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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收發室，一個傳達室，一個食堂，一個鍋爐房，一面圍墻，一個牌子，這就是中國人的單位，外國人稱它為：CHINA DANWEI……
單位，曾給城市人帶來了許許多多的好處，它對自己員工物質上、精神的呵護往往給人以“家”的感覺，許多人因此把單位視為自己的“家”。要想成為單位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需要具備許多條件——政治覺悟、學歷、專業技能……在很長時間里，戶口是進入單位這個“家”的第一道門坎。沒有城市戶口，就進入不了單位。
楊金波，河北省汽車修理廠一位普通職工。僅僅因為他是農村戶口，在人生歲月的30個年頭里，他一直扮演著既不是工人、又不是農民，既從事著單位里的工作、卻又不能享受單位生活福利的尷尬角色。
1970年，楊金波高中畢業了，看見當年小學的同學都上班了，他也夢想著能進城找個單位，分配一份工作。在那個年代，能成為單位里拿工資的人，幾乎是所有農村人的夢想。
楊金波：人家沒上高中都上班了，成了拿工資的人了，還沒畢業就安排了，縣里有勞動人事安排機構就給負責安排了工作。我還曾經找到過我們村里在縣計委工作的人，我說：像我是不是也能找個工作上班？他說：你不行，你不是縣城戶口的人。當時政策不允許給安排工作。
楊金波開始明白，即使上同樣的學校，受同樣的教育，甚至是比城里人更高的教育，如果沒有城鎮戶口，他也終究不能實現招工，到單位上班的夢想。“戶口”，從此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
我那時候就說，只要我干上工作了，用自己的辛辛苦苦、勤勤懇懇努力工作的表現去感動當時的制定政策的人，也就逐級地反映，能把這樣的人納入到非農業戶口這方面去。
建國后，為了適應短缺經濟的需要，快速實現工業化的原始積累，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明確地將城鄉居民劃分為“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由此開始，在中國，這種二元結構的封閉式人口管理模式形成了長達幾十年的城鄉壁壘。
陸學藝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我把它稱為“城鄉分治、二元結構”，實行“一國兩策”，對農民是一種政策，對城里人是一種政策，無論供應上、經濟上、就業上、受教育上、社會保障上都完全不一樣。
以戶籍制度為基礎，國家出臺了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一系列排它性的單位福利和保障城市勞動力全面就業的就業制度。因此，要進入單位工作，必須是非農業戶口。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戶口，已成為人們身份、等級及待遇差別的一大標志。
吳青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尤其是災害以后，像我們每一個北京市戶口的人什么都配給，油配給、肥皂配給、布配給、過年的瓜子和花生都要配給，每個人吃的肉全部配給，那個時候，北京市的市民，各個城市的市民都需要得到一份生活的必需。
高中畢業后，老楊一面在村里當代課老師，一面尋找機會。1973年，在村里蹲點的“五·七”干校的一位老干部落實政策時，將他介紹到了省電信工程大隊做臨時工。
那時候很單純，就是想努力工作，別人不干的自己也干。我在省電信工程大隊，從天津薊縣到承德三百華里的電線桿，架電話線，我每個桿都爬過。
老楊的想法樸素而簡單，那就是通過勤勤懇懇的工作取得夢寐以求的城市戶口，只有有了城市戶口，才能成為單位里的正式職工，吃糧、吃肉、治病、住房、子女的上學就業等等才能得到保障。憑著一身水暖工的好手藝，兩年后，經人介紹他又來到了更有希望獲得城市戶口的國營大廠——河北省汽車修理廠。
當時主管基建的領導見了我的面說：你只要在咱們廠好好工作，想方設法給你轉正——合同工轉成正式工，想方設法把你的農業戶口轉成城鎮戶口，只要有一個指標就給你解決。
由于戶籍制度為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規定了不同的社會身份，因此，在戶口這道紅線下，農村居民永遠被排斥在單位之外。在農村，每年只有極少數人通過計劃內招工、升學、參軍等狹窄的渠道改變身份，進入單位參加工作，而絕大多數農民一生下來就注定要生活在農村，一輩子與泥土打交道。
張靜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戶口制度，我覺得它的一個后果就是把農村的人和城里的人，區分在一些不同的身份的區域里，社會學會使用身份來表達他們之間的差異。那么這些身份的差異呢，其實它的背后的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就是所有的人，由于他處在不同的地區，具有不同的戶口，因此他占有或者可以享用社會資源的機會和權利出現了差異。比如說很明顯在農村，那么他的戶口是農村的，所以他不可以隨便地流動到城里來。
單位里的城市人天然的享受著社會福利和種種計劃經濟的好處。然而，即使是城市人，戶口也是不能隨便遷移的。兩個城市之間的遷移，要有指標、要經過計劃、勞動人事、民政、公安等諸多部門的審批；要把戶口從一般城市遷往大城市，更是比登天還難。一個城市的外來人口，一不小心就會淪落為“盲流”、“黑戶”，甚至還可能遭到遣送、驅趕。
帶著對首都的憧憬和夢想，1998年底，梁志堅離開了工作六年的單位，從內蒙一家地級報社辭職來到了北京。
因為林區經濟很不景氣，另一方面我個人也是希望能有一個比較好、比較廣闊空間來發展自己的事業，在林區就是很平平淡淡，自己現在就能想到幾十年以后自己是什么樣子，想想是很悲哀的事，所以當時也對北京比較了解一些，也知道那里一些機會比較多。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在多年來鐵板一塊的戶籍門坎面前，北京許多單位的用人制度開始松動，五花八門的招聘制首先在一些得風氣之先的文化事業單位推開。很快，梁志堅就成為一家行業報紙的臨時招聘記者，可是，不久，他也就感到了外地戶口帶來的種種尷尬和不便。
當時我第一次出去采訪，外出采訪，當時隨一個記者團一起出去，包括報社、電視臺好幾十人，一路上機票、住宿都是有人安排，但是這一路上，我總是感覺到忐忑不安的，因為不管辦什么手續，必須得拿出你的身份證，你是北京的記者，結果你拿的身份證卻是內蒙身份證，雖然沒有人問你這個問題，但是你總覺得，總是心虛感覺，好像怕人問點什么，那次采訪是很失敗的一次，采訪躲在后面，也不跟其他記者來往，跟領隊很少說話，很少交流。
第一次外出采訪就讓梁志堅感到了戶口帶來的無形壓力，而更讓他無法接受的是報社里對兩種不同身份記者的不同待遇。
很多時候，你就感覺到好像被人強迫著給你點兒恩賜什么東西似的，這是最讓人接受不了一件事情。我記得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單位分東西，分的靈芝，當時領導表示說這一次分東西聘用職工也有一份，但是我們后來正式職工拿到是那種裝璜很精美的那種大盒，而給我們是包裝很粗糙那種小盒，我們聘用的這幾個記者。一出門我們就開始罵，這算什么事，把我們當什么了，簡直有點太惡心這件事，我們也是靠自己的勞動來換取自己的報酬的，我們也不是要飯的。
改變命運的強烈愿望使梁志堅鼓足勇氣走出了傳統的單位，能在單位里享受到的那么多好處沒有了，單位里多年來習慣了的脈脈溫情不在了，梁志堅義無返顧，可是面對戶口這條無形的繩索以及在戶口面前人為設置的種種障礙，他個人卻顯得力不從心。
因為沒有北京市戶口，你就不可能正式調入這個單位，你就不是正式職工。這種正式職工和非正式職工待遇上是完全不一樣的，界限非常明顯。當時說還有分房子、升職、評職稱、加薪，這些事情當時連想都沒敢想過，太不現實了。還有一些住房補貼，什么醫療保險，全都沒有。在那里面就沒有一個公平的待遇。說起來，當時的收入雖然比現在少一些，但是和當時在林區工作的時候，還是要高出很多的。但是當時就是總覺得心理上很不平衡，大家干的是一樣的工作，為什么正式的職工就比我們聘用的職工高出一倍多的工資，為什么各種福利、待遇，為什么就沒有我們。
在第一家報社工作了不到一年，梁志堅就選擇了離開。
當時離開第一家單位的時候，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戶口沒能遷過來，正式的工作關系沒法調過來，當時走的時候很無奈，當時就特別渴望能夠把戶口從內蒙遷到北京來，那種愿望特別迫切，做夢都在想這個，也是想了很多辦法，求了很多人，當時有買賣戶口這種現象，有的說一萬，有的說兩萬，有的甚至十幾萬，還聽說在郊區投資買房可以辦北京戶口，什么招也都想了，什么招也都用過了，但最后還是沒有辦成。
市場大潮洶涌而來，更多的人們開始離土別鄉尋找新的生活。而戶口這張小小的卡片，卻無時無刻不在制造著關于平等和機會的不公。戶口和單位，這兩個中國人又愛又恨的字眼，至今仍是許多人心中的傷痛。
張靜：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它影響勞動力的一種自由的流動和他們自主的選擇，就是他選擇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在什么單位里工作，其實同時它也影響了單位對勞動力，也就是人力資本的選擇。因為有些單位，比如它非常希望用你，它認為你是一個很好的人才，但是由于它的編制的限制，由于它的戶口解決指標的限制，比如這一年這單位可以進去幾個新的戶口等等由于這些限制，使它沒有辦法錄用你。那么它如標不給你解決戶口，你肯定也就不選擇到這個單位。所以對雙方的選擇來說，都構成了一種限制。
由于“農轉非”指標的限制，楊金波成為石家莊市居民的希望變得越來越渺茫。在單位里，他也仍然是一名農民合同制工人，只要單位有裁員計劃，他就得隨時回到農村去。1982年，他把戶口由農村老家挪到了工廠所在地——黃壁莊村，而他農業戶口的身份依然沒有任何改變。
來到這個村是個空戶口，就是一個什么也不給你的戶口，任何活動不參加、任何分配沒有你的，既沒有地，什么事都沒你的事，一個空戶口。
此時的老楊，在農民眼里，他是一個沒有福利保障的城市工人，在單位同事眼里，他又是一個沒有土地的農民，這樣尷尬的角色給他本已不易的生活平添了一份艱辛。
最大的困難就是沒人理解，干得多么好，你就是干活的，你就是賣力氣的。至于說從城里拉來的糧食、拉來的一些副食供應，沒有你的。
老楊家里至今仍保留著一撂簇新的糧票，它曾經是當時城鎮人口賴以生活的基礎與憑證。因為沒有城市戶口，老楊只好花錢到處購買，盡管這在當時是不允許的。
到現在想起來這些事，這是違規的東西，可是逼得無奈，就要生存，活生生的一家子人就沒法生存。
如果說，當時遇到生活上的困難，老楊還可以想法克服的話，那么他完全無能為力的就是這種尷尬身份給他和家庭造成的精神壓力。
有一次我有病了，感冒、發燒，咳嗽得挺厲害，到了我們醫務室去拿藥，一個年輕大夫就按著病號對待，給了一些藥，我剛拿著藥走出來，管醫務室的一個人就指責這個年輕大夫，就說：剛才這個人拿的這個藥你怎么敢這樣給他，他是農村戶口的人，你給他這個藥還行？我走出門來聽到了以后，手發抖，把藥灑了一地，摔了，摔了自己沒辦法，還得把一粒一粒藥都撿起來，回到家里蒙上頭痛哭了一場。
由于老楊的戶口一直不能遷到石家莊市，他的兩個孩子的教育也受到了影響，老楊努力不讓這一切在孩子的心中留下陰影。
楊耀洲(楊金波之子)：我媽經常嘮叨，你去洗澡，人家占了一個淋浴你就不能占，等人家洗完以后你再去洗。
楊金波：我們那個老大曾經也說過：我立志好好學，將來你放心。意思就是說，他能自己改變命運。
盡管遭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老楊還是兢兢業業地工作著。1987年，因為表現突出，他被廠里特聘為行政科長。
科長是工作的科長。好多房子都是我安排的，我給他們發住房證，從我手里公章、手章都是我摁出去的，包括石家莊買了75戶商品樓，我自己排除在外，自己不包含在里面。
憑著老楊的廠齡和職務，他本來可以享受兩室一廳的待遇，就因為他不是單位里的正式職工，他不得不借住大席棚配電室，直到1994年，領導才答應他搬進了一套空閑的一室一廳。
這么大的石家莊，建設這么快，增加了這么多房子，增加這么多面積，就沒有在這兒工作近三十年的人的立足之地，感覺真是……鬧了一輩子還不是石家莊的人，還不算這個莊里的人，這算是什么事？！
張靜：從宏觀上來看，它實際上這個戶口制度的一個最大的弊端就是它正在阻止勞動力自由地流動，同時也阻止了資源的自由地流動。所以它最后造成了一種什么激勵呢？這個激勵就是，不是激勵人們去自主地選擇更適合自己的工作，也不是激勵單位去自主地選擇更適合它的人才，而是激勵什么呢？單位主義、地區主義，激勵人們依賴單位。為什么呢？依賴單位給自己提供福利，依賴單位給自己解決包括戶口等等這些社會建制承認的這些合法性的東西，而這一切都沒有辦法通過資源、人力資本的自由流動和自主的選擇來實現。
北京朝陽區亮馬河盛福大廈，是梁志堅現在工作的地方，他每天要坐一個半小時的公共汽車趕到這里。來北京快四年了，這也是他的第四個供職的地方。這是一家按照市場機制組建運作的新型媒體，一年多以前，梁志堅通過招聘來到這里，盡管他的戶口和人事檔案仍還在內蒙，單位還是和他簽訂了勞動合同，能享受到部分諸如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福利待遇了。
梁志堅：我覺得(他們)狀態很不好，而且政府現在的態度是一種取締，盡量地不想讓他們在北京辦下去這個學校。
文良成(千龍新聞網站記者部主任)：不，政府取締我也聽說這個事，那你采訪有關相關部門沒有，他們是什么原因要取締這些學校呢？是取締學校是嗎？
梁志堅：對。
文良成：他們是什么原因你去了解過嗎？
梁志堅：原因當然還是他們不規范……因為一篇關于流動兒童學校的報道采訪不夠充分，梁志堅采寫的稿件暫時不能發表。
記者：在這兒工作是不是感到壓力挺大的？
梁志堅：可以說壓力很大，競爭很激烈，要求也比較高，稿件質量如果達不到要求的話也很難上。
記者：這種狀態跟原來在老家的工作狀態是不是完全不一樣？
梁志堅：對，應該說是完全不一樣。在老家的時候，可能是相對比較清閑，可能一年作出一兩篇比較像樣點的東西獲個獎，這樣就很有成就感了，但是在這兒不行，總要不停地來做，而且你拿出來的東西必需像模像樣。
今天，這個越來越開放的社會正為人們自由實現自己的夢想提供著各種機會和可能，當單位的大門不再受戶籍這道門檻限制的時候，當所有的人都能在同一個舞臺上平等競爭的時候，人和單位的創造力將被極大地激發出來。當時與梁志堅同一撥招聘來的記者中，許多人已先后離開了這里。
我想這種競爭的環境應該是一種進步的表現，這種體制是原來國有的，我是國家的正式職工，我是單位的正式職工，單位要養著我，我能為單位把我自己的本職工作作好了就可以了，但這兒不一樣，大家都處在一個起跑線上，大家都在做這個東西，這種競爭是非常激烈的，大家要做得更好，所以在這種激烈地競爭情況下，你只能做得更好，否則的話，你就可能被淘汰。
和梁志堅一樣，他的同事中大多數人也沒有北京戶口。從去年開始，對外來人口求職，北京市已不再明示戶籍要求。
秦暉清華大學教授：前幾年，北京的中直機關招聘公務員，當時說是要限于北京戶口，當時就引起了很強烈的不滿，中直機關、國家機關的公務員為什么只要北京人，國家又不是北京人的國家，國家是全中國人民的國家，中央政府也是全中國人民的政府，你只限于北京人才能夠在里頭工作的話，那不就成了大問題了。
作為北京市外來人口的一員，梁志堅因為有著切身的經歷和感受，他一直在關注著城市流動人口問題，他采寫的大量關于戶籍改革的報道被多家媒體轉載。
聽說政府即將出臺政策規范北京的民辦打工學校，梁志堅來到行知打工學校進行采訪。在北京，外來人口中適齡入學兒童已達10萬。他們是一群沒有北京市戶口的孩子，盡管他們在這座城市里出生、成長、生活，卻無法享受到城里孩子基本的受教育的權利。
張靜：這個戶口制度，以及跟隨著戶口制度的基礎建立起來的一系列的，比如說，行政的手續，各種子女上學，各種學生分配，各種人員調動，甚至婚喪嫁娶，所有這些東西，顯然都開始慢慢制約著目前市場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它已經使得人們的自主選擇性已經降低，特別是國家可以利用更好的人力資源的可能性、利用的這個機會也開始降低。所以，它事實上在制約著我們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
在追求理想生活的道路上，人們正自發的運用各種方式與傳統的力量進行著抗爭。戶籍，這座計劃經濟留下的最后堡壘，越來越嚴重地表現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適應性。從民間到政府、從鄉村到城市，打破城鄉壁壘、改革戶籍制度的呼聲日漸高漲。
2001年以來，中國的戶籍制度有了巨大的松動，戶籍改革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五月，上海停辦藍印戶口，改現行戶籍制為居住地制；八月，烏魯木齊市規定，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穩定收入便可落戶；十二月，浙江、廣東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制度，實行按居住地登記戶口的管理制度；2002年初，國家有關部門出臺大學生就業政策，要求省會及省會以下城市放開對高校畢業生落戶的限制，取消對接受高校畢業生收取的城市增容費、出省費等政策。
陸學藝：現在北京的外地人口沒有戶口的有300多萬，上海也是300多萬，深圳可能是400多萬，大城市才有就業門路，我想如果放開以后，就業問題會好一些，打破原來有些壟斷，有些特權，是一個平臺，大家自由競爭，我想好多單位里流動機制會好起來。
在各大中小城市紛紛推出的戶籍改革措施中，石家莊市的力度前所未有。七條入市標準中最簡單的一條是：外地公民被招聘為合同制工人，就業滿兩年以上者，即可申請將戶口遷入該市。正是憑借這一條，去年8月16日，楊金波的等待有了結果，他從石家莊休門派出所領取了居民戶口簿，為了戶口本上那幾個看似平凡的字眼，也為了由此應該得到的種種權利，他付出了生命中大半輩子的代價。
而在北京，為了那張薄薄的卡片，梁志堅也許還要在不能停息的奔波中繼續等待。
勞累了一天最想回家
但細想起來
我的家屬于這個城市嗎
內蒙我是回不去了
可是沒有北京戶口
有時候還是總覺得有一種
無依無靠的漂泊感
幸福真就是那一張小紙片嗎
不過這幾年我也在親身感受到
戶口已經不再那么重要了
許多城市都出臺了戶籍改革政策
幾十年來限制人口自由遷徙的堅冰正在打破
那些附加在戶口身上
種種不合理的東西正在削弱
我相信等我下一代長大的時候
也許用不了那么久
戶口將不再成為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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