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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完之后又再吸引外資
二戰后發起的大規模“沒收”外國財產運動，其規模和廣度使傳統的跨國產權規則只好讓步。美國與其它資本輸出國在60、70年代不再想法限制發展中國家的“沒收”權力，而
是改成要求“公正、合理”的補償。那時期確立的跨國產權架構基本保留到現在，也是中國今天所面對的架構，惟一的結構性改進是WTO的進一步完善，其它基本與70年代留下的一樣。
當然，與70年代最大的不同是實際對外資的需要，是市場力量的表現。40至70年代時，各發展中國家都在趕走外國跨國公司、趕走外資，而今天的局面則正好相反：誰都想通過立法改善本國投資環境，爭取吸收最多的外資，在進行“吸收外資”競賽。那么，過去20年的“大逆轉” 到底從哪來？
原因實際上很簡單，二戰之后被沒收的外國企業基本都成為本國的國有企業。就像我們所熟悉的，國有企業不可能追求效率，被行政化、官僚化了的國有企業往往成為“虧損中心”，而不是我們在MBA教育中所追求的“利潤中心”。因此各國的經歷都差不多：沒收后國有化了的企業虧損越來越多。為了支付這些國有企業的虧損，拉美國家、非洲國家在60、70年代只好大借外債。等到1980年“沒收外國財產”運動進入尾聲時，許多國家的債務也日益高漲。比如，1986年時，拉美國家的外債與出口值之比平均為3.77比1，也就是，外債是全年商品與服務出口總值的3.77倍。而在非洲國家，其外債平均為出口總值的3.6倍。到了80年代中期，首先是1982年以墨西哥為導火線，引發一場波及拉美的外債危機，使拉美國家的經濟于80年代中期進入嚴重蕭條。此外，非洲國家境況也沒好多少。沒收外國財產之后，除了為腐敗官僚提供了更多可供腐敗的資源之外，并沒給這些國家的老百姓帶來太多好處。在70、80年代，反而是當年沒怎么沒收外國公司的東南亞國家與地區(新加坡、南韓、泰國、臺灣、香港)在飛速增長。
80年代中，拉美與非洲國家的債務危機，計劃經濟國家的告急，再加上自西歐開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浪潮，這些都告訴拉美、非洲、東歐、中東和其它亞洲國家：必須重新私有化并努力吸收外資，放棄基于民族主義的排外情緒。就這樣，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進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外資的立法和政策修正，放棄了在本國對外資持股量的限制，這些改革發生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摩洛哥、土耳其、阿爾及利亞、南非、印尼、俄羅斯、捷克等130多個國家與地區，遍及全球。根據Michael Minor教授的研究，實際上，過去十幾年在許多國家的私有化過程中賣給本國和外國投資者的公司之中，有許多是當年沒收過來的外國企業，這等于走了一整圈又回到原地。
讓人難以相信的是，短短二十幾年前發展中國家還在大舉趕走外資、沒收他們的財產，還在讓左傾民族主義大行其道，而今天則完全一百八十度地換了一個世界，正是在這樣一個世界背景下中國企業開始“走出去”。
跨國產權保護仍然是一種挑戰
跟當年的英國相比，今天美國主導并維護的國際產權秩序有以下特點：其一，美國也擁有最強大的軍隊(包括海軍)，這能作為威懾，但從二戰到現在還沒有因為海外產權糾紛而對它國發動戰爭的。對于保證國際貿易海路暢通，美國軍隊當然舉足輕重。其二，在英帝國時期，發展中國家的主權有限，而在今天美國主導的秩序下，特別是有了聯合國之后，各國享有的主權達到高峰，這變相削弱了跨國產權的保護。其三，跟當年的英國一樣，美國也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與金融市場，而且由于美國經濟本身的規模，它比英國當年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更高，因此，相對而言，在今天各國間的“吸收外資”競賽中，美國的市場力量比當年的英國更具威懾力。
但我們不得不承認，隨著各國主權的增加，在同時又沒有具有真正強制力的“世界政府”的情況下，今天的跨國產權保護比100年前還要弱。這就是為什么跟100年前比今天投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還相對更低。比如，1913年全球外資總額50%流向當時的發展中國家，46%流向發達國家；而現在全球外資只有15%流向發展中國家，80%流向發達國家。因此，跨國產權保護仍然是一種挑戰。
對中國的啟示
我們回顧近代世界跨國產權秩序的變遷，其意義是多方面的。首先，對于沒有任何跨國投資經驗的中國來說，這一歷史課還必須得補。以往，我們總是從西方跨國擴張受害者的角度來介紹、理解世界近代史，但是那種視角并沒讓我們學到如何跨國經營。在今天興起跨國投資收購熱潮之時，這些經驗知識又恰恰是最需要的。把資本投出去容易，但是怎么保證投出去后那些財產還是你的，10年、20年后仍然是你的，這些當然很重要。問題是在你的資本投入另一個主權國家之后，中國的權力機構和權威對那個國家的人和權力來說是無效的，因為那個國家也受到主權的保護，任何國家或國際組織對它無法行使權力。在他們侵犯你的財產利益、合約利益時，你當然可去該國的法院起訴。但是，就如我們所熟悉的，發展中國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往往都不獨立，如果是當地政府侵犯你的利益，那里的法院不會站在你這邊；既使是當地企業侵犯你的利益，那里的法院也不一定站在你這邊。更何況他們還可“合法地”通過立法侵犯你的利益。
其次，就目前的趨勢看，中國會進一步加大在拉美、中東、非洲的資源性投資。以阿根廷為例，其政府近在兩年前才賴個一次外債和內債，從前也剝奪過外國公司的財產，至今IMF和外國投資者還在與其談判解決拖欠的債務問題，這些有經驗的外國機構和投資者還在威脅他們：如果阿根廷不尊重產權、不還債，那么它就得不到一分錢的外資。就在此時，中國說“我們愿意投200億美元！”阿根廷當然喜出望外。可是，對中國來說，在投去這些資本之后，阿根廷對中國還會有什么依賴呢？以前拉美國家基本與中國沒什么關系，以后也不會是非中國不可(當然目前他們喜歡中國的資本)，尤其是他們現在還盡量把國門對中國商品閉著。中國手中實際上不掌握什么可以制約拉美國家的“殺手锏”或抵押品(collaterals)，未來在那里的中國財產就只好靠他們的良心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國際組織對主權國家沒有太多實質性約束的環境下，中國還必須增加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方方面面的依賴性，依此來增加中國在那里的財產的安全。
再次，雖然世界各地今天都歡迎外資，今天的國際秩序對中國也最有利，但是從過去的歷史中也看到這些都隨時可能改變。過去幾百年里，單極世界秩序時期跨國產權往往被保護得最好，外貿、經濟也最發達；相反地，一旦世界進入多極秩序，跨國產權容易受到挑戰，國際貿易也會退縮。
最后，中國企業跨國之后對人材的需要也立即發生變化。以前，整個社會和經濟都是內向型的，那時在人材與知識結構上當然也不必太強調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歷史、人文與地理，但是對“走出去”的中國來說，以往的教育內容該調整了。
作者是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感謝張善鵬給本文提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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