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是一個年輕的城市，比起其它城市來，這個城市的國有單位是比較少的。因此，生活在這座城市的大多數創業者，是中國最早敢于告別傳統單位的群體。
高順利曾經是陜西一家國有煤礦的工人，礦里發不出工資，按政策他買斷了工齡。在國有企業里，高順利的這種狀態既不叫下崗，也不叫失業，高順利于是來深圳闖蕩。
高順利從事的工作是高樓清洗，有人將這種職業稱為蜘蛛人，這是一份高風險工作。這根只能上不能下的繩子，維系著高順利的生活和夢想。
他沒有想過在這兒干不成，要回去？
沒有，如果在這個公司干不成的話，我到別的公司去。在這兒多美，一睜眼全是花花綠綠，也干凈。在家，像我們那兒虧損單位太多了，下崗職工多了，一個月就拿100多塊錢。像我現在，我們在老板手底下干，一個為老板爭榮譽，再一個為老板爭面子，各方面的質量，老板在這兒做生意，像我們打工，我們既然在他手底下打工，一定給老板做好。我既然在你手底下干一天，我就要干出來一天成績，我干不出來成績。我就不在這干。
在這群工友當中，只有高順利在國有單位里當過工人。對大多數國有企業來說，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他們的境遇都和懸在空中的高順利差不多，容不得半點閃失，也沒有任何回頭路可走。高順利正是在這種狀況下，開始了主動的選擇。這種選擇的風險和必要的付出，使他最直接的領會了市場經濟的規則，同時也喚醒了一個個體生命潛藏的巨大生存力量。
他都興高采烈，他都非常高興，每天在這兒工作，因為這是自由的選擇，如果他不喜歡這份工作，他可以找其他的工作。他找不到其他的工作，這就是他最好的選擇。所以他能得到這個工作，他就會非常珍惜他。我想單位應該越來越淡化，單位真正是要發揮好他的功能的話，他就一個一定是按他自己的功能組織起來的。你對每一個人的控制只限制于合約關系，而不是一種超經濟的，非合約的限制關系。只有個人有更多的選擇自由，才會形成有效的組織。
有人說單位就是圍墻，墻內的生活總比墻外的生活慢半拍。盡管高順利們沖出了圍墻，盡管這種選擇有點悲壯，但他們邁出的，畢竟是人生最堅實的一步。
正是高順利們義無返顧的選擇，造就了我們這種多姿多彩的時代和多元的生活圖象。而這一切，又進一步刺激了一部分圍墻里人的想象力，外面的世界，仿佛充滿了無窮的誘惑。
在大大小小的單位里，人們已習慣了各種無微不至的關懷，吃公家的飯，干公家的事，做公家的人，曾是幾代人毫不猶豫的選擇。
單位的好處有多明顯，單位的毛病就有多突出。面對外面的誘惑，許多人對單調、沉悶的單位生活感到難以忍受。
吳云保是銅陵日報社的記者，有近二十年的單位工齡。在當地，《銅陵日報》還算不錯的事業單位。但在他工作中總感到不如意、不順心，就經常買賣舊書打發日子。最近他賣掉兩本《人物》的創刊號。十五塊錢一本，買來是一塊錢一本。是賺十幾倍，“所以這個沒有風險，不賠本。”他說。
對現狀的不滿，對外面世界朦朧朧的向往，吳云保一直在尋找離開單位的時機。
在我過去的工作環境當中，平時大家聚在一起，議論最多的就是某某提了副科級了，提了副縣級了，讓你感覺到做官的氛圍很濃，想擺脫都擺脫不了，本來你對這個無所謂，不在乎，時間一長，你會發現你很在乎這個事情，我想在一個社會當中，如果這個工廠的工人，做工的目的，就是為了當車間主任，當廠長，學校里的老師，教書的目的就是為了當教導主任，當校長，新聞單位的記者，寫稿子的目的就是為了當部主任，當總編，結果你可以想象，這說明了什么，說明我們這個單位的體制，它對人的評判標準單一，就那么一種評判標準，你做工、你教書、你寫稿子，這類業務工作你做得再好，你都很難發展起來。
2000年12月，吳云保請了半年事假，和另外兩名朋友離開銅陵，去北京闖蕩。
在北京，吳云保應聘到《老虎周刊》雜志社，這份周刊是不靠政府撥款，完全按企業化的方式進行運作的。吳云保被聘為編輯部的主任，在這里，吳云保算是年齡比較大的一位。
來北京后，吳云保和他的同事合租一套房子，每月近2000元的租金，由兩個人分攤。
《老虎周刊》的刊號一直沒有批下來，吳云保的工作處于不飽滿狀態。在北京的生活，并沒有原來想象的那樣轟轟烈烈，日子過的也非常簡單，偶爾見見老鄉聊聊家常打發一下時光。
經濟社會你要想融入進去，離不開物質的東西，而且我們家里的物質條件一直都不好，所以我想改變它們，我要吃飯，有多種因素，你像我們這么大年齡的人出來，有一個最直接的功利的目的，倒不是想自己要做個多么大的事業，那都是空話，要養家糊口，小孩子要花錢吶，有這么一個目的，最直接的目的，也是很原始的目的了。
《老虎周刊》出了三期試刊，但市場銷售情況非常不好。吳云保每月拿到的工資不多，但公司規定可以報銷一部分發票。
每逢周末，到潘家園市場買舊書，吳云保單調的生活中增添了一些快樂。
來北京幾個月了，吳云保還是不能被這個城市完全接納。
我覺得我現在，又處在一個人生的十字路口，很遺憾快到四十歲還跑，這個路口上來了，因為一般到四十歲早就定了搞什么了，確實感到迷茫，猶豫不定，到底怎么搞。
老家的朋友，也經常向吳云保打探北京的情況。
也不要把外面的世界想象得那么美好，都不是那么回事，都很艱難的，不要想入非非了，快到三十歲了，你這個年齡出來也遲了，何況你是搞電視的，外面這個電視界，銅陵那個地方有它的好處，你看時髦的東西，好多還沒吹進去，大家基本上，生活在一個傳統社會里面，風平浪靜的，除了有的時候單位有一點窩里斗之外，斗得你可能覺得有點難受，你忍一忍算了，外面有外面的問題。
六月底，《老虎周刊》的刊號終于獲得批準，吳云保六個月的假期也只剩兩天了，一邊是失去二十年的公職，另一邊是不可知的未來，何去何從，吳云保決定辭去《老虎周刊》的工作。
離開北京前，吳云保將半年購買的舊書托運回去。
這個地方的媒體比《銅陵日報》的那個事要難做一些，質量要求要高，我覺得能做得了，我能做，至少我的業務素質是能做，沒問題，就是業務上的要求我覺得沒問題，但是你是一個大齡打工者。你要考慮的問題太多了，你的感受是非常多的，非常復雜的，都牽住了，拉住了，你沒辦法，你不得不思前想后。要考慮事情太多，后顧之憂太多。你假如你的戶口能進來，老婆孩子能過來，能在這邊正常的生活，那有什么不可以干的。
暫住證已不需要了，妻子臨行前送他的棉拖鞋還沒來得及穿。距離假期結束還有一天，他告別了北京，重新回到安徽銅陵。
人的本能嘛，有家有口的，怎么能不牽掛呢，小孩子，以后要是老婆跟我一道出來，小孩一個人丟在家里，真的有點于心不忍。
就是不想走，走的話，出于無奈，不回去也得回去，北京半年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喜歡北京，也認同這種市場體制。
許多單位里的人都有像吳云保一樣的夢想，市場經濟也給這種夢想插上了翅膀，但幾十年養成的思維慣性和行為方式，是無法揮之即去的。我們為之付出的代價無從知曉，風險和收獲永遠相伴而生。
李路路(人民大學教授)：在單位這樣性質的組織里邊，你很多人可以在這個組織里邊可以保證自己的工作的，當讓你讓出去的時候，你可能完全就喪失競爭力了。所以，我覺得對很多職工來說，國有單位錢再少，再什么，工資再不高，對他們來說，還是他們能活在這個地方的個很重要的保證。如果讓他們上市場上，我估計相當多的人就死掉了，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上，所以很多人離不開這個單位，他沒有辦法離開這個，他在這個地方他十幾年、幾十年已經完全習慣了，而且他在這個地方有很多利用其他的方式得到的利益。他到了一個市場化的這樣一種組織當中這些都沒了。
中國足球是較早實現市場化的產業，在這個圈子里，人必須時刻接受市場的選擇。無論是球員還是教練，贏球和勝利，就意味著財富和榮譽；輸球和失敗，就意味著隨時走人。
李承鵬是中國著名的足球評論撰稿人，他最早也是單位內的一名記者，幾年前因為不喜歡體制內生活，所以做起了自由撰稿人。
我感覺生活可以依靠的東西越來越少了，能夠依靠的，唯有自己學到的，掌握的東西。我是經歷從計劃經濟到所謂的市場經濟的變遷，大學的時候，我知道每個月什么時候該發工資了，這個工資能發多少，我自己知道。我后來作為一個職業的足球記者以后，我都不知道下個月我能拿到多少錢，因為我不知道我能寫出多少新聞。以前覺得什么事，有難事找領導，組織，現在沒有這種概念了，生活中可以依賴的東西太少了，你只有自己不斷往前跑，不能停下。
2002年的初春，李承鵬回到了老家成都，受四川日報報業集團聘任，負責兼并、改造一家瀕臨破產的單位機關報，并將其辦成充分市場化的專業體育報紙。而這張報紙，正是他大學畢業以后的第一個工作單位——四川體育報。
我們《四川體育報》十多年了，我算是副刊創辦者。歷盡了辛勤，總算走上一條改革之路，始終呢是到成不成，似乎又走了，又不行了，不斷的失敗，但是屢敗呢我們大家還是屢戰。
這是李承鵬參加兼并報紙后的第一次會議，這里曾經是李承鵬工作過的地方，這些人中有他原來的領導和同事。
我的心理感受，我其實當時很奇怪的一種感受。我就想起90年我大學畢業分配一個省級機關單位的報社，以為很不錯了。短短10年多，它實際上在五六年前就已經很衰敗了。幾年時間，一個省級的報刊它會如此衰落，到了10年后被另外的集團兼并，或者是收購，對吧，確實感覺我自己很感慨。而且那天你聽了很多人都指責機制，不是我們不能干，對吧，體育報里的人，而是機制導致了他們不能干，他們也是說給我一根杠桿，我能撬動地球，他們說了很多這樣的話。我在想，像很多國有企業里面，包括籠統來說計劃經濟的很多員工，他都認為他之所以到后來掙錢也少，事業也無望，是因為機制給他造成的，他就沒想想自己在機制里扮演什么角色，機制最終是由人來體現的，對吧。
像四川體育報，是他的機制比較陳舊，不適應現在形勢的發展。正是這一幫人導致這個機制一直沒有更新，他們一直像用句成語來講，叫做飲鴆止渴，老是覺得這個老機制對他來講暫時是舒服的。所以他在批評這個機制的時候，實際上機制就是他本身，他自身是機制，人是機制無法割舍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我下來，我就跟他們說，當你在說機制影響了這個報紙發展的時候，那你在機制里扮演什么角色。
對體制的埋怨已經變成了牢騷，這是在現實中我們常常遇到的場面。體制所呈現的矛盾已日漸明顯，每個人面對體制所展示的態度決定人的行為。如果人人用抱怨的方式表達對體制的不滿，我們豈不陷入坐而論道的尷尬境地？李承鵬提出的“面對體制，你扮演什么角色的問題”，決不僅僅是四川體育報社編輯和記者們要回答的。
我當時并沒有一種我從一個剛10年前分配到這個報紙的一個大學生，現在好像反過來接受這張報紙，那種驕傲的感覺，衣錦還鄉，我沒有那種，我只是在思考一個問題，在中國入世以后，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汽車要降價，冰箱要大減價，而是每個人都可能下崗，兩年中，三年中會發生很多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人老是把依靠單位想得很重要，實際上有的東西，你看起來很堅固的堡壘，一夜間就可以攻破。
李承鵬做為從單位里跑出來的記者，在市場里打拼了近十年。
吳云保在北京工作了半年之后，懷著對北京的眷戀，對市場化體制的認同，又回到了他的老單位：安徽省《銅陵日報》。這天，是他從北京回來后第一次上班，而第一件事，就是先找領導報到。
你開會回來是吧，我也剛回來，怎么又回來了呢，啊，迫使我回來，我可迫使你回來了呢，外面的世界不是很精彩嘛，外面的世界很無奈呀，你可能對我有點誤解，責任在我身上，你沒搞錯吧，絕對不是因為寄雜志的事，怎么好講話，你回來搞得沒有臉嘛，丟臉嘛，丟你的臉也跌我的臉嘛，不丟臉呀，乖乖的，學乖兒子，是真的，我跟你說老實話，看到哪個都客客氣氣的，有一次你不在，我打電話給錢在強，我問你到哪里去了，他說你在政協那邊多一些，后來也沒什么具體的事情，在那邊處境也很尷尬，說什么東西呢，總要報喜呀，按說北京就是講，機會還是有的，機會還是多的，但是這些機會絕大多數都是給年輕人，年齡大了你不得不面對現實，你也認識到了，你會感到無奈，你不是講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嘛，回來崗位都滿了，真是沒有崗位了，我跟你說老實話，這要做很多工作了，這個事不是哪一個人說了算，我跟你講，等待研究，在家里等著吧。
吳云保又回到了銅陵，回到以前的生活狀態，和朋友們喝酒、吃飯、談天，然而銅陵也在發生著變化。
吳云保的頭發開始脫落。每周要找中醫為他治療頭發。
長勢喜人啊，春天來了都破土而出啦，到了夏天就長勢喜人，到了秋天就該收獲了，可惜它不結果。
兩個月后，報社給他安排的工作是整理群眾來信。
這天晚上，是《21世紀體育》誕生的前夜，李承鵬從接手《四川體育報》到此時此刻，一張從舊單位體制里脫胎換骨的報紙即將誕生，整個過程歷時3個月，這是市場的力量。
生活中必須要有這種不可知性，必須要有懸念，要有挑戰。如果完全按照一種程序化的生活，社會會很無趣，一個無趣的生活，就是行尸走肉的生活。
我們的父輩，很多人是這么過來的，過了這種程序化的生活，到了60歲退休，為了八塊錢漲一級工資，不惜和同事翻臉，這種生活太沒勁了吧。
我們有幸趕上一個能夠讓我們自己像搭積木一樣搭建一棟樓，但隨時都可能坍塌，這是有可能的，但是畢竟我們按自己的方式在生活，在工作，這一點很重要。人類最正常的生活是有懸念的，有不可預知性的，有創造力的生活。大家一塊兒來做一件更有意義的，有趣的事情。而這種事情如果一旦做成功，他能影響的，不是一個人，而是更多的時代的一個東西。畢竟現在有機會了，自己做一種自己覺得有意思的，充滿想象力的這么一種工作。我認為對我們來講，這也是上天對我們的一個恩賜吧。
我的2001就是一部斷代史，就像非洲大草原上的角馬，動物它遷徙，它只不過是有一個很原始的欲望，每天早上都能吃到最新鮮的，帶有露水的，露珠的那種最新鮮的草，從這片草原到那片草原。所以它不斷在大草原上遷徙。它是想追求一種穩定，所以它必須遷徙。
3月4號凌晨3點15分，《21世紀體育報》在規定時間內發排完畢，剩下的只有等待市場的檢驗了。
《21世紀體育報》的主編李承鵬，在第一期報紙上寫下了他的主編寄語，標題是：誕生于3月4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