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樹清：中國經濟需要回歸均衡發展的軌道

　　本報記者 文釗 北京報道

　　郭樹清近幾年不斷提及的一個問題就是均衡發展。他認為，對于一個高速增長的經濟來說，出現不均衡是正常的，但是超過一定限度就會發生較大的負作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最近一些年里，形成了非常獨特的非均衡形態。他將這種非均衡總結為四大方面：需求波動劇烈、就業形勢惡化、收入分配失衡、資本相對過剩。他說，按照世界上已有的 經濟發展理論和實踐，在一個高速增長的經濟體系中，不應當出現上述問題，至少不應當同時出現上述問題。而這些問題，在當前的中國尚未得到真正解決。

　　他認為，這種非均衡不僅持續時間很長，而且影響范圍極廣，提高了發展成本，降低了增長效益，限制了未來潛力。在經濟全球化日益發展的條件下，任何主要經濟體是否平衡和穩健都會影響到其他許多國家甚至整個世界。特別是中國這樣的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決定著現階段世界經濟增長的1／4份額，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從中國自身來看，我們也并沒有更多時間去拖延這種調整。因而，回歸均衡發展是最佳選擇。

　　訪談

　　問：您在分析中國經濟非均衡狀態時提到，中國的經濟結構與其他國家相比呈現出很大的差異。我們注意到，從產出和就業構成來說，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經濟中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吸納就業的比重都比較低，為什么會如此？

　　答：在全部GDP中，中國的三次產業比例是15，52，33；低收入國家是23，32，45，中等收入國家是10，38，52，世界平均是5，31，64。中國現行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與國際上不完全可比，服務業產值的低估可能較為嚴重，但是即使考慮這個因素，中國第二產業的比重也顯然過高。從就業構成來說，據統計，2003年中國的三次產業就業分布為49.1：21.6：29.3。其他國家的普遍規律是第三產業就業人數為第二產業的2-3倍。過去實行計劃經濟的東歐國家，第二產業就業比重略高一些，但是第三產業比重也明顯高于中國。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的就業統計中沒有考慮農民廣泛存在的兼業問題，如果按實際工時的分配來測算，那么農民真正用于農業生產的時間可能平均只有兩個月左右。將這個因素考慮進來，估計我們的三次產業實際就業分布大約為25，35，40。第二產業就業比例過高，第三產業就業比例過低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

　　就我的分析，中國經濟結構偏離于世界常態，根源在于增長方式。

　　從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后，中國逐漸形成了一種既不同于過去，又不同于國外，但都有所繼承和學習的新的增長方式。由于采取“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總政策，政府和市場共同導向，農村和城市一起推動，數量和質量目標并列，工業化、信息化都加快了步伐。從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場發揮了重要作用，全面鼓勵外貿外資和引進技術、管理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同時，從這里也能夠看到過去我們倡導的一些發展方針的影子，例如放權讓利、調動地方積極性、大中小并舉、土洋結合、農村辦工業等等。這種增長方式的優點和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也帶來了一部分消極后果。

　　這種增長方式的弊病在90年代中期積累到比較嚴重的程度，矛盾開始尖銳化。促成這種形勢突變的原因有多個方面。一是隨著國內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一般性的制造業產品趨于飽和，競爭激化，不僅是國有工業企業，而且包括鄉鎮企業開始陷入困境；二是遍地開花的工業化方式，造成了生態和居住環境的急劇惡化，經濟增長成本成為人們不得不關注的問題；三是外商投資企業持續增加，不僅主導了對外貿易，而且開始引領國內產業和市場；四是銀行不良資產負擔日益不堪承受，靠巨額貸款增加支持高速經濟增長擴張難以為繼；五是農業長期停留在小農式的家庭經營為主的方式上，與現代化的工業和市場難以契合，極易出現波動和反復。

　　問：正是在這種增長方式的驅動下，從1998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全面過剩的狀態。我們一般獲得的經濟學解釋是有效需求不足，但是在服務業上面，我們看到的情況好象并不一樣。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答：說是有效需求不足沒有錯，但是這個問題也同樣可以歸結為生產結構不合理，也即有效供給不足。比如說工業結構雷同，低水平重復和過度競爭，高附加值產業缺乏。除了有相當大比例的技術設備需要進口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制造業在開拓市場、引導需求、創造新產品方面的能力十分薄弱。

　　這也是中國經濟結構偏離世界常態的一個方面，就是在資本結構上，資本形成包括固定資本和存貨增加兩個部分。中國的存貨比重畸高，1990年代經常持續在資本形成中約占10%左右，約相當于GDP的3%，這意味著平均每年有數千億元的產品生產出來計入GDP，但是這些產品沒有賣出去，形成庫存積壓。10多年來，累計的存貨增加高達20000億元以上，除極少部分為擴大生產所必需之外，主要是產不適銷的緣故，由此增加的銀行不良貸款至少在一半以上。

　　問題在于，在大量產品滯銷積壓的同時，有許多居民和社會需要且有能力支付的服務則處于嚴重的短缺狀態。仔細分析，幾乎全部服務產業都是供給不足的。商品批發和零售業提供的服務遠遠不能與發達國家相提并論，相反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現象十分嚴重。金融業對居民個人的服務，總體上與發達國家50年前相比都有較大差距。教育、文化、科技、醫療衛生、法律、會計和審計更是嚴重滯后。毫無疑問，資源配置是嚴重不均衡的。在市場經濟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很少看到這種現象。

　　問：那么，服務業的發展滯后，主要問題出在哪里？

　　答：我想這里面有體制的問題，也有主觀的原因。從體制上來說，服務業過度管制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在任何國家，一些服務業因其功能特殊，都會受到政府的關注和調節。例如通信業、金融業、保險業、媒體和廣告業、衛生保健業等等。以防范風險為目的的監管，以保障社會效益為目的的管理，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目的的調控都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對服務業的管理，長期保留了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制度和方法，與新的形勢嚴重不協調。一方面，該由政府部門負責管理的資質審查、合規性監督等等很不落實；另一方面，該由企業或事業法人自己獨立經營、自主負責的事情又常常聽命于政府部門。這在市場中介機構、教育、文化單位尤為突出。這導致服務業發展困難重重，活力不足，無論是經濟效果還是社會效果都很不理想。

　　所謂主觀原因，歸根結底就是沒有牢固確立客觀、全面觀察和分析事物的思維方式。經濟發展和政策措施常常帶來正負雙重影響，因此，經濟學家不得不時刻想到事情的兩個方面。然而，我們過去的教訓在于常常過分地強調某個方面而忽略或否定另一方面。

　　比如，過去一直都有人拿工農業與服務業比較，要分出孰重孰輕，到底誰更重要呢？我覺得，這樣提出問題本身就是不正確的。產品和服務的關系，實際上就是一、二次產業與三次產業的關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將服務業視為非生產部門，竭力予以限制和壓縮。后來提出發展第三產業，也是將其放在補充的、附屬的、次要的、第三位的經濟活動來對待，這是導致服務業嚴重滯后的重要原因。事實上，服務業是農業和工業的依托，是國民經濟的縱深。更重要的是，服務業還是國民經濟的先導、中樞、核心。國民經濟中最具有活力和生機的部門都集中于服務業之中。服務業的規模和比重，是經濟發展水平的最好衡量尺度。如果繼續把第三產業僅僅理解為飯館、旅店、擦皮鞋、修電器，差不多可以看作是一種“犯罪行為”。

　　問：您在分析中國經濟非均衡狀態的時候，特別提到還存在著一些并非是問題的問題，或者曾經是問題的問題。比如出口，過去我們一直強調出口的重要性，但去年以來，我們開始說要加大進口，是我們對這兩者的重要性看法有了改變嗎？

　　答：出口是為了進口，因此進口比出口更有目的性意義。但是由于外匯長期短缺，涉外經濟中形成了一整套出口優惠政策，逐漸地扭曲了市場關系。本來就有成本優勢的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更具價格競爭力。這對擴大市場占有率產生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為世界各國中間商、消費者提供了巨大的實惠。但是，出口價格水平和進口價格水平的變化，脫離了國際比較價值，不能真正反映勞動生產率的實際情況。為了換取相同數量的外國產品，我們必須出口更多數量的本國產品。出口的數量在不斷擴大，但是出口的素質卻提高緩慢，高技術附加值產品(特別是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比重很低。出口的可持續性受到損害，過度鼓勵出口最終限制了出口的發展。另一方面，在正常情況下，進口有助于提高國內的技術水平、管理水平，引進先進的經驗和人才，限制進口很可能最終限制了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限制了本國經濟的成熟，同樣也限制了未來出口能力的提高。顯然，我們不能出于保護國內落后產業的目的以及其他任何短期利益的理由來限制進口。

　　問：中國經濟要回到均衡發展的軌道上，需要在很多方面做調整，從金融方面來說，應該做哪些努力？

　　答： 回歸均衡發展，自然意味著要順應經濟社會運行的規律，切實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在把握好宏觀調控的條件下，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步伐。我們曾經提出“以結構調整為主線”的口號，只有在體制和政策方面采取實質措施才能使之真正落實。概括地說，我認為應當抓住以下五個方面作為戰略基點：讓市場在調整結構中更充分地發揮作用；讓政府在公共領域盡到自己的責任；讓農民平穩有序地轉入城鎮；讓沿海與內地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讓國內經濟更合理地融入世界經濟。

　　從金融方面來看，我認為，首先是應該根據早已具備的條件，加快推進貨幣、資本、保險、外匯等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其次，完善金融產品的市場定價機制。金融服務業本身需要加快發展，無論是支付清算還是信貸融資，無論是股票、債券還是貨幣、票據、保險，都需要大力發展。應當制定全面促進金融業發展的規劃和政策。

　　問：在對外開放方面，外貿和外匯政策是否也應該做出相應的調整？

　　答：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有利于矯正中國的結構失衡。從調整外貿政策來說，就是要逐步減少對出口的過度優惠待遇。切實改善外貿出口結構，減少國內稀缺資源和高能耗產品的出口，控制一般制造業產品的外銷數量，促使發達國家改變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提高進口素質。同時，要堅決、穩步地實施“走出去”戰略。重點支持國內企業到海外開發能源、原材料和農業，建立有優勢的制造業海外生產基地，開拓市場，發展營銷網絡。

　　從外匯政策來說，就是要拓寬資本流入與流出渠道，逐步使人民幣資本項目交易從部分可兌換過渡到基本可兌換。我們還應該積極引導人民幣在周邊地區流通，發展雙邊本幣在貿易和投資中的支付清算功能，參與區域性貨幣合作，逐步減輕國際經貿和金融活動對少數幾種貨幣的依賴。與此同時，還應該進一步完善對資本流動的監測和調控，防范和化解外部風險，確保國家金融和經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