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新人中國盲區：經濟與政治周期時間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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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趙憶寧

　　北京報道

　　“錢是好的，但是我不在這種錢的游戲中。因為我喜歡做事。”普雷斯科特對路透社記者說。作為11日剛剛公布的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名獲得者的其中一位，普雷斯科特 顯然是全世界最有資格說這句話的人之一。

　　與在亞利桑那大學教書的普雷斯科特分享此番136萬美元獎金的另一位經濟學家是在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書的基德蘭德(Keyland)。基德蘭德的同事曾經開玩笑說他將能獲獎，對此，基德蘭德說，“我從不對它給予任何注意力”。

　　瑞典皇家科學院將200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上述兩位經濟學家，以表彰他們對真實周期理論所做的貢獻。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王志偉教授說，“周期理論自19世紀后半期有大范圍的研究。20世紀50年代薩繆爾森的研究最成熟，但是至今沒有重大突破。對于沉寂多年的經濟周期的研究來說，他們兩位的研究是一次復活。”在他看來，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創新已經越來越難，他們兩位的研究不屬于奠基性的理論貢獻，更多的是技術成份。

　　“他們的貢獻值得肯定。長期以來，古典經濟學不承認有周期問題，他們認為市場可以調節波動，所以研究周期是屬于異端。他們兩位研究周期問題而且認為有用，并認為狀態本身會變，是對古典經濟學的修正——從平穩到不平穩，他們認為經濟波動是隨機的，狀態本身就是不穩定的，有發展，也更向現實靠攏，開創了新的研究途徑。新古典經濟學在經濟學研究的領域內只剩下他們兩位沒獲獎了，所以應該獲獎。”王志偉又說。

　　王志偉的說法與瑞典皇家科學院的評價是一致的。“他們的工作不僅轉變經濟研究，而且也深刻地影響經濟政策的實踐”。

　　“周期性的波動根源在于供給”

　　他們兩人致力于這項研究30多年之久，五次被提名為諾獎候選人。成名之作有兩篇重要的文章，發表于1977的“規則制定而不是相機抉擇：最佳計劃政策制定的不一致性”(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烼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這篇文章研究經濟周期理論和時間一致性經濟政策；以及1982年發表在美國《計量經濟學》上的“構造和總量波動的時間”，建造了他們的方法與模型。

　　在宏觀經濟學中，國際上把他們的研究稱做“真實周期理論”，或者“實際周期理論”(Real Business Circle)。

　　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是指實際經濟周期，是由引起生產率增長波動的技術變動引起的，使用增長核算減去資本積累，生產率的波動和實際經濟波動相關。但是經濟學家沒有確定什么是生產率變動的實際指標，或者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周期理論生產率的變動被稱之為隨機沖擊，作為經濟波動的主要來源。假定生產率的波動主要是由于產生與技術的變動速度的波動，比如國際動亂、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等。實際經濟周期對經濟增長理論，追溯到1996年獲得諾獎的盧卡斯所提出的預期理論，但是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給出了這種理論的證明。

　　經濟學家通常把宏觀經濟的波動視為由于“偏差”在需求方面，例如，廠商、投資、居民消費等引起的波動。宏觀經濟政策解釋什么樣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才能夠補償“需求”方面的沖擊，但是難以用理論揭示現實中經濟政策的執行。直到70年代，西方經濟進入到一個滯脹時期(同時發生高通脹和高失業率)，早期經濟周期理論和分析弱點變得明顯：宏觀經濟政策穩定基于現實的理論無法達到宏觀經濟穩定的目標。因此，流行的理論失去了它的解釋能力。他們兩人的研究認為，宏觀經濟波動不只是受到需求影響，還受到供給的影響，比如技術進步、油價的上升、生產率的下降，這些因素對經濟周期波動正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改變了人們對經濟周期的波動原因的理解。 盧卡斯199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首先表示了對這種理論的批判，但是直到他們兩人在1982年發表了這篇文章之后，才奠定了用微觀基礎分析宏觀經濟周期理論。他們把經濟周期和經濟增長的分析結合起來，研究勞動生產率短期的變化的傳導機制對經濟不同的領域的影響，基于典型的微觀經濟模型，所謂的消費者效用函數最大化、廠商的利潤最大化，討論了超前的預期含義，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投資相對價格的運動會將技術進步的增長率的偏差影響傳遞和擴散到整個經濟中，會提高短期的經濟波動。

　　由于他們的模型對宏觀經濟波動的模型接近于實際的情況，他們的研究表明，周期性的運動是根源于供給方面的原因，這個模型奠定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基礎，使得模式分析及經濟機制變得更為現實。

　　宏觀經濟政策“時間一致性”的貢獻

　　各國中央銀行和國際金融組織和其他研究經濟周期的人們開始分析周期現象，都在用他們的模型。總而言之，他們提供了一種原創性的貢獻，即包括宏觀經濟政策設計理論，也包括了經濟周期波動分析的理論，使得我們能夠更加了解宏觀經濟政策“時間一致性”的分析。

　　1950年代晚期和1960年代早期，飛利浦斯曲線理論流行。其政策含義是：當高失業率的時候可能減少通脹，當高通脹時可能降低失業率。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更多的學者開始質疑此曲線，特別是尼爾森.費里德曼。

　　他們提出宏觀經濟政策制定往往會得出相反的結果，預期的宏觀政策通常是無法實現的，因為時間一致性的基本點是：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所制定的政策要有一個提前量的選擇，這些政策能夠影響居民的消費、廠商的投資預期。這樣的例子在貨幣政策中可以找到。目標常常不能夠真正實現，陷入決策制定者的悖論。

　　在1977年他們的文章中，就考慮到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在基于長期的規則條件下很難不變化。這就限制了宏觀經濟政策的靈活性，特別是當那些不可預期的事件發生沖擊。

　　他們用這個理論解釋了1970-1980年代西方經濟高失業率、高通脹率的問題，從那時這種概念就逐漸被變成一種重要的理論和依據來制定宏觀經濟政策。

　　后來他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變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的程序上，而不只是改革如何引入捆綁式規則，這樣達到了一種有深遠意義的影響。他們研究很大的貢獻是更加強調經濟政策設計，從理論與實踐上，從孤立的隨機的措施朝著更加制度化的框架轉變。他們根本的創建是，制度設計決定了措施的可信度以及政治上的可行性，強調了宏觀經濟政策更加制度化。

　　中國經濟周期的推動力

　　社科院計量經濟研究所樊明太，1992年在《經濟研究》發表“中國經濟波動的形成機制和模式”文章，這是國內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研究中國經濟波動的文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胡鞍鋼則比較早地對中國經濟波動進行實證分析研究，1993年出版《中國經濟波動報告》一書。他說：“我的研究是建立在他們的理論框架基礎上的。”

　　專家認為，宏觀經濟中有兩大課題，經濟波動和經濟增長。美國研究波動是第一位，而后才是研究增長。這是由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美國經濟增長平穩，所以研究如何避免波動。而在中國，研究增長是第一位的，這是宏觀經濟的重點差異所決定的。盡管研究波動的人不在大多數，但引用他們的文獻屢見不鮮。“他們的模型和方法確實是這個領域內最好的。”胡鞍鋼說。

　　但是，中國專家認為“他們的研究有缺陷”。王志偉說，“中國的波動變化與制度、體制相關，改革還在進行，雖然有了市場經濟框架，但是體制仍然有差異；周期波動是一個復雜現象，既有內在的原因，也有外在原因，都會造成波動，技術變量只是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經濟周期研究綜合了宏觀經濟中各種力量的綜合作用，解釋變動因素，貨幣、財政和政府幾個因素都在起作用。”

　　胡鞍鋼說，他們沒有考慮政府作用對波動的影響。“這個理論需要結合中國的實際，經濟體制的不同，沖擊來源不一樣。他們證明了發達成熟的市場經濟，依靠技術而不完全依賴資本的市場經濟，中國屬于追趕型國家，主要依靠資本而非技術的經濟增長。”

　　在研究中國的過程中，胡鞍鋼引入虛擬變量測算發現：當開黨代會時為1，不開黨代會時為0，每當開黨代會后投資增長超過一般年份的增長，第二年更高，第三年不得不宏觀調控，第四年降低。

　　他說，“我們在考察中國經濟波動時，首先要考察是什么因素推動中國的經濟波動。中國經濟周期背后的推動力不是技術變革引起的生產率波動，恰恰是由于政策變動引起波動，這是我們使用他們的模型與框架研究所得出的結論。”

　　胡鞍鋼的研究數據表明，1977年到2003年間，黨代會召開年經濟平均增率10.3%，第二年11.0%，第三年9.3%�煹谒哪�8.7%�煹谖迥�8.0%。把經濟增長和波動兩個模型相結合的話，不是按照統計分析發現，黨代會召開年份會帶動經濟增長率比正常年份高出3.3個百分點，投資增長率高出18.5個百分點。

　　中國存在政治周期，有強烈的政治動員效應。每一次黨代會產生新的領導人，提出新的奮斗目標，擬定新的經濟計劃，制定新的經濟政策和口號。在黨內外形成政治共識，掀起新的建設高潮。1977年黨的十一大，發出“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到本世紀末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使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提前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十五大由于在上一輪宏觀調控之后召開，提出宏觀經濟穩定政策；十六大號召“要用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顯然，中國引起經濟波動的原因和西方國家的性質有所不同。

　　“熨平”政策經濟波動

　　我們每個人都經歷過也看到過。在剛剛結束一個經濟周期后，人們認為新的經濟擴張期將來臨，經濟擴張政策會碰到資源約束和其他，變成經濟緊縮政策。形成“政策舞蹈”。在7個方面跳來跳去：

　　第一，經濟增長和經濟穩定：經濟擴張期追求增長，緊縮時追求穩定；第二，工業和農業：擴張期以犧牲農業追求工業大發展，調整期不得不調整和促進農業發展，限制工業的發展；第三，總需求和總供給：擴張期刺激投資、消費造成雙膨脹，緊縮時壓縮投資控制消費；第四，財政政策：擴張期是赤字政策，緊縮期是減少赤字；第五，貨幣政策：擴張期刺激貨幣發行量，引起通脹，緊縮期控制貨幣發行量；第六，計劃與市場：擴張期拼命擴大市場機制，給活力，緊縮期控制價格，開始收權；第七，中央和地方：擴張期放權讓利，調動地方積極性，號召“大干快上”，緊縮時收回權利、宏觀調控、聽命于中央。

　　究其根源是盲目的擴張政策。宏觀經濟政策需要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就是要“熨平”人為的宏觀經濟政策波動，要防止“大起”才能防止“大落”。我們要做的不是大起之后如何研究宏觀經濟的穩定。

　　事實證明，十年前，中央政府是宏觀經濟政策波動的主要根源，十六大后則情況不同，中央只是提出二十年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地方政府變成經濟波動的主要來源，新一輪的大干快上又出現了，不得不進行再次調整。

　　十年間，兩次波動的根源均是政府主導，但是這一次中央政府清醒，而地方政府仍然扮演了原來的角色。

　　兩位獲獎者告訴我們：經濟政策出現所謂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是南轅北轍的原因。如何使宏觀經濟政策制定在制度化與“相機抉擇”之間找到切合點？要不要有一套制度機制制定我們的公共政策？兩位獲獎經濟學家用智慧回答了這一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