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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廣
最近五年來，東部與中西部在經濟發展上的差異在繼續擴大，東部地區GDP占全國的份
額從1998年的58.12%上升到2002年的接近60%，相反，中西部地區尤其是中部地區GDP占全國的份額在呈持續性緩慢下降趨勢，5年時間，中部地區GDP份額下降1.23個百分點。西部地區受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影響，下降勢頭有明顯減緩。現在的區域增長格局是中部經濟在緩慢“塌陷”，中部地區9省平均人均GDP到2002年首次超過了800美元，達843.1美元，僅為東部的52.33%，比五年前下降了3個百分點。當然西部人均GDP增長更慢。
從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來講，預計包括2003年在內，東部地區只需七年時間即2010年就會達到人均3000美元(假設東部地區這期間GDP年均增長為9%)，如果假設中部地區GDP年均增長率比中部低一個百分點，即8%，那么，中部地區需要16.5年才能實現全面小康目標，即2020年接近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相似地推斷，西部大致需要20年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即比中部地區晚2年實現全面小康目標，實際上因為西部地區人口增長速度更快些，估計還會延遲1～2年才到達到全面小康目標。
令人擔憂的問題是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繼續拉大，特別是現階段巨大的地區發展差距會阻礙整個經濟發展的進程，無論出現什么情況，東部地區都會很輕易地實現全面小康目標，且向寬裕型發展。但現有增長條件和趨勢并不能保證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能持續20年保持8%以上的增長。
中部經濟在緩慢“塌陷”
1.中部地區分布著我國35.3%的人口(2002年達4.5億人)，只要中部地區整體實現全面小康社會，那么整個中國經濟便較容易地實現全面小康，所以，從區域發展角度來講，建設全國小康社會的關鍵在于中部地區，在于加速中部地區的發展，在于變中部“塌陷”為中部“隆起”。但按現在的經濟增長態勢發展，中部地區持續快速發展正面臨較大的挑戰。區域差距的持續放大所帶來的最嚴重的挑戰是，中西部資本的嚴重短缺，而勞動力大量過剩，難以被非農業和城市消化，中部地區有“持續塌陷”的危險。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性結構矛盾和體制矛盾主要集中在中部。有效需求不足、三農問題、產業結構矛盾和城市化滯后等問題主要反映在中部。
2.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中部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明顯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限制，到目前為止，我們仍然沒有根本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從區域發展的角度看，中國經濟增長所面臨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主要表現在中部地區。
一是當前中部地區面臨明顯的投資不足。中部地區人均占全國的35.3%、GDP占全國的26.6%，資本形成額只占24.53%，人均資本流量只及東部的47.82%，比人均GDP相當于東部的比例52.33%要低4.5個百分點，在人均資本方面，西部地區反而要好于中部地區，這一方面說明西部大開發對緩解西部地區資本不足的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說明西部的投入產出率明顯偏低。我們的研究還表明中部地區投資(或資本)不足主要是工業投資(或資本)的不足和交通運輸服務業投資的不足以及對教育投資的不足。表3顯示，中部地區工業資本(工業資本是指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資產總計)僅占全國的23.08%，比其所占GDP的份額低3.5百分點，而人均工業資本中部地區僅及東部的43.28%，比相應的GDP比例低近9個百分點，這導致了人均工業增加值表示的工業產出嚴重偏低(交通運輸和教育投資另外再計算)。
二是出口需求嚴重不足。出口是中西部的另一個最大弱項。我國出口需求和外資利用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而且近幾年特別是加入WTO后繼續強化這一態勢。中西部地區在對外開放上的好處嚴重偏小。2002年有91.62%的出口和87%的外資集中于沿海地區，相應的整個中西部地區僅占8%稍強和13%。人均凈出口額中部地區不僅東部的10%(9.32%)，西部人均凈出口則是一個明顯的負值。沒有出口需求更加劇了中部地區有效需求不足與生產過剩的矛盾。
三是消費需求相對不足。表2顯示，在三大需求中，中部地區消費需求相對強一些，最終消費占全部的比重為28.99%，比GDP所占份額高2個多百分點，但從人均消費水平來講，不僅大大落后后沿海地區，而且與全國平均消費還有不小的差距。2002年全國人均最終消費5033.01元，而中部地區僅為4136.94元，即中部地區人均最終消費僅及全國的82.2%，低17.8%。消費需求的差距比投資和出口明顯要小說明，中部地區居民消費傾向相對較高，明顯高于東部地區，只是由于收入水平偏低而無法釋放。但近幾年來的情況表明，中部地區居民(城鎮和農村)收入增長明顯受到非農就業不足及投資不足的明顯限制。
以上分析表明，多年來我國經濟增長中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由于中部地區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努力挖掘中部地區內需的消費潛力，把中部地區培育為我國新的強勢增長區域，對擴大內需具有戰略性意義。
3.三農問題在中部地區表現得最為突出
社會普遍關注的所謂“三農問題”，主要也是中部地區表現得最為突出。首先，中部地區為農業主產區，過多的農業人口和大量過剩的農村勞動力在農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繼續呈下降趨勢的情況，農民收入增長偏慢，中部地區農民收入中家庭經營土地的收入一般在60%～80%，少數幾個農民工多的地區如江西、湖南和安徽相對低一些。其次，農民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無論是從絕對量還是相對比例來講，中部地區都是全國最多的。三是中部地區農工業化在受到巨大的內在性和外部性障礙等影響下，處于相對停滯的狀況。三農問題必須從區域經濟協調以及城鄉統籌的角度，才能逐步加以解決。關鍵是要促進中部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
4.產業結構矛盾和城市化滯后問題主要反映在中部
二元經濟結構矛盾在中部地區反映得最為突出。一是產業的產值與就業結構偏差過大，二元經濟結構矛盾突出。中部地區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高達55.17%，比全國平均高11.1個百分點，比東部地區高12.73個百分點，而產值結構在三大區域中相對較小，中部為17.90%，比東部低7.24個百分點，比全國高4.16個百分點。這就導致中部地區第一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偏差比東部地區及全國平均值分別偏大5.5個和6.95個百分點，即中部地區二元結構矛盾比東部及全國平均水平要更加突出。二是工業發展面臨相當嚴重的結構性矛盾。盡管中部地位產業結構偏差比西部地區稍小一些，但其工業結構偏不僅比東部和全國平均高，而且明顯高于西部地區，表明中部地區工業結構矛盾突出，這是造成中部二元經濟結構矛盾突出的重要原因。
目前中部地區工業發展處于“上下兩難”的局面�！跋隆奔葟氖赂鄤趧用芗a業的生產，輕型化，則受東部地區的明顯擠壓。東部地區偏輕的產業結構因大量的中西部地區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仍然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在短期內難以向中部地區轉移�！吧稀�，所謂跨躍式發展，因資本短缺、技術和人才積累不足及企業管理水平低因素難以實現。
與東部地區相比，中部地區城市化發展水平低，城市化落后與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有直接的關系，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工業結構矛盾突出、結構調整和升級緩慢，無法形成一批具有顯著的國際國內比較優勢的產業群。一段時間內的產業結構的優劣并不在于其結構是偏重還是偏輕的，是從事高附加值的還是從事低附加值的，關鍵是根據資源結構特點及發展階段，形成具有強大的比較優勢的產業。
中西部地區的工業產業都是偏重的，單位產出的附加值明顯要比沿海高，但在目前工業化階段(中部地區普遍還沒有達到工業化中期階段，有的只是初期，有的正在中期過渡)，大量資金投入偏向于資本密集產業實際上沒有比較優勢。沿海80年代以來的發展主要是從事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服裝、玩具、食品加工及高技術產業在國際分工中的低附加值部分(也是勞動密集型環節)。如經濟最發達的省份浙江省工業附加值率長期以來是最低的，2002年為24.58%，比全國平均值低5.8個百分點，天津、江蘇、廣東這個發達地區也都是工業附加值率最低的幾個地位，2002年分別為25.38%、25.58%和26.63%；相反，中西部地區工業附加值率高但工業規模小，2002年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工業增加值率分別為35.11%和36.73%，分別比東部高于7.6個和9.2個百分點。產業是從低附加值主向中附加值再到高附加值升級的，這符合于比較優勢原則，是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源的必然過程，這一“傳統路徑”是無法跨越的。只有建立了一套的合理工業結構和城市結構(低成本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才能加速，二元結構矛盾才能更好的解決。
5.體制矛盾主要反映在中部
中部地區結構調整和升級緩慢，與國有企業資產及投資比重過大、資源配置集中于省會城市兩個因素關系密切。從投資資金的主體看，據估計，2002年東部地區國有及控股部門投資已經不到一半，為49.3%，而中、西部地區國有及控股部門投資仍然超過60%，分別為61.2%和64.7%，中西部地區國有投資主導的特征仍然沒有根本改變。從工業資產總額來講，資源配置效率低及產業結構調整緩慢資源集中于計劃色彩濃的省會城市，一市獨大問題導致區域間發展的嚴重不平衡，尤其表現為城鄉間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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