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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 楊帆
撰寫此文頗費心思，反復修改而不成。此期間人文知識分子鄢烈山批評張維迎，和一般自由主義者秦暉反對權力瓜分的文章陸續面世；參與目前改革方案的張維迎、周其仁也發表長文反駁郎咸平而且態度激烈，鋒芒畢露。我要不斷增加篇幅以容納新的觀點。現在到周其仁為止。
“超越左右翼”是我在1994年提出來的，作為《克林頓智囊——進步研究所》讀書筆記發表在《博覽群書》雜志，1998年我在《中國改革報》和《戰略與管理》發表揭露“權力資本化”長文。計算“租金”的文章年年都有，反對權力資本化，權貴資本主義，壞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在目前都可歸納為同一含義，就是反對權力資本瓜分。有良知的學者早晚會站到人民大眾和憲法一邊來。無論他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還是“好資本主義”。
好漢不提當年勇。自己做什么都有歷史見證，不必自吹自擂，不必互相吹捧，我從來不搞什么體系，我所關心的是國家前途和公共利益的實際問題，所以不必去維護自己理論體系和名聲，人活得已經夠累了。我曾在思想討論會上多次提醒一般自由主義朋友與“新自由主義”劃清界限，不要把社會公平的旗幟丟給自己最反感的“左派”。可惜聽得進去的只有寥寥數人，秦暉“公平私有化”的觀點我一直就贊成，且極力爭取幫助他出書，只是沒有成功而已，怎么說沒有人支持呢？這次爭論，一般自由主義者總體失語，被稱為“中國良心”的茅予軾，吳敬鏈至今不發言，那些小自由主義者心里著急，不得不求助于遠在美國的秦暉。如果在事關重大公共利益問題上總是失語，必定喪失社會影響力，再批判別人“煽動民粹”也是沒有用的，現在是考驗真假自由主義的關頭了。我也期望更多的經濟學家敢于從“中國經濟學主流”的陰影下站出來，共同呼吁暫停MBO。
一.真正的改革是爭取公開化和民主法制程序，MBO首先應該“叫停”
郎咸平質疑國有資產流失并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其勇氣可嘉并在無意中影響歷史進程。他呼吁國內經濟學家回應，他其實不了解國內許多人已經進行了多年的艱苦斗爭，但在特殊條件下，改革思路不幸被新自由主義主導并向權力資本傾斜，多次呼吁無效，大家已麻木了。
有人說朗咸平象一頭公牛闖進瓷器店，表現出新自由主義之懊惱。得益于海外教授和財務專家身份，和那個愚蠢的起訴者幫倒忙，引起傳媒聚焦和社會轟動，戳穿了“皇帝新衣”，把一個眾所周知而又緘口不言的重大公共利益問題再次提出，打破了主流傳媒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聯手封鎖。一場靜悄悄的，對國有資產的瓜分運動已被揭露，這也是天意。
我不承認自己是新左派而自稱“非主流”，一是不戴自由派設計的的政治帽子，二是與“左派”有分歧，主要就在國企問題。加上專業不同，我很少參加國企討論，只是發表數十篇文章主張對工人進行歷史補償。這次參加討論是為了打破學術壟斷促進學術自由，希望能夠深入并有結果。我和左大培韓德強上書全國人大，我的主要想法是：暫停MBO和外資收購國企，對于事關公共利益，公共財產，公共安全與政權合法性的重大問題，不能由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地方政府和金融企業家私下決定，應停下來進行公民討論和投票，經過全國人大先立法后處理，納入社會主義民主法制軌道。
首先應反駁“國有企業改革不能停止”的意見。現在所有人包括流失的辯護者都不否認國有資產在嚴重流失，爭論不在實證層面而在價值判斷，即流失是不是不可避免，是不是市場化必要的代價，是不是沒有更好辦法只能采取MBO這類“次優”措施？既然在改革中流失不可避免，那么目前防止流失唯一辦法就是暫停MBO式改革。表面說防止流失，實際上不停止MBO，就等于放縱流失，作為國有資產的管理機構和代理人才是“難辭其咎”。
某些人急不可待私下處理國有資產令人起疑：想利用目前時機將瓜分變成既成事實，這種“先突破后追認”的漸進改革手法我非常熟悉，但恰恰對國企改革不適用。涉及公共財產和重大公共利益，改革也進入公開化透明度階段，必須走民主法制程序。目標和手段，手段更重要。以秘密手段私下處理公共財產，無論以什么漂亮口號為借口，提高多少生產力和效率，也不可行，自由主義者多年以來不是極力否定“革命黨”搞秘密行動，以權力強制推行理想嗎？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使用的是同樣手段。這樣處理公共財產，無視人民權利，不僅社會主義不接受，真自由主義也不應接受。少數人瓜分國有資產必定失敗，第一個征兆是張五常敗露。中國“精英”不可為所欲為，再逆民意而行！說反對意見“沒有建設性”，是一種壓制批評的手段。主張分光難道有建設性嗎？好象醫生對于病人說“你死了病就好了”，可笑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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