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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國家在海外投資的出資形式
由于沒能收集到“份額產出”債權安排和“可轉債”安排在不同國家被使用的頻率，我們無法就此用實證數據作評論。但我們可以看看“合資但不控股”和“全資或控股”這些
形式的使用頻率，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
1981年一些學者(Krishna Kumar and Maxwell McLeod)對韓國公司在海外的243個分公司進行研究，發現其中有161家由韓國母公司全資控股，占樣本的66.3%，其余為非控股合資。如果細看這些全資持有的海外分公司，發現其中的134家是從事貿易類業務(占83.2%)，因此這些分公司的業務性質決定了全資持股的可行性，它們既沒有財產風險，也便于母公司控制；剩下的27個全資持有的分公司從事房地產、建設和資源開發業務。在所有243家韓國海外分公司中，只有19家從事制造業，而這19家中又僅有兩家為韓國全資持有，可見在海外制造業企業中韓國公司更多選擇與當地投資者合資。
就美國跨國公司而言，越是規模小、沒什么大品牌、在廣告上也不花費太多的美國公司，它們會更多地選擇與它國當地投資者合股，這樣從當地投資者那一方既可得到關于當地市場的幫助，又可在資本上得到補充，因為小“跨國公司”本身可能也需要資本。而美國大公司更趨向獨資或者控股海外分公司。比如，美國《財富》500強中的制造業跨國公司，它們在印尼的分公司中平均持股78.7%，遠高于其它美國公司在印尼分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也大約是其它發達國家公司在印尼分公司中平均持股比例的兩倍。其中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對于這些制造業大公司而言，它們寧可不去投資設廠，也不愿失去對產品質量、對品牌和技術的控制。
不過，在許多情況下，一些國家可能嚴格限制外資持股比例或要求只能由本地人控股。二戰之前，美國跨國公司在海外的投資項目有60%是全資所有，40%以參股合資的形式；西歐跨國公司則有60%的海外投資采用參股合資形式(剩下的40%為全資或控股)。
但二戰結束之后，隨著聯合國以及其它國際組織的建立，在1945至1965年期間幾乎所有還沒獨立的殖民地國家都相繼獨立。在新的國際秩序下，各國的左傾民族主義潮流勢不可擋，比如在60、70年代時，許多發展中國家大規模沒收外資企業，外國人控制的企業財產安全受到嚴重挑戰，再加上那些政府同時又有嚴格的外資持股限制(這種限制與財產安全威脅往往同時出現)。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如圖1所表明的，1971至1979年間美國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項目中，有64.2%的項目由當地人控股，這是在那種環境下必然的選擇。相比之下，美國公司在發達國家的投資項目中，只有27.27%的項目由當地人控股，54.55%的項目由雙方各持50%。總體而言，到了197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在海外的投資項目只有10%左右是全資所有；日本80%以上的海外投資項目采用非控股的合資形式，只有不到6%的海外投資項目為日本公司全資擁有。 在民族主義高漲的社會里，外國人全資擁有企業或控股本地企業只會給外資方帶來太高的產權風險。外國人的持股比例越高，其財產被沒收的風險也越高。
圖2給出了美國公司和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在泰國所投資企業的持股分布情況(西歐和日本跨國公司在泰國的持股分布跟美國的情況類似)。我們看到，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中有86%選擇在泰國“合資但不控股”，而美國跨國公司只有28%這樣做(泰國沒有太多對外國企業的持股限制，以前也沒剝奪外國人的財產)。美國在泰國57%的投資項目都由美方控股(持股超過50%)，而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只控股少數在泰國的投資項目(9%)。之所以有這么顯著的差別，第一，美國跨國公司有更久、更多的跨國經驗，而到70年代為止，“發展中國家的公司跨國”還是新鮮事，缺乏經驗，因此與泰國當地人“合資但不控股”是預料之中的事。第二，美國跨國公司跟后者比可能不太需要泰國當地投資者的資本。第三，如前所說，美國跨國公司可能更強調其在世界各地的品牌名聲，因此它們更要求對海外分公司的控制。第四，有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作后盾，美國跨國公司不用太擔心其在海外的財產安全，控股還是不控股完全基于商業本身的考慮。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并沒這種后盾，如果全資擁有或控股，它們會面對更大的財產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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