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如何使勞動力要素價格不再被扭曲

　　本報記者 田永勝

　　一個時期以來，“民工荒”的字眼頻頻見諸報端，難道真的是我國農村勞動力不再剩余？還是其背后有著更深層的原因？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研究員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對此進行了深層透視。

　　“民工荒”的說法不成立

　　記者：近一段時間來，媒體上關于“民工荒”的討論很多。您多年來一直在做中國的人口、勞動、就業研究，比較了解中國的國情，很想聽聽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蔡：我認為，“民工荒”的說法不能成立。這段時間出現的所謂的“民工荒”，可能有幾個原因：一個是制度的原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必須是統一的市場。但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以及就業方面的歧視性政策、福利體系的排他性政策使得我們還沒有形成完整的勞動力市場。這意味著勞動力的需求與供給是分割的。再加上勞動力在地理上的分割，那么，由于信息不充分，勞動力在一定時間內不能滿足需求是正常的。另外，沿海地區的產業結構在發生變化，相對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對個人的技能要求提高，而無限供給的勞動力主要是非技能型的工人。從中國農村看，還有近2億勞動力等待轉移。因此，說現在出現“民工荒”不合乎邏輯。另外一個不合邏輯的地方是，如果出現“民工荒”，就應該出現經濟學上的“劉易斯轉折點”，它是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一個重要特征，意味著工資水平上漲，勞動力開始變得稀缺了，此時，資本相對豐富了，資本、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比例會逐步提高。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什么工資上漲的跡象，我主要指市場引導的勞動力的價格，而不是指城市被政府保護的勞動力的價格。

　　不同的發展戰略吸收就業的數量是完全不同的

　　記者：既然不存在實質意義上的“民工荒”，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依然要高度重視。在此方面,轉移的難度還很大吧？

　　蔡：難度是比較大，但是，這也取決于我們采取什么樣的政策。我們現在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勞動力供給還沒有得到充分滿足，也就是說，實際上城市經濟的發展或者說城市非農產業的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還沒有轉變成一個穩定的和永久性的需求。像北京這樣的城市，三分之一的勞動力是靠轉移出來的農村勞動力。但是，他們還沒有成為穩定的勞動力隊伍，仍然是流動大軍。這實際上不利于勞動力的轉移和再生產。如果能夠把戶籍制度及相關的配套政策所制造的一系列制度性障礙消除，會有2億人轉移出來。

　　記者：據我所知，您認為采取不同的發展戰略、經濟增長模式，吸收就業的數量是完全不同的。

　　蔡：是的。比如，改革以前，重工業優先發展，吸收就業的勞動力有限，幾十年中，只吸收了部分勞動力，使得幾億農民基本上沒有得到轉移。改革之后，鄉鎮企業吸納了一億多的農村勞動力，沿海也吸納了相當部分的勞動力。這個速度是非常快的。之所以有這么快的吸納能力，關鍵在于它發揮了中國的比較優勢。我們現在的比較優勢最豐富的就是勞動力，比較稀缺的是資本。因此，我們的產業結構就應該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選擇上不要選擇用資本替代勞動的技術，相反要選擇最大化利用勞動的技術。實際上，什么部門能夠帶來最大的收益、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在市場贏得競爭力，就是最好的產業。只有這樣，資本積累才能更加快一些，未來的轉向才會來得早一些。而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產業結構還沒有完全轉變到利用中國的比較優勢上。

　　讓要素價格能真實反映其稀缺性

　　記者：產業結構還沒有完全轉變到利用我們的比較優勢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蔡：主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沒有分析自己的比較優勢是什么。比如，幾乎所有的省市都在發展自己的汽車產業并將其作為支柱產業。實際上，并不是每個地方的比較優勢都在發展汽車產業上。另外，生產要素在某種程度上被扭曲了。在我國，資本本來是比較昂貴的，土地也比較昂貴。但這些年的經濟增長把資本變得很便宜，就像白用似的。由此導致了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經濟有增長、GDP有增長，卻沒有多少就業的增長，或者說就業的增長很少,勞動力的價格在某種程度上被扭曲了。

　　為保護有本地戶口的勞動力，一些地方政府就盡可能不讓其下崗。這就使得失業越來越嚴重，但城市傳統部門的工資一直在增長。失業最嚴重的那幾年，工資還一直在增長。這就把城市的勞動力市場再次分割開來，使得勞動力變成昂貴的要素。

　　與此同時，土地的價格也被扭曲了。本來土地在中國是最稀缺的要素，但是，有些地方的政府以很低的價格征購過來再以很貴的價格賣出去。在批發的過程中，利潤被流通環節賺取，土地價格被扭曲。有些地方為了吸引外資，又人為地壓低土地價格。土地價格被壓低了也就意味著把資本進入的門檻進一步降低。因此，這些年資本密集型勞動節約型的產業得到極大發展。如果長期這樣下去，對勞動力的吸納就會大大下降。

　　記者：如果這些要素價格能夠真實反映其稀缺性就可以增加就業嗎？

　　蔡：是的。如果讓所有的生產要素價格都反映其真實稀缺性的話，資本價格很高，企業家的動力就在于用勞動替代資本。這樣，我們就可以大幅度地增加就業。在解決城市就業問題的同時，也可以大量為農村勞動力提供就業。我認為，執行什么樣的發展戰略，采取什么樣的經濟增長模式，會提供完全不同的就業前景，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

　　記者：如何才能讓這些要素價格真實地反映其稀缺性？

　　蔡：就勞動力要素市場而言，政府要做的是停止干預生產要素的形成，比如勞動力的價格不要去人為決定、保護。要消除所有限制勞動力市場的政策、制度，才能讓勞動力流動起來，真正讓市場來決定生產要素的價格。推動資源合理配置的基本力量應該是市場。應該創造好的條件讓農民出來，但歸根結底也要靠市場。當然，也不排除采取其他措施，比如，政府可以加強農民的教育。只有提高了素質，勞動力轉移才能順暢。政府該干的一定要干好，政府不該干的一定要盡快退出。實際上，政府退出并沒有減弱政府的主導作用，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公共政策上，由此帶來的收益是國家的，也是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