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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是什么，房子有墻，頂，門，窗，是供人居住或做其他用途的建筑物。在計劃經濟的年代里，房子還有著著更多的含義，那個時候，房子是平房，房子的形狀是幾乎一模一樣的，單調的像火柴盒，房子是灰色的，房子，是一個人幾十年一成不變生活的場所，擁有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是每一個人的夢想。房子意味著單位的好壞，級別的高低。房子是歸宿，是幸福，是家。
50年的單位生活，對于每一個城市居民來講，房子是單位所提供的一項重要福利。
翻開96年版的現代漢語詞典，福利一詞的含義是"生活上的利益。特指對職工生活(食宿醫療)的照顧"，可見，單位福利的目的就是提高單位內部成員的生活水平。這種福利制度，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隨著單位的形成應運而生的。
在中國單位走過的50年的歷程中，單位就象一個大家庭，每一個成員在這里工作，在這里生活，單位是無所不能的家長，職工是單位的孩子，在單位里付出勞動并享受單位提供的生活資料，單位的溫情呵護逐漸深入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學習，生老病死。單位，這個普通的詞語，就這樣逐漸被神化。
張鉞退休教授：單位那會兒是我的主宰，是依靠的主要的對象，生活的來源也是靠單位發工資，住房也是靠單位，什么都靠單位，所以以前計劃經濟時候，單位是個人人生的一個主宰。
作為家長給孩子們提供食物，獎金，交通補貼，配給商品等等福利，是單位應該而且天經地義要做的事，在單位提供的諸多福利中，最受人們關注的就是房子，因為在當時基本上不存在住房市場，城市居民的住房完全依靠單位的分配，這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福利分房。那個時候單位是否給你分房子，決定了你的命運和生存質量。
《沒事偷著樂》是一部90年代的電影，影片講述了一個普通城市居民由于單位沒有房子，家里人口又多，住房緊張的辛酸故事。
在單位里，房子一直是人們所追求的緊缺資源。對房子的角逐，構成了人與單位之間最難以言說的情感。
今年74歲的張鉞至今無法忘懷單位分房的那一段經歷。
“我對房子要求特別迫切，因為我現在年紀大，身體不好，我需要結婚找老伴，找老伴，人家第一個條件看你有沒有房子，所以你沒有住房，就解決不了，但是住房必須向單位申請，單位如果不給你，你就解決不了。”
1986年，張鉞從貴州省科學院調到北京聯合大學任教，來到北京后，他離了婚，獨自一人住到單位分給他的一間只有10平米的平房里，那一年他58歲。單位分給他的房子在北京南三環附近的一個平房區，這里的房子大多是修建于大躍進年代的土磚房，年久失修，條件十分簡陋。
“因為是公共廁所，一到夏天，蒼蠅蚊子蛆都滿了，簡直你一走進去咔咔響，簡直人沒法進，想吐出來，那個使我印象最壞，根本不是人待的。”
張鉞在貴州時是單位里的科研骨干，享受著4居室專家樓的待遇，在他的記憶中充滿對單位的美好回憶，調動工作后住房條件的變化，讓張鉞感到人生價值的失落。
“86年87年以后，我患了前列腺炎，很嚴重，半夜起床五六次，大小便，小便在屋里還可以，第二天拿，大便不行，臭熏熏不行，所以那時候給我心里，我感覺心里，就想這一生，我奮斗這一生連個房子都沒有得到。”
空間的狹小和生活上的不便，使張鉞無法在內心接受這個家的事實，已近60歲的張鉞無奈之下過起了漂泊的日子，他尋找一切可供他住宿的地方，他借住過朋友的房子，住過公園，晚上還替別人看過公司，連自己的住處都成問題，更不要說找老伴的事。
“一下雨水都淹，淹到屋里，把書都淹得還有一些，這個房子又太小，也擺不下，你看這個只有10平方米，這個建筑面積，外面是搭的一個破房子，做飯應該在這個地方搭一個廚房，現在堆得亂七八糟，我們隔壁是一個下鄉知青。原來我這里都是書架，書箱都擺滿了，原來都是書箱，床沒地方放，床只好放在中間，放在中間，這個桌子也放不下，所以人進來只好坐在床上，所以就沒有地方了。”
在這里住了將近10年，張鉞幾乎年年都寫住房申請，為了解決住房，為了結婚，他拼命工作，10年間，張鉞獲得1個發明專利，為單位帶來幾十萬的效益，他多次獲獎還評上了正高級職稱，按規定他應該享受4居室的住房標準，可是單位每次分房，他就是分不到房子。
“為什么不給，因為它分配制度不合理，分配不公正，而且分配不公開，不叫我們參與，里邊有貓膩，當官的近水樓臺先得月，肯定都有房子，原來已經分了房子，又得新房，因為什么，他當了科長，當了什么主任，當了處長，又給他照顧，結果當教授的反而不給你照顧，所以我心里，分一次房發一次牢騷，分一次房子發一次牢騷。”
1997年，張鉞終于忍耐不住，他找到北京市人大代表反映自己的遭遇，房子的事有了一線希望。
“(校長)把我喊到他的辦公室，他說你現在分房你困難我們知道，因為目前學校房子很緊張，分你兩居室先住著，別發牢騷了，年紀大了，免得傷身體，我說很好，我這兩居室，他給我講話，我覺得這兩居室就固定下來了。”
哪想到過了沒多久，學校人事變動，原來答應給張鉞2居室的校長從學校退休，2年后單位再一次分房，張鉞的2居室又變成了1居。
“原來李校長答應我兩居室至少，為什么你給我一居室，他說比你困難的還有一家，另外還有個李教授，還有子女七八個人，住一居室，他說我們要分給他兩居室，分給他了，他說你就委屈吧，我沒辦法了，我說你看你這樣的事可以，就把我的找老伴的路子給堵死了，我肯定找不著了，因為當時已經找了一個副教授，她帶一個女兒，她自己有一套家具，根本就擺不下，所以一看這個情況，人家又拜拜了，因此我到現在還是等于十年了，孤單一人，這個房子沒解決。”
1999年學校的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張鉞終于分到了一套30平米的一居室，他為房子奔波了十多年，終于有了自己的歸宿。
在互聯網上搜索"分房"一詞，用時3秒，共搜索到29300條信息。如此多的內容，展現著在福利分房單位里，人和房子之間的百態，我們無法計算這里面有多少人因為房子改變了自己的人生，又有多少人因為在單位里分一套房子而放棄了理想，緊缺的住房和改善生活空間的愿望碰撞在一起，人與單位的關系一改平日的溫情脈脈，有人甚至以極端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無奈。
張鉞只是千千萬萬個中國單位職工中的一員，還有無數的家庭和個人，帶著與房子有關的記憶，幸福或不幸福的生活著。
當單位里的住房需求無法滿足的時候，單位承受的壓力也到了極限。
安徽省馬鞍山市
這是一個普通的早晨，安徽省馬鞍山鋼鐵公司的幾萬名職工開始了一天新的工作。基本上和新中國一起成長起來的馬鋼是一家國有特大型鋼鐵企業，馬鋼擁有職工10萬人，其中，在職職工7萬，離退休職工3萬，在馬鋼的發展中解決職工的住房一直是廠領導頭痛的問題。
王讓民馬鋼集團公司副總經理：他是一個大而全，小而全的單位，我們也教育，我們有22所中小學，公安局檢察院法院沒有，火葬廠沒有，其它全有，都是自己的，都是全的都要房子，它的負擔相當重，如果這樣負擔下去的話，它的市場競爭力肯定死了，它的人口成本很高，產品就沒有競爭力了。
80年代中期，馬鋼提出了一個解決職工住房的五年計劃，每年投入一個億的資金，用五年時間消滅無房戶，但是五年過去了，無房戶反而從原來的3000戶增加到8000多戶。90年代初，馬鋼繼續投入，無房戶卻增加到1萬2千戶。
1994年到1998年期間，盡管全行業效益不佳，馬鋼仍在五年中拿出了6.8億元來蓋房子，住房總量增長了近一倍，無房戶也創記錄地達到了1萬5萬千戶。
一個是人員多，都要公司分房，還有，外單位也來找，甚至我們的職工外單位有房子，他還提出來，馬鋼你沒給我房。
沒房的要房，有房的也要房，住小房的想換大房，住舊房的更想換新房，分配住房這種高福利，誘發并刺激人們的要房欲望，然而，每一套房子的背后，馬鋼都要付出高額的成本。
查顯明馬鋼房改辦主任：如果說解決一萬職工的住房問題的話，大概每套房子再十萬塊錢，也就是說要十個億，十個億才能解決一萬戶職工的住房問題，就是平均來講，那么企業要貼的話貼八個億。
“沒錢，沒這么多錢，而且你這個企業的效益不能拿來全部蓋房子，還要創造效益呀，還要向國家做貢獻納稅，政府不能不收我的稅，都讓我蓋房子了，那不行，所以房子是最大的問題，所以我們的職工講，經理別給我們升工資了，解決房子問題，結婚了以后沒地方住，你這是可想而知的，安居才能樂業。”
電影《混在北京》片段：
“科長您喝水，行行行，你把你老婆接過來生孩子，這房子你就占上了，你吃個橘子吧，你也別來這套，趕快回老家生孩子去，人家小剛這兩天就搬回來了，你回去分人吧，你不搬，我找人把東西給你搬出去，你敢，你別說了，你要搬我東西，我他媽到你們家靜坐去，占房怎么了，為什么有人能占，我就不能占，這房我還占定了，你走給我走人，給我走，我走還不行嗎，哎，你是不是管房子的，這是解決問題嗎，完全是把人往死里整嘛。”
在單位福利分房的制度下上演了無數這樣的悲劇，每當這樣的事情發生，人們總是把原因歸結到單位，主持馬鋼分房工作幾十年的王讓民，有他自己的苦衷。
“福利分房要做到公正也很困難，這樣就影響職工的情緒，曾經和黨委書記開玩笑，衡量我的工作，我可以做到99%的公平，但是就這一個1%，確確實實影響職工情緒的，1%都不行，為什么，我一千套房子1%的話，就是十套房子，這十套房子如果我是開后門的，或者是通過關系的，或者不太公正的，不太公正，那就是影響群眾的情緒了，我也干了這樣的事，老百姓甚至到我辦公室點著鼻子罵我，這樣不公，這樣1%的公正我做不到，我實在太難了，我做不到這種事，我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做出妥協。”
要房子的人說不公平，管房子的人說無法做到公平，福利分房走進了惡性循環的怪圈，單位不僅要完成生產任務，還要考慮單位職工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解決不好這些問題，單位內部環境就無法改善，1996年馬鋼分房，總公司一把手親自出面協調，全公司上上下下折騰了大半年，因為分房引發的矛盾已經無法解決了。
從1998年開始，國家宣布停止福利分房，代之以貨幣化分配，職工可以用單位補貼的錢加上住房公積金到市場上買房子，不夠的話還可以從銀行貸款，單位終于從福利分房的重負中擺脫出來，而對于許多人來說，擁有住房的夢想也許不再遙遠。
這位職工叫于學龍，他是92年參加工作的，他是2001年結婚的，就是如果說按福利分房，他應該到十年以后才能分到房子，實行貨幣房分配以后，他就買了一個房改上市的二手房，那么補貼一萬三千八，公積金一萬塊錢左右，買房子只花了四萬五，實際上他只有花兩萬多塊錢，就把房子解決了，否則的話要等十年。
我們無法確切的描述，福利分房的幾十年給中國人的生活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住房制度的變遷又將對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變化起到什么樣的作用，但是，中國的城市居民從未象今天這樣如此的接近了自己的住房夢想。在告別福利分房的時代，我們終于開始了自己的選擇。
今年27歲的唐健和他24歲的妻子舒羽，他們倆都在北京的一家網絡通信公司工作，當初，大學畢業的時候，他們都沒有選擇傳統意義上的單位。
唐健中國網通網絡通訊有限公司部門經理：我不想去那種單位企業，因為我覺得在那里面，一個人的價值并不是百分之百，或者說是一個很大過程取決于自己，還是取決于周圍的環境，或者說你的領導，你的上司。
舒羽唐健妻子：我們現在不同于以往單位里的人，大學畢業了，分配我一個地，我過去之后，也許是一輩子就呆在那兒了，打開報紙，喝幾杯茶，喝茶這么一天不做幾件事，好像這種不大適合我們年輕人去做事。
在公司里做了幾年，有了一些積蓄，當時還不到26歲的唐健一天之內做出決定，買下了一套房子。
“當時已經有了住房公積金，再加上當時的收入也不錯，覺得買房子就是沒有什么壓力，所以才會覺得就很輕易的，就跟買一件大商品，就跟買一套家庭影院，買一個電視似的，就決定買這么一個房子，當時我又考慮，是不是一天決定買房太草率了，再想想能不能再想點什么不買它的理由，后來想了半天，真的沒想到，說那就定了，買了吧，然后再說，可能是從畢業之后，工作以后這可能做的人生中間，真正自己做的一個比較大的決定，覺得還是有點成就感的。”
唐健買的這套房子有100平米，價值40多萬，買的時候他從銀行貸款30萬，25年還清，每個月他要向銀行還1700多塊錢。
“花明天的錢辦今天的事，已經深入到大家的思想，已經變成一個很普遍的事，可是一聽說我們背了幾十萬的債，老人們都會皺著眉頭說，哎喲這掙多少也還不回來，但是我們這個觀念就不是這樣子的，我買這個房子的時候，第一個我感覺就是說，我不再是要求誰，或者靠誰，我靠的是我自己，這是我覺得最大的一個改變，我們再也不會說老的國有企業，那些職工那樣子，父親、兒子這樣一代一代的，一代一代地向國家來要這個房子，我們其實有能力來承受這一切，要過一種新的生活。”
有了房子，唐健和舒羽按照自己的設想開始裝修。他們忙活了大半年的時間，幾乎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建材市場，品嘗著為自己的夢想添磚加瓦的辛苦和歡樂。
他們倆家都不在北京，以前一直是在外面租房子，生活雖然也一樣甜蜜但畢竟是漂著，買了房子后，他們每天都沉浸在搬家前的幸福和對明天的憧憬中。
2002年2月9日，這一天對唐健和舒羽來說值得紀念，期盼已久的新家終于落成，他們倆就要告別四處租房的漂泊生活，從這一天起，他們將擁有自己的家。
“你們大家快吃吧，來來來，喬遷之喜，謝謝謝謝謝謝，謝謝大家。”
2002年春節
“套一句父母給自己的一句話吧，就是說現在都已經這么好了，比起他們來說，已經是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了，所以一定要現在好好珍惜自己的家，好好珍惜兩個人的感情，或者讓這個家更加溫暖，對我來說是個小窩，甜蜜小家，現在考慮的也就是這么多，我覺得起碼為它，我付出了這么多，辛辛苦苦把它這個和唐建一塊建立起來了，好好珍惜，好好過。”
“成家立業，成家實現了，我想立業今年才20多歲，這一套房子現在對于我來說非常大的意義，畢竟是我們的第一套房子嘛，我們希望在這兒的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
單位的福利分房已經變成人們記憶中的歷史。在那樣一段歲月里，我們更多的體會是生活的艱辛和無奈，作為人與單位之間重要的紐帶，福利分房的消退使人們自主擇業成為一種可能，從依賴單位分房到自己購買房子，人們走過了幾十年的歷程。今天，當我們有越來越多的事情不需要單位，當我們主動或被動的走出單位，我們體會到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從未有過的自豪，時代的變化影響著每一個人，只有當我們回首時才發現社會在變，人也在變。
國家的福利分房已經沒有了，只有靠自己把這個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賺的錢來買房子。
靠自己，在變革的時代里，這或許是我們今天所能做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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