當整個人才隊伍死水一潭，人才的巨大潛能不能得到充分展示時，社會生產效率低下，也就成了一種必然的結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開始陸續建立人才交流服務機構，韓光耀就是最早的創辦人之一。
“84年，我們這個機構最初成立的時候，我帶了幾個人參與了創建人才中心。當時有些單位不放人，個人要求流動，悄悄在我這登記，最后有單位要的時候，我們到原單位做協調工作。當時那些單位領導怎么看這個問題呢？他說你們在搞資本主義那一套，你們支持那些不安于本職工作的人在那跳槽，這從來沒有的政策，他很不理解，認為我們是在搞資本主義那一套。”
八十年代中期，“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引發的改革大潮，沖擊著計劃經濟的一道道圍墻。但在人的流動問題上，依然阻力重重。
“有些單位不太講理，你比如說我們有一工程師要調動，我們協調的時候，他單位什么理由？就說我單位里就他一個工程師，我養得起他。只要我當一天廠長，他就在這給我壯門面我也不會放他，養到我不當廠長為止。我印象最深有一次，當著我們仲裁同志的面跪下來，下跪。他為了離開那個地方，他所有能用盡的辦法，能搬的政策依據，都用了，說不動他單位的領導。他到我們仲裁人員面前，為了使他的流動能夠成形，他竟然跪下來了，痛哭流涕。如果一個人不是無奈到如此地步，他不會這樣，這個事情在中國歷史上，再過若干年是不會有人相信的，所以我們常常看到，有時個人，講他曲折經歷的時候，聲淚俱下。單位拿了些什么文件，原來體制上的什么什么，振振有辭，堂而皇之說一套理由，但有些理由非常非常可笑。”
經北京人才服務中心的多次協調，幾經周折，李京華的愿望最終變成了現實。如今，她已成為《人物》雜志社一名出色的編輯。
如果給中國足球職業記者排名的話，馬德興肯定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對足球新聞的熱愛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在過去的兩年730天的時間里，他有295天是在國外采訪度過的，這在中國是一項紀錄。5年前馬德興在《中國足球報》做記者，因為一篇報道的問題，他和單位領導發生了爭執，一氣之下，他離開了報社，從此成了一個沒有固定單位的人。
“記得我在98年世界杯賽的時候，在法國，我碰到《中國足球報》幾個記者，都是老同志。他們就跟我講小馬你干得不錯，現在什么都有了。我當時對這個問題，當時我是這么跟他講的，我說說實話，我說從能力來講，我可能并不一定比你強多少，但是我有一個最大的優勢，我說你知道是什么嗎？他琢磨了半天讓我講清楚，我說我現在所占的優勢，是我現在這個環境，要比你所在單位的機制更加活一點。比如說我想采訪一件事，我說走就可以走，而在你所在的單位，你第一要審批，而且要層層批報，等到回來的時候，我說黃花菜都涼了，而我采訪都已經完了。而且同樣是一次大賽，我寫出來的東西必須是別人沒有的，不能是大陸貨。所謂行話來講，必須要是獨家的東西。”
失去單位以后，馬德興曾有一段時間呆在家里，為了生活下去，他開始用自己出色的外語技能和對體育報業市場的了解，靠收聽翻譯國際媒體的體育新聞廣播，整理后投稿給各個媒體賺取稿費，在很多人還不知道互聯網是什么的時候，馬德興已經開始利用互聯網掙錢了，他的職業生涯是在迫不得已的境地中開始的。
“走了以后，我比較怕的，怕什么？就是人家問你是哪個單位的？我特別怕這個。不敢出去采訪。每開一個會，第一先要報上你的單位，然后再說你想要提的問題。如果我去采訪，我說我想提問題，說你是哪個單位的，我說我什么單位都沒有，包括別人來問我的時候，說你現在在哪兒，我那個時候回答一直是我沒單位，自己一個人在家。就處于這么一種很矛盾的情況之下。而且在那兩年期間，我也不敢署名，就是寫在報紙上的東西不敢署名。”
為了自己喜愛的事業，馬德興不會再去找一個正式單位上班。馬德興的幸運在于，一批市場化運作的媒體在社會上出現了，它們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單位，這給馬德興提供了生存的可能；他的不幸在于，盡管他離開單位多年，但他又常常生活在單位的陰影下。
“怎么講呢？就是在這個大環境里面，人家承認的是一個單位，你是哪個單位的。所以就是說沒辦法，我就是說沒辦法，你現在要問我一個單位，我為了，因為喜歡這個東西，想繼續干下去，沒辦法。”
懷著不同的目的，有的人拼命往單位里擠，有的人毅然離開單位。單位至今仍然是聯結國家和個人的重要紐帶。中國社會的信用體系，是建立在單位與單位信用基礎之上的。
中國絕大部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是通過大大小小的單位進行流動和分配的。那些追求安全感，希望獲得穩定生活保障的人，還會繼續在單位里生活。
當一個人向往一種屬于自我設計的生活時，必須面對諸如社會保障、信用制度尚未到位的社會環境。沒有社會保障，沒有固定收入，獨自打拼，適者生存是他們必須付出的代價。這是一群沒有進過單位，更不會依戀單位的人，他們的出現，標志著一個多元化社會的到來。
陳非的早上大多數是在歌劇的聲音伴奏下開始的。
今天26歲的陳非，老家在安徽省宿縣，17歲離開故鄉，來北京漂泊，這是他在北京的家，是他靠自己掙錢買下的房子。
小時候單位的印象就是一個四方四正的一個大院子，特別大的一個大院子，然后有高高的圍墻，總覺得它跟外面是不一樣的，像一個圍城，單位里的人都在這個城里面，然后做著自己的事情，好像他跟圍墻外面的東西沒有特別多的聯系，因為那個大院子我太熟悉了，我從小就在那生活那么多年，我從小總覺得圍墻意外的事情特別自由，然后特別有挑戰，又有一點一點冒險的感覺。所以我一旦有機會離開它的時候，我就義無反顧，我也沒想太多。
陳非的父母和哥哥姐姐都是教師。陳非從小喜歡繪畫，一直畫到17歲，來到北京報考藝術學院，因文化課分數不夠，未能錄取。盡管可以回老家上師范院校，但個性極強的他沒有回老家，一直漂在北京。
“我17歲開始工作，但沒有單位，一直都沒有，沒有選擇進這樣一個單位。我見到任何人，介紹自己的時候，都會這樣說。你好，我是陳非，我是一個造型師，自由人。”
沒有任何生活來源的陳非，在最初的幾年里，他先后去過十幾家民營企業打工，調換過很多工作崗位，獨自品嘗了在北京闖蕩的艱辛，同時也體味著流動、跳槽的快樂。一次偶爾的機會，他做了造型師。
像陳非這樣沒有單位的人，有人稱之為“自雇人”，也就是自己雇傭自己，本身是打工者也是老板。
每接到一項造型工作，陳非都要了解造型者的出身、愛好、工作等方面內容，然后輸入計算機分析，最后形成文字和圖象的設計文案。
這些除了需要美術的功底外，還要有化妝、燈光等多方面的知識。陳非在頻繁更換工作的過程中練就了這些本領。
今天，他來到北京一家的攝影棚，來為拍攝MTV的一名歌手做造型。
“就像今天這個歌手一樣，他在鏡頭前表演，他沉醉在自己音樂里面，然后我在監視器看著。因為他的身上已經有我的東西。我覺得他在體現我那一部分東西，或者是他的表現里面，因為有我的參與，而會更好，我特別地欣慰。”
在為演員做造型的過程中，陳非一直忙上忙下。在陳非的眼里，白天和晚上，工作和休息，是無法區分的。
“差不多160天的時間，我一天都沒有休息過，一天都沒有，每天都在工作。我覺得那個對身體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特別特別地辛苦，就是中間有一段時間，我幾乎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而且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出租車在睡覺，就是從這個片場趕到另一個片場的出租車的時間上，我每次都希望，我那時候特別盼望堵車，而且我現在已經習慣了在出租車的左手門那個地方，找到一個特別適合靠著睡覺的地方，而且我現在已經有了在出租車睡覺的情結。”
在北京，除了工作以外，陳非也常和朋友去酒吧。生活的壓力，創業的辛苦，沒有單位的漂泊感，是大家經常議論的話題。今天，和他一起去的是一位自由攝影師。
“我想我離開的時候，我也不知道單位是什么，我只是現在才明白單位它能給你那么多東西，我當時離開單位都23歲了，剛上兩年班，那回也沒有病過，也沒有享受要租房子，我沒有享受過。……”
假如那時候享受，你是不是就不會出來。
“我如果病了，我肯定不會出來，我走的時候，我媽哭的，你在單位挺好的，每個月……
你萬一病了，可怎么辦？”
“對，我當時身體那么好，我怎么可能病呢。當時出來了，現在，只是到現在說，你有了那么多的壓力，你才可能想，單位可能有它的好處，它真的能給你很安全的地方，再回到你當初的話題，可能你在的時候，你就怎么說，城里城外的概念，可能是這樣子。”
“我現在比以前更加拼命地工作，就是因為我現在不是在拼別人，我是在拼我自己。就是說你不拼，你就會，只要你不前進，肯定是在倒退，你一旦倒退，就會有人馬上會取代你。沒有再次做出選擇的機會了，不管你想怎么選擇，我們已經上路了。”
在許多城市里，已經出現了很多類似陳非的人。在他們的身上，傳統單位下的影子不復存在了。
“我覺得我們這些人是時代造就出來的，你就比方像以前，十年以前吧，可能這樣的自由職業者比較少，即便有的話，他們可能也都是從那些單位國有體制下，他進了這樣一個單位，然后他不適應，或者是這個單位不適應他，然后他選擇了離開，就是大家說的下海。他跟我們是兩種概念，因為我們這些人是做出了一個選擇就是談不上離開，他根本是沒有選擇，他沒有選擇進入這樣的單位。”
“我覺得當一個人如果能夠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是一種幸福，他也是人的一個最重要的權利，可能以前很多人沒有，尤其是中國人，很多年前都沒有，但是現在有了，現在這個時代給了你這個權利，可能很多人習慣了，但既然給了你這個權利，我覺得你就不要浪費它。”
選擇與父母們不一樣的路，拒絕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是陳非獨立創業的理由。從17歲算起，他在北京獨立生活了八年。
在做造型設計的幾年里，他的作品已經在各類雜志刊登。在業內，他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的得意之作，是這樣一幅廣告畫。
“對于一個人來講，我覺得他的成功，首先是他要活得很健康，然后活得很有意義，這個意義不光對自己，對別人都是一樣的，就包括你身邊的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或者是你身邊一些你不認識的人，其實說得更大一些，你對這個社會是不是有意義。如果你覺得有意義的話，才是成功的。”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陳非把握并用足了時代賦予的機遇，在流動的過程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提升了自己的人生價值，成就了一個年輕造型師的美好人生。
在多姿多彩的時代，如何建立人和單位之間的新型關系，拆除人才流動的屏障，最大限度地激活每個人的創造力，實現全社會人力資源的最佳配置，是改革中必須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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