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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傅勇
驕陽似火的8月，香港中文大學的郎咸平教授引發的一場空前廣泛的討論中，中國“主流經濟學”一詞赫然出現。從不屑于回應的集體失語，到陸續回應，再到集體回應，主流經濟學“走強”的背后深含被動的尷尬。在多學科、各階層廣泛參與的交鋒中，主流經濟學家不僅受到硬朗的左派經濟學家的猛烈攻擊，其觀點建議同時激起大眾情緒，成為眾矢之的
，主流經濟學倒頗顯“另類”。時至今日，爭論雖隨之降溫，但一般民眾對主流經濟學的失望尚無以挽回。對于主流經濟學而言，這無疑是個多事之秋。
在這次跨越學界和階層的爭論中，網上的民意顯示，支持主流經濟學家觀點的網民不到5%，而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的言論近乎激起民憤，聲譽降到歷史低谷。這種主流經濟學在一般民眾中失寵，甚至引發強烈的抵觸情緒，似乎主流的界限僅僅限于在大學和期刊中的支配地位。
不少主流經濟學家認為，產權討論被不適當地擴大出了學術界，并堅持認為在學術界，基本的觀點還是一致的，對錯不在人數多寡。或許，如果網民只限于經濟學專業人士，支持率不會小得如此可憐。但我們仍不禁疑問：主流經濟學為什么會遠離大眾？精英團體為何背離大眾情緒？更為深層次的問題是，就主流經濟學而言，其本身就是假定現實中的人是經濟人，他們在現實的約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潤，而現實改革路徑的選擇正是這些相關經濟人博弈的結果。那么，為什么這些結果卻不能為大多數當事人接受呢？
首先，主流經濟學家忽視了與大眾溝通的方式，不應盲目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我們知道，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引以為豪的是有像薩繆而森、弗里德曼這樣能同一般民眾交流的大家。而從這次民眾對主流經濟學的態度看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要深入人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老百姓聽到諸如“腐敗能夠增進效率”、“看到城市交通擁擠時，我就感到欣慰了”之類的言語，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其中的“思想”的。
其次，主流經濟學忽視了公平。主流經濟學被認為是一門實證的科學，但隱含的價值判斷標準是清晰的，即以效率為最高，甚至是惟一的標準。而在社會生活的絕大多數領域，自由競爭是達到最高效率的保障，因此，主流經濟學本質上是一種崇尚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樣，對效率的無限推崇使得主流經濟學在相當大程度上忽視了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忽視了公平。在大眾看來，主流經濟學屬于一種嫌貧愛富的邏輯，似乎總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立場上的。
再次，主流經濟學失去大眾的另一原因，源于經濟學研究的層次更加現實性。在這次討論中，社會學、歷史學、法學等領域的學者更多地走向了主流經濟學的對立面，這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由各個學科研究的層次不同造成的。因為經濟學是更加務實的學科，更多地著眼于當前條件下的現實問題，反對做遠離現實的批判。這在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屬于較低的層次。在其他學科，則在較高層次上對現實提出各種批評時，主流經濟學家要問的是，在現階段只能達到這種次優狀態，理想狀態只能漸進地實現。
最后，主流經濟學引起不滿有其客觀的一面，是中國改革前20年基本上可以用增量改革來描述，這一階段的特征是體制內的人不受損，而體制外的人福利增加，從而改革沒有失利者，即經濟學中的帕累托改進。此時，改革較為順利，反對主流經濟學也缺乏現實的理由和群眾基礎，理論得以大量傳播深入。而進入1990年代后期，改革深化到了存量調整，這樣出現了受損者，在沒有得到很好補償的情況下，他們放大了反對主流經濟學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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