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您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當如何認識目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在本輪宏觀調控中，應當如何妥善處理這個問題？
李揚：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如何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中央與地方之間存在利益矛盾，這是新中國成立55年來反復出現的問題，應當說到現在為止，
我們并沒有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在本輪經濟波動中，這一矛盾又以一種新的方式表現出來，說到底，它不過是由老問題中衍生出的一個新故事。
首先，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有幾個背景需要討論清楚。就經濟活動來說，究竟是以政府為主，還是以企業為主、市場為主？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討論的問題。中國一直說要給企業放權，事實上，迄今為止的“放權”還主要局限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市場主體雖然也得到一些，但真正得到的并不多。在改革開放初期，我非常崇敬的一位經濟學家蔣一葦先生，就曾對這個問題寫過一篇文章，叫做《企業本位論》，在文章中，他就特別明確地強調了企業和市場的主導作用。為什么中國老是出現“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惡性循環？主要原因就在于，所謂收、放，都主要局限于各級政府之間，無非是中央政府管多一點還是地方政府管多一點。這種收放格局的最大弊端，都是忘記了經濟活動是由企業為主來進行的。所以，最根本的問題還是政企不分。
本輪宏觀調控使得我國的政企不分的舊體制弊端又一次顯現。市場經濟改革就是要讓中央政府干中央政府的事，地方政府干地方政府的事，企業干企業的事，居民干居民的事，就此而言，我們的目標到現在還是沒有實現。從上一輪改革到現在，中央政府已經下放了很多權力，而且從目標上來說，也是希望放權給企業的，但是從實際運行的結果來看，它更多的是強化了地方政府的權力，強化了地方政府對地方經濟的控制能力。
不妨比較一下，過去，我們的政權、行政體系和企業是完全一致的，因為大多數企業是國有企業，無論是中央國營還是地方國營，還是部門國營，都是國有的。后來這種狀況被逐漸打破了，現在中央直管的企業不到200家，在地方，在比較發達的地區，地市以下直接管的地方國有企業基本上都不大有了。就是說，用直接管企業的方式來控制經濟的狀況確實已經得到很大改變。
但是，出現了一些新的政府管制經濟的現象。現在我們經常看到的現象是，市委書記、市長帶領企業去招商，地方政府說要開什么會，搭什么平臺，引多少外資，開發區怎么規劃等等，經常是書記、市長在上面說，企業在下面忙，有時連銀行等金融機構也參與其中。也就是說，政府管企業的形式變了，但實質沒有變，而且我覺得，目前狀況所帶來的問題好像比以前還要大一些。為什么這樣說呢？不妨比較一下。過去，在以管企業的方式來實行經濟管制的條件下，各級政府至少還要衡量衡量成本和收益問題，還要考慮自身財力問題；如果虧損，政府還有切膚之痛。現在則不同，政府傾向于勾畫一個雄心勃勃的美好藍圖，它的任務是在安排任務，但卻不承擔完成這些任務的成本，也較少衡量成本和收益，出了問題，它一般也不承擔后果。就此而論，在中國，政府直接管制經濟的狀況在某些程度上是更加嚴重了。其實，中央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對于很多經濟問題，我們現在似乎管得太細太具體，一出問題就管起來，一管又出新問題。因此，從根本上來講，當前出現的問題還是根源于經濟體制，還是政府管得太多。
與此相關的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大國應當如何來治理經濟？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處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只強調集中統一肯定不行，地方的積極性不可缺少；只強調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也不行，該統一的還須統一。從管理國家的有效性來講，要形成一種多數人監督少數人的機制，在此機制之下，管理才是有效的。現在的制度則是少數人監督多數人。以本輪調控中大家最頭痛的問題之一土地問題為例。現在很多地方亂占土地，地方政府在自身利益的驅動下，不可能自己約束自己，需要中央去管。但中央怎么管？全國幾百個城市，將近300個地級市，上千個縣，中央和地方的信息是嚴重不對稱的，僅靠派幾個檢查組就徹底了解情況、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怎么辦？這就需要改革土地制度，在土地的產權安排上保證使得每個在土地上生產、生活的人對自己這塊土地負責，這樣才能形成多數人管少數人的機制，才能有效地避免類似亂占土地這樣的事情發生。
在我們的經濟中，還有很多與土地類似的問題。比如地方政府搞“形象工程”，應當由誰來約束？政府的行為是在花納稅人的錢，因此就應當由納稅人來約束它的行為，應當由當地居民、企業來進行約束。僅僅靠中央的一紙公文，不可能對地方政府形成有效的約束。最近我看到一個報道，說沈陽市每修一條路都要由市民投票、要聽證。這里體現的管理理念是非常正確的，它體現了決策要民主化，預算要由納稅人來監控的現代市場經濟的理念。
總之我認為，本輪經濟波動中出現的種種現象的背后，仍然是一個政府體制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運行的問題。它仍然是一個老故事。如果這種體制以及相應的運行機制不變化，這個故事以后還會以別的方式演下去。
新的體制應該如何設計，需要我們好好加以研究。總體來講，我覺得小國的經驗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不適用。我們可以借鑒大國的經驗，比如美國、歐盟乃至俄羅斯、印度的經驗。雖然它們的體制不能照搬，但是，它們的好處在哪里，我們能夠借鑒什么，我們的政府需要保留什么權力、放棄什么權力，這些都值得好好研究。對當前宏觀調控中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問題，必須提到這個層次上來看，否則還將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