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言刑名 鑄鼎余心--刑事訴訟法修改前瞻實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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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剛才三位教師或慷慨激昂，或語重心長，描述當前刑事訴訟法的嚴峻現狀。想做一個律師有多難？做刑事辯護有多難？做一個刑事辯護律師有多難？做一個研究刑事辯護的教授又有多難？接下來的時間，我想請三位教授著重討論一下“怎么辦”的問題。首先有請田文昌教授。

　　田文昌：

　　律師和公正的關系是什么？去年我說過“律師的職責就是最大限度的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即使職業道德與社會道德沖突”。每個人都有維護正義的一方面，也有破壞正義的一方面，律師總是站在沖突的邊緣，發生沖突時，律師如何實現正義？正義的評價應該交給法律，而律師應在法律的最終評價前去履行他的職責，使法律的評判做到客觀。從這個層面上來說，職業道德和社會道德在最高層次上是統一的。

　　再過二十年，中國法制界向何處去，發展的步伐會到何種地步，將與我們當前對律師的定位關系密切，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陳瑞華：

　　我們臺上的四位要談“怎么辦”非常困難，我想在談“怎么辦”之前談一談中國目前刑事司法制度的本質問題。比如說剛才談到的“不得自證其罪”，在我們中國則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所謂中國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本質就是“你膽敢辯護，我就從嚴”！當我看到中國現實的時候，我猛然醒悟，中國現在存在的是一套來自延安的舊的潛規則，而我們呼吁的是一套來自西方的規則，這是格格不入的。中國律師艱難的背后，是我們根本沒有接受這套來自西方的文化概念，在這樣的制度下沒有任何辯護的空間。

　　我們在研究中國問題的時候千萬不要動輒“引進”“移植”，我們引進了英美的對抗制，而我們連證人出庭都做不到。作為一個學者怎么辦？研究中國的問題。不是在書齋里研究，而是去基層去現實中看一看。我們會發現，中國的本質問題是從七十年代就開始的法制現代化運動進步甚微，而傳統的潛規則一直在發揮作用。比如審判公開制度，我們實行旁聽，劉涌案件如此之大，海淀法院安排僅容二十人的小法庭，有人戲稱為“比衛生間大一點”，故意對公開審判進行加工。再比如我們嚴禁刑訊逼供，但屢禁不止；我們嚴禁超期羈押，但幾乎每個案件超期羈押；我們要求當庭宣判，今天的案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定期宣判。看看刑事訴訟法，你就知道中國的實踐是刑訴法規定的反面！所以說法律研究，就是要研究活的法律，書本上的規則無法根本解決實踐問題。比如即使我們廢除了三百零六條，律師仍然會被以“貪污受賄”甚至“泄漏國家秘密罪”、最荒唐的以“玩忽職守罪”定罪。國家權力膨脹到任意追究被告人的責任、律師的責任時，改變游戲規則根本無法起到真正的作用。在一個公檢法利益共同體的體制下，立法建議能解決什么問題？

　　最近幾個動向讓我很高興，有兩個改革大家認為在目前中國可行。一個關于超期羈押，被超期羈押六個月以上有權啟動司法審查程序，即“刑事訴訟中的刑事訴訟”。另一個，律師問題，目前的證據制度使律師和控方的證據不能互通，開庭時兩敗俱傷，也需要公開化、透明化。

　　我們的結論是，第一，研究“怎么辦”時，要發現中國的實質問題：從西方引進的話語系統在中國沒有生存的土壤。第二，研究“怎么辦”的時候，更要注意把問題找到，不要動輒移植，要研究中國的問題。

　　主持人：

　　感謝陳瑞華教授。雖然聽了陳教授的講話我也有很多話想說，但還是把剩下的時間留給同學們回答問題吧。第一個問題請問田教授，在刑訴法修改的進程中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和阻力是什么？

　　田文昌：

　　最大的障礙是部門保護主義。最有權力的人最有可能阻礙刑訴法的修改和進步。

　　主持人：

　　請問陳老師，您說最高法院將設分庭負責死刑復核工作，我想請問第一，分庭設在哪里，北京還是全國各地？如果設在北京如何保證每個案件都能開庭公審并提審被告人？若設在各地，又怎能保證掌握統一的標準？

　　陳瑞華：

　　我個人認為，如果在北京設六個分庭，死刑復核問題開庭必須保證，一，開庭只有控辯雙方，被告人可以不出庭，但必須有律師。第二，至少允許雙方就該不該執行死刑進行辯論。第三，專門討論法律問題。有了這三條，問題至少能解決一部分，謝謝。

　　主持人：

　　律師作為一個維護社會正義的重要力量，其法律地位至關重要，請問田老師，目前律師應以怎樣的身份來面對各種社會壓力、行政壓力？

　　田文昌

　　律師應該以自己的良知和社會責任感來面對這一切和改變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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