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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1997年當選美國西部經濟學會會長，這一職位是第一次授予美國本土之外的經濟學家)專欄：
戴維德(Aaron Director，1901~2004)謝世了，享年102歲。戴維德就是有這種無與倫比的感染力。他贊一句，我就如中巨彩；他提出質疑，我幾個晚上睡不著。我的每一篇英語文章他都讀，只要他不說話，我就知道過了關
戴維德(Aaron Director，1901~2004)謝世了，享年102歲。他是二十世紀經濟學大師佛利民的太太的哥哥。佛老曾經對我說：“從來不敢說自己的思想比得上戴維德。”沒有聽過佛老這樣高舉一個學者。
對今天的“學術”是很大的諷刺。戴老只有一個學士，不喜歡發表文章，在香港的大學不可能找到一份教職。但他不僅曾經教于哈佛，而且是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中堅人物。戴維德創立了法律經濟學，主導了反托拉斯案例的研究，1985年起他主編的幾期《法律經濟學報》，水平之高前無古人。沒有戴老當年的準確判斷，今天可能沒有“高斯定律”。就是名氣比他高得多的哈耶克也曾經得到他的提拔。在芝大的法律學院教經濟多年，不少大法官是戴維德教出來的。
純從法律與經濟的學術衡量，以影響論英雄，整個20世紀沒有一個學者比得上戴維德。這個家中沒有電視，衣著差不多天天一樣的人，追求真理的堅持與沉著是我平生僅見。思想清晰，不知為不知，但一旦肯定了答案寸步不移。巴賽爾曾說，經濟學行內可以拿一百分的學者，只有戴維德。
我是因為接受了戴維德的傳統而不用銜頭，沒有半張名片。學問這回事，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用不著任何粉飾。
進入研究院第二年(1962年)，我開始注意戴維德的思想。他的捆綁銷售的口述傳統深深吸引著我，使我廢寢忘食。IBM強迫租用電腦的客戶購買當時用電腦必需的紙卡，被美國司法部起訴，說IBM意圖把電腦的專利伸展到沒有專利的紙卡那邊去。戴老認為專利不可能從一種產品伸展到另一種產品。他認為捆綁紙卡是為了量度電腦使用的頻密度，而這樣做是為了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19年后，戴老問我對捆綁銷售的看法，我說他的“量度”思維是天才之筆，但價格分歧卻是錯了。他同意，說自己從來不認為價格分歧的假說是對的。這是大師的風范了。
當年我想，微觀經濟只有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兩部分，加上時間就是利息理論，再加上貨幣就叫作宏觀，但捆綁銷售這類行為要放到哪里去呢？想來想去找不到安置的地方。這使我意識到經濟學的整體有一個很大的缺口，而如果這缺口不好好填補，微觀與宏觀加起來是一座沒有完成的建筑物，很容易會倒塌下來。
戴維德的思維影響了我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的出發點。捆綁銷售顯然是另一種價格安排，而佃農分成用一個百分比，沒有價，也顯然是另一種安排。因為沒有價，使我想到合約結構那方面去。愈想愈清楚，除了一次買斷，所有合約都是結構性的，而捆綁銷售只是電腦租用的合約結構中的一部分。這樣推下去，每種合約安排都是一種制度，解釋一張小小的合約與解釋一個國家制度的整體是類同的現象解釋。這樣看，合約的安排是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之外的另一組重要現象，是需要填補的大缺口，不填補我們根本不能真的明白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的現象或行為。今天的新制度經濟學有好幾種版本，其中用上機會主義或博弈論的我不茍同。但從分析合約安排角度處理這門學問，卻起自區區在下——在《佃農理論》前沒有經濟學者對合約有興趣。只是我自己清楚知道，我的合約分析源于戴維德的捆綁銷售的啟發。這條路我走了四十年，其中1981年以這分析準確推斷了中國會走的路。
1967年的秋天到了芝大，認識戴維德。該年底我探討佃農分成與固定租金的選擇，1968年的春天寫好了《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合約的選擇》的文稿。史德拉(G. J. Stigler)說有趣，要將該文在他的工作室討論。在座數十人，其中十多位是頂級人物。前排正中坐著的是高斯與戴維德。我注意戴老，因為該文的思維是來自他的影響。他面無表情，兩個多小時半句話也沒有說。過了一天，在教授用膳的地方，戴老慢步向我走來，在我面前停步。我立刻恭敬地站起來，他只說一句：“你昨天的文章是幾年來我讀到最好的。”然后轉身而去。我還站著，禁不住流下淚來。
戴維德就是有這種無與倫比的感染力。他贊一句，我就如中巨彩；他提出質疑，我幾個晚上睡不著。我的每一篇英語文章他都讀，只要他不說話，我就知道過了關。
不一定要把文章寄給戴老閱讀的。他不喜歡寫，但喜歡讀。一篇不大重要的小品，分析優質座位的票價為何偏低，解釋是如果優質座位不先坐滿，購買低價座位的會在開場后坐到優質那邊去，所以東主的訂價，要讓優質座位的票先賣出，因而票價偏低。文章發表后我收到一封無名又無信的“信”，內里只有兩方寸剪下來的報道，說某君買了廉價票，偷偷地坐到貴價那邊去。我一看就知道是戴老寄來的。
1982年回港，幾個月后到洛杉磯加大為戴老八十大壽祝賀，見到他。那是最后一次。1983年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是自己稱意的文章，很想知道戴老怎樣想。不敢寫信去問他(他不會喜歡我這樣做)。等呀等，沒有收到奇怪的信。大約五年后，一位訪港的學者朋友帶來一個口信，又是一句。戴老說：“公司的解釋終于被史提芬找到了答案。”
1993年帶佛利民再到中國一游，是希望戴維德一起去，因為聽到他希望我能帶他到中國一行。寫信邀請他，回信使我傷感。他說老了，眼睛看不見，還是讓米爾頓到中國后向他細說吧。高斯與戴維德都沒到過中國，是中國的不幸。他倆那樣關心中國，只聽我和米爾頓說作不得準的。
戴維德沒有孩子，但很寵愛朋友的孩子。他是個了不起的木匠，喜歡親自設計、制造拼圖玩具給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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