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圍繞著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以及怎樣升值，中國國內的學者、決策層被分成了觀點分明的保守派、溫和改革派和積極改革派三類，但或許溫和派將最終占據上風
文| 劉乾坤
“不會很快推出，但我們已經將匯率改革方案上報給國務院。”央行貨幣政策司一經
工作人員上周無意間向記者透露。
11月16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一條消息似乎表明，匯率改革正在穩步推進。該消息稱，將于近日實施《個人財產對外轉移售付匯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允許更多資本項目交易的進行，從而朝著放松外匯體制的方向邁進了一步，同時這也是中國為了應對人民幣升值壓力采取的一系列步驟之一——打壓人民幣升值預期、打擊非法結售匯，同時降低外匯儲備，并完善匯率形成機制。
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目標是“逐步形成完善的匯率形成機制、保持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據可靠消息，有關人民幣匯率改革方案已經上報國務院。目前形成的主流意見是，在適當的時機選擇擴大匯率浮動空間，改革匯率相關制度，完善匯率形成機制。
該方案放棄了人民幣自由浮動，或者自動升值一定幅度的建議。同時，也拒絕了人民幣盯住美元改革為盯住一攬子貨幣的政策建議。
“人民幣升值是一個長期趨勢。關鍵是在什么時候、以多大幅度使人民幣升值，或者自由浮動。”據接近該方案的人士透露。但該人士亦表示，在一定時間內，中國都不會放棄人民幣匯率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等政策思想。
當人民幣9年來第一次提高利率之后，人民幣匯率升高已經是各研究機構幾乎一致的預期，也是國際經濟的焦點問題之一。與此相呼應，大量投機性資本開始涌入中國大陸，或者涌入離大陸最近的、正在形成中的人民幣離案中心——香港。
然而，在中國政府看來，這一切都是危險的、不顧后果的賭博。當美元匯率繼續下跌、油價搖擺不定，而中國國內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還捉摸不透的時候，輕易改變穩定的人民幣匯率制度，無疑是最敏感的，也是不成熟的。在匯率改革方案最終確定之前，中國政府仍將選擇官方表述不變——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該制度因為從1998年以來一直保持過小的浮動區間——2%——而被國際上指責為故意操控人民幣匯率。這在美元于2003年默許弱勢美元政策、一年來美元對歐元貶值達40%的時候，更被指控為以鄰為壑，有意識的擴大對主要貿易對象的順差，由此遭受到美國、日本等國的猛烈抨擊。
盡管國際機構異口同聲的預測人民幣近期升值，但是圍繞著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以及怎樣升值，中國國內的學者、決策層被分成了觀點分明的保守派、溫和改革派和積極改革派三類。
積極改革派：匯率面臨最佳調整時機
“到了讓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時候了。”陶冬發出了最明確的呼吁，“國際社會確實是熱切地希望在人民幣匯率政策上作出一些調整。調整不一定是壞事，一方面調整匯率對出口的影響不大，中國付得起這個成本；另一面，當人民幣出現升值后可以更多地把過去20年經濟建設的成果讓老百姓分享。”陶冬是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 (CSFB)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因為在人民幣利率調整方案出臺前一天的準確預言，陶冬獲得中國大陸媒體的熱烈追捧。
“我們認為今后的12個乣18個月可能是自亞洲金融風暴以來對人民幣匯率和外匯政策進行調整的最佳時機。”陶冬先生敏感的注意到中國政府不太可能因為美國、日本的壓力而對人民幣匯率做出調整。他相信，國內情況的變化將有利于中國政府朝這一方向邁進。
“國內外價格倒掛”，陶冬先生相信，這可能是未來人民幣匯率調整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作為一個龐大的經濟體，中國也不可能長期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權。
胡祖六先生是人民幣匯率調整更著名的呼吁者——為了穩定貨幣政策而穩定匯率是非常不明智的。胡祖六是高盛(Goldmen Sachs)亞洲董事總經理。他認為，盯住美元匯率，不僅將貨幣自主權拱手讓給美聯儲，而且，外匯儲備高企、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效力也將逐步遞減，這樣將積累極高的風險——美聯儲制定貨幣政策根本不考慮中國因素。這就是為什么人民幣利率遲遲不敢調整的原因。在胡祖六看來，中國為了維持穩定的貨幣政策，盡管經濟增長率維持在一個高水平，但不得不保持與美元相當的低利率，加上貿易順差壘高的外匯儲備，進一步加大了資金的流動性，放大了基礎貨幣投放量的增長幅度，最終導致了本輪的經濟過熱。
數據顯示，2004年1月乣9月，外匯儲備高達5145，新增1113億美元外匯儲備——2003年以來外匯儲備已經增長了接近一倍，而外匯儲備的加速增長正是開始于2001年，當時美元開始首輪降息以刺激經濟；同時，基礎貨幣投放量同比增長。胡祖六認為，宏觀經濟波動，尤其當中國經濟與美國經濟不同步，將使中國政府面臨更大的挑戰和風險。
某種程度上，中國國內學者和決策層對上述觀點的贊同或者呼應，加劇了國際機構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10月中下旬，新任國家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余永定撰文稱，“中國目前的匯率制度是允許匯率適當波動的。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并不意味著匯率決定和匯率形成機制一成不變。” 余進一步說，“如果人民幣升值1%、2%甚至3%，或貶值同樣的幅度，是否就意味著人民幣沒有保持基本穩定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據分析，余永定被遴選為新一屆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本身就說明了目前的決策層重視人民匯率的國際環境和影響，以及重視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國際經驗。余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是所謂的“海龜派”——牛津大學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Nuffield College)博士畢業。逐漸與國際接軌正是央行行長周小川——被譽為"中國最有能力的技術官僚"所推崇的貨幣政策思路
據透露，余在發表上述言論之后，曾受到最高決策層的嚴厲批評——一方面，余永定的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容易使人們聯想這是央行高層授意，用來試探市場各方面對匯率浮動的反應的；另外，余永定選擇官方的《中國外匯管理》雜志發表言論，也容易被當做貨幣政策調整的信號。該雜志目前由國家外匯管理局主辦、管理。余以該身份當選曾經令國內經濟學界頗為不解——余永定似乎并不是國內公認最好的研究貨幣政策和匯率機制的學者。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認為，如果單純從研究國內貨幣政策的角度出發，余并不是最合適的人選。有分析稱，遴選余永定作為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以及余永定遭到批評，正反應央行高層在貨幣政策改革中理論和現實的沖突。
保守派：人們應該更耐心
與自由浮動等激進改革派針鋒相對的是保守派——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以及目前盯住美元匯率機制不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蒙代爾(Rorbert A Mundell)正是該建議的堅定擁護者和主要倡議人。在國際國內的學界和政府，蒙代爾并不乏支持者。
“改變匯率所導致的風險要比保持現有匯率體制的穩定所帶來的風險高出十倍還多。”蒙代爾堅信，在美元出現大幅貶值、美國經濟出現劇烈波動或者衰退之前，輕易改變人民幣匯率將是災難性的。他的預言來自于更宏大的觀察——美元貶值預示著更大一輪金融危機的前兆，而盡管對世界影響越來越顯著，但以中國的經濟總量并不能抗拒該風險，而最安全的辦法就是盯住美元，堅定的留守美元區，與美元區經濟綁在一起。(相關報道見P16《“歐元之父”蒙代爾：什么令中國與眾不同？》)
“由于國內財政不平衡的現狀，包括巨大的銀行壞賬、社保基金的缺口、政府債券發行累積的國內債務，還有巨大的創造就業的壓力等等，這些在某種意義上都是財政赤字，動手解決這類任何問題，所隱含的都是人民幣貶值的內部壓力。”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對短期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表示贊同。
而一向激進的貨幣政策建議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在近期出版的報告稱，“不贊成調整人民幣匯率”。該組織高級顧問亞里山大施瓦布(Alexander Swoboda)相信，“浮動匯率不會帶來任何好處”。
“人們應該有更多的耐心。”日本財政部前副部長內海誠先生曾親自參與1980年代的美日匯率談判，是當年“廣場協議”的見證人之一。廣場協議是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五國，于1985年9月22日在紐約廣場飯店簽署的一份旨在迫使日本放棄緊盯美元的匯率政策，采取自由浮動機制。自那之后，日元從最低240：1的美元匯率最高升值達3倍，后來一直穩定在90：1乣140：1之間。
溫和改革派：保持漸進改革模式
“梳理國際國內關于人民幣匯率的建議，我們發現，溫和的改革是當前的主流聲音”。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王元龍教授認為，自己就是一個溫和的改革派——人民幣匯率的核心問題是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既不同于積極的改革派，也不同于保守派，王元龍相信，人民幣長期升值趨勢是肯定的，但選擇什么時候升值，升值多大幅度則是關鍵問題。而在升值之前，打壓國際國內的升值預期、改革匯率形成機制則是當務之急。王元龍相信，從理論和實際操作上來看，人民幣升值都缺乏足夠的根據。
在資本項目仍然實行嚴格管制的情況下，任何重沽人民幣匯率的理論都不足以給出人民幣升值幅度的準確依據，這確實是公論——根據不同的理論，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從4倍、2倍，到1倍，以及10%、7%、3%不等，事實上也反應了人民幣沽值標準的混亂。
當前，中國人民幣市場幾乎是不存在的：在貿易方面，實行強制銀行結售匯，企業沒有持有、出售外匯的自主選擇權，不存在企業間匯率市場；銀行間外匯市場也是封閉的、嚴格管制的；中央銀行保證彌補銀行間交易市場的頭寸，其干預是被動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變為僵硬的匯率的主要原因；就外匯品種和成交量來說，主要是美元，以及少量的歐元、日元等貨幣。
在這種匯率機制和市場體系下，任何匯率浮動都將被不斷升高的市場預期、洶涌而入的投機資金所淹沒，效果將適得其反。王元龍分析道。
中國外匯管理機構的近期舉動部分印證了上述推測——一方面，打壓人民幣升值預期，嚴厲打擊升值預期下的資金涌入；另一方面，加緊完善匯率形成機制。
“我國在貿易順差下降甚至出現逆差的情況下，外匯資金依然保持較強的凈流入態勢。國內外匯供過于求的狀況更加突出，影響了金融宏觀調控效果。”11月2日，國家外匯管理局發言人稱，截至2004年9月底，中國外匯儲備月均增幅在136億美元。境外資本對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主要是通過貿易項目、資本項目、個人外匯收支等大量涌入傳遞的。
據悉，外管局將以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為目標，加強資金流入的管理，嚴厲打擊投機性的資本流入。在非法結售匯方面，外管局加強對投機性資本流入的監管，出臺了嚴格個人結匯和企業資本項目結匯管理的政策。
有分析認為，早前以外匯儲備向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注資，既是為了金融改革，也是為了降低外匯儲備，以規避美元貶值或人民幣升值的損失。以高達5100以美元的外匯儲備計算，即使美元資產只占80%，美元貶值，或者人民幣升值10%，直接外匯損失就是400億美元。
可以預見，在人民幣升值預期高企、資金大量涌入、外匯儲備高企，尤其是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還沒有啟動的情況下，匯率調整將是不切實際的。事實上，2003年底至今的金融改革步驟、貨幣和外匯管理措施都不同程度的透露了中國政府對待匯率問題的上述核心思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