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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企業被沒收、被誰沒收了？
正如前述，二戰后在美國主導下建立的聯合國等國際秩序架構確實為第三世界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平臺，這種平等的平臺不僅鼓勵那些還沒獨立的殖民地國家一一獨立，而且
給國家主權概念增加了許多新的具體內容，讓各國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主權和自主。
這種增加的主權意識也帶來嚴重的負作用，因為這些國家多年受殖民者壓迫，新獲得的自主使他們一時間釋放出大量的“民族主義”。這些“民族主義”具體表現在排斥外國人，剝奪外國公司財產，通過立法限制外國公司的經營范圍或對他們實行稅率歧視，讓他們處處“穿小鞋”。
前面講到，蘇聯于1918年大規模沒收外國人財產以及二戰之前玻利維亞、墨西哥和土耳其大舉剝奪外國財產，這些行為都沒受到國際社會的懲罰，接下來在東歐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也大舉沒收外國公司財產并將其國有化。這些舉措再加上前述聯合國大會的一系列決議大大鼓舞了其它發展中國家，結果是不管要不要搞“計劃經濟”社會主義，誰都要先沒收外國人的財產再說。
以美國跨國公司為例，它們的海外投資在1946至1960年間被沒收過12回，在1961至1971年間被沒收過101回，1972至1973年間被沒收過57回。
圖2給出自1960至1987年間每年在全世界發生的“沒收外國人財產”行動的次數，被沒收的外國企業包括美國、西歐等所有國家的。由于得不到詳細數據，這些數字中不包括發生在東歐、中國、古巴、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行動。本圖以及圖3至圖5的資料均來自美國沃頓商學院的Stephen Kobrin和德克薩斯州大學的Michael Minor兩教授的研究論文。按照這兩位教授的定義，如果任何國家在同一時期沒收某個行業中的所有外國公司財產，那么不管在該國的本行中那次被沒收的外國公司有多少，那都只算一次“沒收”行動。比如說，斯里蘭卡于1975年沒收了233個外國人擁有的茶莊企業，那總共只計為一次“沒收”行動；而1968年秘魯只剝奪了美國“國際石油公司”一家的財產，那也算一次“沒收”行動。
從圖2中我們看到，1960年共有6次“沒收”行動，1961和1962年各8次，但是1974年有68次，1975年有83次，那年恰恰是在聯合國通過《各國經濟權利與義務憲章》之后，是整個戰后歷史中沒收外國財產行為達到頂峰的一年。實際上，圖2表明，自60年代中期開始，伴隨著聯合國一項項關于自然資源主權的決議的通過，各國的民族主義跟著升溫，沒收行動也跟著增加。
圖3給出每年進行“沒收外國人財產”行動的國家數，其中1960至1962年每年有5個國家剝奪外國財產，但在1972年有30個國家，1974年有29個，1975年有28個國家。從那以后，能沒收的外國財產在許多國家已基本剝奪完。到1987年，世界各地的沒收行動基本停止。
就沒收的外國財產的行業分布而言，基本以礦山資源業(含石油)和制造業為主。比如，在1970至1975年這一沒收高峰期間，28.6%被沒收的外國財產是制造企業，19.6%是石油企業，11.9%是采礦企業，因此石油加礦山企業占了所有被沒收的外國企業的31.5%。銀行、金融企業占11.9%。剩下的行業見圖4。在其它階段，被沒收的外國企業在行業間的分布基本如此。
中國目前的在外投資以石油和資源性行業為首(占總額的48%)，其次是制造業(占21%)，而這兩個行業在二戰后又是被所在國剝奪的重災區，中國的海外投資安全顯然不能忽視。實際上，如果我們拿當年在中國的類似排外情緒作為參照，那么我們很容易理解：當本國的礦山、石油或其它資源“被外國人擁有”時，對于那些想找把柄喚起民族主義情緒的政客來說，這些外國人掌握的產權是再好不過的題材了，自然成為當地民族主義的最有效的靶子，百分之百奏效。如果是這樣，我們出去收購的產權還真的是潛在最燙手的山芋，不能忘記：跨國之后，在當地人看來我們是“外國人”了。
不同地區之間在“沒收”外國產權行為上有何差別呢？圖5給出1960至1987年間的所有“沒收”行動在拉美、非洲、北非和中東、亞洲國家之間的分布。我們看到，非洲國家占了34.3%，拉美國家占29.6%，中東和北非占18.2%，而這些國家又是中國目前在海外的能源和其他資源投資的主要去向。
在中國目前或將要投資較多的國家中，智利、秘魯和坦桑尼亞分別“沒收”過外國人財產26到35次，印尼、贊比亞和蘇丹分別“沒收”過15至25次，阿根廷、緬甸、埃及、墨西哥、委內瑞拉、尼日利亞分別“沒收”過5至10次。這些歷史應該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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