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郎咸平國進民退論 警惕沒有郎咸平話語缺失

　　文/王福生

　　郎來了，狼來了

　　早在2001年，德隆系在中國資本市場呼風喚雨、被股市傳為不敗神話的時候，一位叫郎咸平的香港學者，通過研究德隆的公開資料，就做出驚人之語：“德隆的資金鏈遲早要出 問題”，并警告說股民投在德隆里的錢是拿不回來的。不知是否為巧合，抑或郎先生的確有超越常人的先知先覺，3年過去，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德隆果然于2004年應聲而倒，留下無數的懸念給后人咀嚼。

　　于是，股民們驚嘆：郎先生真神人也！一時郎監管的美名不脛而走。爾后，郎氏頻頻出現在媒體上，被稱為“中小股民的代言人”，成為中國當下最炙手可熱的經濟學家之一。2004年8月，郎咸平又將火力對準了中國另一家民營企業巨頭格林柯爾，認為當家人顧雛軍以“安營扎寨、乘虛而入、反客為主、投桃報李、洗個大澡、相貌迎人、借雞生蛋”7招，用9億元的資金控制了136億元優質資產，有侵吞國有資產之嫌。這個結論一經媒體披露，格林柯爾股價連續多個交易日大跌，引得顧雛軍大怒，遂向郎發出了措辭嚴厲的律師信。對于顧雛軍的警告，郎咸平并不接受，立即回應以“誓死捍衛學術尊嚴”。顧郎之爭迅速上升為企業家和學者的一段公案，并由此引發了如何看待國退民進的全國性大討論。

　　不僅是格林柯爾，國內另外幾家企業巨頭也受到了郎咸平的質疑，海爾的員工持股會，TCL的改革，都成為“郎監管”炮轟的對象。在郎咸平看來，TCL的改革和發展，最大的受益者是李東生，因為他在TCL22年，從一無所有變成了擁有身家12億；而海爾的員工持股會，實際上也成了曲線MBO……

　　一時間，郎氏目光所及之處，必有大事發生，而郎咸平的頭上也因此又多了幾頂新的頭銜：郎瘟神、流氓教授、經濟學界的拉登……

　　警惕郎咸平

　　無論是德隆還是海爾、TCL、格林柯爾，甚至是郎咸平聲稱下一步要研究的清華紫光、三九集團、復星科技，都是或曾經是中國響當當的企業，都有著幾十億甚至幾百億的資產。毫無疑問，在好企業其實還很少的當下中國，這些企業正是我們需要大力維護和褒揚的，它們的經驗和教訓都是這個變革時代一筆不可多得的財富。

　　郎咸平的問題是，這些企業真的如此優秀嗎？真的是經得起推敲和考驗的優質資產嗎？

　　先說德隆。這個很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國際化接軌做得最好的企業，它率先探索并實踐的產融模式，為中國民營企業應對即將到來的國際金融大鱷的入侵提供了可貴的經驗；其倡導并積極實踐的產業整合模式正在成為中國眾多企業效仿的藍本。這樣的企業，盡管它出了問題(而且是很嚴重的問題)，我們仍不得不承認，它是一個優秀的企業。

　　再說海爾，這個率先走出國門、為中國人爭得無數榮譽的企業，靠著過硬的技術和一流的產品，終于贏得了全球市場的認可。而張瑞敏的“激活休克魚”理論也第一次將中國企業的案例帶進了哈佛商學院的講臺。這樣的企業，你不能說它不是一個優秀的企業。

　　再比如，TCL。在多年來的彩電大戰中，整個行業被重新洗牌，2002年更是全行業虧損，而TCL卻逆市上揚，成為行業內惟一贏利的兩家企業之一。通過與法國家電巨頭湯姆遜的合資，TCL再一次站到了競爭的領跑線上，而它的成功分拆上市更是為企業的發展贏得了更廣泛的金融平臺。這樣的企業，你不能說它不是一個優秀的企業。

　　甚至是格林柯爾，即使按照郎咸平“7板斧”的說法，也不能否認它借力打力、利用資本杠桿的放大作用做大企業的成功之處。一個在短短數年時間內，不斷搭建融資平臺，并迅速成長為總資產上百億元的行業巨頭，你不能說它不是一個優秀的企業。

　　即使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絕對完美的企業也是不存在的。郎咸平把火力對準這些在業界聲譽良好的企業，并將其固有的問題一一公開展示，這很容易給人們一種誤導，認為所有的大企業、好企業都是有問題的，都是靠不住的。不僅如此，在郎先生看來，國有企業的主流都是好的，應該大力提倡和扶持，而民營企業都是有問題的。這是一種很容易被誤解、放大而且極其危險的結論，一旦公眾和政府高層被其誤導，中國改革開放好不容易得來的大好局面就會付之東流，歷史就會可怕地倒退！如此，中國企業危矣！中國經濟危矣！中國社會危矣！

　　前事不遠，后事之師。人們大概還沒有忘記，2003年底到今年初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財富原罪論”風波。這場看似代表了弱勢群體發言的爭論，除了煽動起公眾對富人的仇恨情緒之外，惟一的后果就是讓本就步履艱難的民營企業更加雪上加霜。

　　郎氏的所謂“國進民退”論如果真的成為事實，無疑將再一次把中國民營企業推向火山口；而他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向的質疑和徹底否定，也會可怕地為中國經濟發展埋下出現向下拐點的隱憂。

　　因此，郎咸平便注定只能成為個案，而不能成為主流。我們必須警惕，更多的張咸平、李咸平們抱著一個也許并不壞的愿望，手持手術刀去對企業進行無情地解剖，但最后卻“在奔向天堂的途中下了地獄”。

　　警惕沒有郎咸平

　　其實，對上市公司的質疑，并非自郎咸平始。先有吳敬璉，而后有劉姝威。

　　當年，吳敬璉在股市大盤創出歷史最高點而市場輿論一片歡呼的時候，尖銳地指出，如果不解決一系列重大問題，中國股市不可能得到健康發展，于是引來一片唏噓和反對之聲。而劉姝威教授通過自己的研究，發現上市公司藍田股份存在嚴重的欺騙公眾行為，于是大膽地加以揭露。結果藍田股份當時的董事長沖進劉姝威的辦公室指著她的鼻子一陣痛罵，而當地的法院竟然也以藍田股份通過非法途徑獲得的內參作為立案依據。盡管藍田股份的欺騙行為最后被證實，但劉姝威也為此承受了極大的壓力。而自此以后，我們便很少見到有學者對上市公司進行公開的分析和質疑。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國目前的證券市場嚴重信息不對稱，廣大中小投資者很難了解公司的真實運作情況，做假賬成了很多公司公開的秘密。作為經濟學家，我們很難相信，他們對這些企業的研究只會得出積極的正面的結論而不會發現問題。遺憾的是，卻很少有人像郎咸平那樣堅持把它公之于眾。失去監督的權利必然產生腐敗，而我們的眾多企業正在或早已習慣了不被約束的權力。在這樣的情況下，第三方監督缺位便成為中國企業成長進程中的典型特征。

　　一個沒有第三方話語權的時代是可怕的，更是悲哀的；一個習慣了迎合強勢群體的社會是不正常的，更是危險的。在面對種種問題卻習慣保持沉默的集體無意識之下，人們很容易就走到了道德和公平的底線。

　　我們正在經歷一個變革的、微妙的時代，社會資源和財富正在經歷新一輪的重新分配。我們當然要保護民營企業的發展，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不能愛屋及烏，對存在的問題視而不見。因此，除了正常的法律監督環節以外，就必須要有一種來自第三方的獨立監督力量。郎咸平的出現，正是呼應了這種需要；郎咸平現象的實質，正是泛媒體時代公眾意識尋找法律和道德之外第三種噴發的產物。

　　郎咸平觀點的對錯本身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發言所折射的象征意義。中國需要郎咸平，因為他不憚于說出自己觀察到的真實(盡管他說出的未必就是真實)；中國需要郎咸平，更因為他為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和國有資產的流失而憂心忡忡(哪怕他給出的求解本身就是一種謬誤)。就這一點而言，郎咸平又是我們這個變革的時代所不可或缺的——這正如伏爾泰說的那樣，“我堅決反對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種獨立說話的權利，正是郎咸平現象的核心價值所在。

　　(編輯　周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