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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
自8月以來，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和長江商學院聯席教授的郎咸平對幾家內地榜樣公司提出的質疑，在網民的高聲呼應和經濟學家的激烈對峙中，最終上升到對整個中國產權制度改革的爭論。這位多年任教美國和香港的海外學者，得到了大多數人的喝彩甚至歡呼，卻被另一些在國內聲名赫赫的著名經濟學家斥為一知半解的學痞、闖進玻璃店的公牛，甚至愛作秀
的戲子。他讓一些人發抖了，但他依舊認為，自己是在堅守自己的學術信仰。
很多人問我怎么看待我所引起的這場有關國資改革的爭論。事實上，沒有什么特殊、神秘的。我從在美國開始研究的課題就是公司治理，而公司治理本身追求的就是保護投資者的利益，股民的利益，放大了說就是維護全民利益。這在美國很正常，但我沒想到的是，在中國這卻顯得并不正常。
中國現在沒有建立保護投資者利益的游戲規則，流行的是股市圈錢和產權改革中的國資流失與掠奪，這都是違反公司治理的本意的。我做的案例和我的評論，不過是在用一些大家耳熟能詳的案例，闡述我所學和我所信仰的經濟理論。我堅信，經濟學理論是為經濟社會生活服務的，我所研究的以維護投資者權益為宗旨的公司治理問題，本身體現的是以民為本的思想，而只有追求這樣的以民為本、和諧互動，中國的改革和中國社會才能良性地發展下去。我希望國家富強，而國家富強，必須實現以民為本的目標。
我做的案例和言論發表之后，所引起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有很多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但所有的弱勢群體和一部分學者、公眾媒體都支持我，這讓我覺得我做的事情很有意義。我會繼續堅持下去。我是不會改變的，這很簡單，還不只是違背良心的問題，而是我不能放棄自己的學術追求，我個人有很強的意志力，我信仰一個東西，我就必須走下去。我不過是在堅持我的學術信仰，做一個學者該做的事情。這本身不僅是我的夢想，也是我每天都在做的事。
國內一些著名經濟學家批評我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認為我對格林柯爾、海爾等企業的評論不是在學術平臺上做研究。這是很滑稽的，我的學術成就可以以在被《金融經濟學期刊》、《美國經濟評論》、《政治經濟學期刊》等國際最權威期刊發表的論文為證，不僅他們自己從來沒有在這樣的地方發表過論文，而且我的文章很多他們連看都看不懂。事實上，他們并不理解什么是學術。在國際上，學術研究講究的是科學的假設，科學的邏輯，科學的研究，科學的論證，最后得出科學的結論，這是學術的方法論，中間有大量的數據、統計方法與推導。但這樣的語詞和方法論很少有人看得懂，因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哈佛大學商學院的案例那樣，需要用案例把這個學術邏輯寫出來，讓社會傳播。一個真正的學者，不僅要能發表艱深的學術論文，而且應該能把自己論文中的學術觀點講給社會大眾聽懂。因為雖然方法論不容易懂，但邏輯是一樣的，只是表達方式不同，需要用案例故事來表達。
我學的是財務，按照證券市場的規則，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是要全部如實披露的，因此，財務專家就能夠根據這些數據做出結論，至于數據是否可靠也是我們做財務學研究的人必須首先查核的。商學院里有很多學科，比如物流、組織、行銷等學科，確實需要到企業跟企業談，但不同學科有不同的特性，財務學科完全可以根據財務數據對企業的行為做出自己的判斷。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國是以權力建立了齊頭平等，限制了民眾的創造力。改革開放卻是完全解放了民眾的創造力，徹底的打破了齊頭的平等。民眾可以在幾乎沒有法治框架下隨意追求財富。但是由于規范游戲規則的法治結構并沒有建立起來，因此個人在追求財富的同時必然會侵害到他人的利益，而最后的結果就是新的權貴階級產生，貧富更加懸殊，造成社會的動蕩。例如中國的股市與產權改革就是最好的例子，上市公司可以無所顧忌的圈錢而無嚴刑峻法的懲處，而國企老總也可以不顧全體員工多年辛苦所創造的基業，在MBO“法律缺位下合法”大旗下侵吞全體老百姓的資產，賤價買斷工齡。
我當然不主張以權力建立齊頭的平等，我也反對現行法治缺位下的企業家侵害他人的追求財富行為。我理想中的中國是在法治化的規范下，建立一套規范的游戲規則，讓每一個經濟個體能在法治化游戲規則的規范下運作，而不會侵害他人利益。但是法治化的建設必須以百姓利益為前提，否則必然失敗。法治化的建設不能離開政府行為，世界上各國法治化的建設絕無可能脫離政府的行為。例如19世紀法國拿破侖所建立的第一套大陸法系法典，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第二套大陸法系法典，美國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以及1934年的證券交易法，這些法案對不規范行為的嚴厲制裁以及對社會大眾的保護在世界上都可說是無與倫比，但這些法案的形成必然依靠強勢政府的推動。只有在法治化建設完成后，穩定的中產階級才能形成，而政府的功能才能縮減。目前國內專家學者呼吁限制政府權力是一個錯誤的跳躍性思維，在法治化還未完成之前，政府的退出將會給老百姓帶來可怕的劫難。最好的例子就是菲律賓。該國引進了美國的民主選舉、議會、憲法、民營經濟，但是沒有引進美國嚴刑峻法的法治，結果就是官商勾結席卷全國財富。這也是為何我主張強勢大政府的基本原因。我鼓勵這屆政府以民為本的思維，但是以民為本的法治化建設才是施政的重點，只有建立一套以民為本的法治化游戲規則，才能建立穩定的中產階級以及藏富于民的社會，而其后才能再談政府職能的縮減。
我的夢想就是堅持自己的學術信仰，并用自己的所學對中國的改革與發展有所幫助。經過這一次事件后，我認為自己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事實上，我批評企業的一些行為，也是希望對中國的企業有所幫助。企業都是逐利的，他們要成功，必須遵守經濟規律。我批評德隆，是因為我認為它違反了規律，你要多元化，必須行業互補、保持現金流穩定，如果遵守這些規律，就不會崩盤，而是有可能像中信泰富、李嘉誠那樣走向成功。
我希望通過我的學術研究和對學術成果的案例化、通俗化闡述，由理論參與現實，能夠把這些規律性的東西在中國推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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