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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歸宿
日本似乎是亞洲經濟的傳統“領導者”，在亞洲一體化的過程中也勢必有所作為。但
這并不能改變中國成為核心力量的趨勢。
日本是亞洲最早現代化的經濟大國，可是其“經濟起飛”完全以日美貿易為中心。盡管東京不斷從事“日元外交”，日本經濟實力對亞洲經濟的帶動卻微乎其微。舉例來說，在日本經濟早已大幅度起飛的1976年，按照美國中情局統計，與日本一水相隔的“反共盟國”韓國的國民平均所得尚不及實行計劃經濟的朝鮮，實在看不到日本當時的經濟高速發展給鄰國帶來的好處。而中韓建交剛十年出頭，韓國對中國的貿易額便超過美國。
在經濟泡沫破裂之前的最強勢時代，日本才吸收了亞洲地區出口總額的20%(今天跌落到僅10%)，而GDP目前尚遠在日本之后的中國，2003年已經吸收了亞洲出口總額(含中國向美國出口)的31%，成為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各國以及澳大利亞去年出口增長的最大因素。換言之，中國目前對亞洲經濟的帶動作用已經遠超最盛期的日本。
文化和歷史因素也不能忽視。遠的不說，日本百多年來力爭“脫亞入歐”，崇尚歐美而欺凌亞洲鄰國，其所謂“大東亞共榮”，帶來的只是血腥的殺戮和災難。對比之下，即使有美、日針對中國和平崛起而宣傳的“中國威脅”論，韓國在和中國建交十年之中，便出現“對華盛頓的忠誠向北京轉移”。而據泰國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76%的泰國人認為中國是最親近的朋友和盟邦，而只有9%的泰國人如此看待美國。
“往事越千年”：明萬歷年間，日本權臣豐臣秀吉進犯朝鮮，明朝政府組織大軍入朝救援，在中國軍隊主力之外，免不了征召若干緬甸、暹羅(泰國)士兵點綴，擺出“國際聯軍”的架勢，這與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情愿同盟”不無相似。可是關鍵的區別是：中國是為拯救盟邦的亡國之禍，而不是旨在控制石油資源的“先發制人”。“中國正在迅速地回到亞洲中心演員的傳統角色”，而“中國威脅”論卻銷路不佳，良有以也。
某些人士提出，中日兩國應該仿照法德兩國通過歷史性和解領導歐洲的榜樣。但是，法德和解的根本前提是二戰之后德國經歷的徹底非納粹化過程，近日施羅德總理再次為二戰后期波蘭華沙起義沉痛謝罪，是最新的例子。從這一角度可以肯定，中日之間并不存在法德式和解的前提，而且在作為“二戰翻案”運動一部分的“臺獨”問題徹底解決之前，中國也無法對日本作出實質性妥協。
隨著人口的老化和縮減，以及根深蒂固的排外性，日本的衰落是個無法避免的歷史必然。另一方面，充滿自卑和不安全感的日本文化，根本不具備向人類提供了康德、黑格爾、尼采等巨匠的德國文化的深度和自信。“文明沖突”論客亨廷頓說得好：日本是個“依附性文化”，亞洲傳統秩序是其最終歸宿。有一位韓裔美軍軍官幾年前在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作研究，寫過一篇題為“中國第一”的報告，對亞洲未來局勢作出幾乎完全相同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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