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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中國國際公共關系協會常務副會長 鄭硯農
采訪人：本刊記者 闞 南
新遠見：一位經濟學家這樣評價中國當前頻繁遭遇的貿易摩擦：如果是一只螞蟻爬進瓷器店，無聲無息；而一只壯牛闖進瓷器店，怎會沒有響聲？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國所面臨
的這些國際貿易摩擦？
鄭硯農：他的話我贊同。吳儀副總理在會見美國貿易代表時曾說過：隨著兩國經貿合作規模的不斷擴大，出現一些爭議和摩擦是正常的。同時還提醒，這是經濟領域加速競爭后必然出現的情況，不要把經濟問題政治化。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更多的中國企業參與到國際競爭中，還有更多的國外企業進入到中國的市場上來，和中國本土的企業在中國市場上競爭，這就造成了競爭和摩擦的機會。因此，對于我們已進入貿易摩擦多發期這一現實，應有一個正常心態。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政治的因素。尤其是這段時間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比我們預想的要快得多，使一些受中國威脅論影響的國外勢力非常擔心中國的快速發展會影響到他們自己的利益，所以從心態上就會產生抵觸的心理，這種抵觸的心理也容易使摩擦增多。
新遠見：您認為產生摩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鄭硯農：這里面有純屬于經濟貿易摩擦的問題，也有認識的差異，這和敵視中國還不完全一樣。比如紡織業。中國大量的價廉物美的紡織品進入美國市場，必然使美國紡織行業在市場份額、銷售量上都受到影響，出現了企業減產、人員失業的情況。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出口紡織品的同時，也大量進口棉花。棉花是生產紡織品的重要原材料。美國的議員向國會提案對中國進行反傾銷，他只看到了美國的紡織工業受到損失，卻沒有看到中國因為買了美國的棉花，中國的棉農也受到了巨大的損失。
在美國，到底是少數人受損失，還是多數人受損失？美國的紡織品銷售商進口了中國這么多的價格低廉的紡織品，加價后出售，賺取了高額的盈利。美國的廣大消費者用很便宜的錢買到了質量優良的T恤、襯衣等紡織品，他們也是受益的。銷售商受益，消費者受益，只是個別的紡織企業受到了損失。而他們不能全面地看問題，可能是由于不了解，那就需要我們考慮怎么把這些信息傳播過去。
新遠見：除了貿易方面，隨著中國的迅速發展，您認為還會出現哪些方面的摩擦？
鄭硯農：從公共關系的角度講，經濟的發展一方面會出現貿易摩擦，一方面還會有文化的碰撞，這兩者是聯系在一起的。所以講貿易摩擦有純經濟的問題，也有文化的問題。雖然有時候表現在經濟貿易的摩擦上，實際追溯到根源還是文化的問題。屬于溝通不夠，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貿易摩擦就不適于用政府出面、雙邊會談、起訴打官司的辦法解決。這樣的摩擦、碰撞適合用公共關系的方法去做。
另外，關于文化層面的摩擦還有不同的國家，不同的信仰的摩擦，主要是由于互相的不尊重產生的。每個國家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帶來的價值觀，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都不應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別人，也不要認為自己的價值觀一定是最好的。公共關系提倡多元文化共存，不提倡一個文化優于另一個文化。
新遠見：請談一下公共關系在解決貿易摩擦中發揮的作用。
鄭硯農：面對紛繁的貿易摩擦，我認為溝通傳播都是非常重要的。公共關系無論在化解國際經濟貿易摩擦還是文化差異上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失為一種好的主動的解決辦法。比如塑造企業的良好聲譽、良好品牌，有些摩擦可能就出現不了。出現了摩擦，在解決過程中，公關公司會以互惠和雙贏的原則為出發點，從兩方的利益出發，在雙方之間選擇一個都可以接受的最好的結果。
最近看到一則消息，美國思科公司起訴華為公司的事情，已經得到了和解。和解的背后實際上就是公共關系。我們可能直接了解到的是一個律師事務所在中間起的作用，可是美國的律師事務所和中國的有很大區別，它有一半的職能可能是公共關系。因為美國的法律體系中有陪審團制度，要打贏官司首先要影響陪審團，而不僅僅是先立案，找法律依據。要先作公關，解決不了的時候，才進入法律程序。
另外，面對摩擦，我們的政府也不是就無所作為了。首先應該讓更多的國家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其次，政府還應依照WTO的有關協定，使一些相關法律法案更加公平、公正，比如《伯德修正案》就鼓勵了美國企業制造摩擦。另外，我們強調在面臨貿易摩擦的時候，非政府組織、行業協會應該代表企業作為主體發揮作用，而目前我們國家在這方面做的還很不夠。
新遠見：中國若想獲得歐盟的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可，從公共關系的角度看，應該做哪些工作？
鄭硯農：傳播很重要。中國人、中國的企業過去的傳統觀念就是好酒不怕巷子深，認為只要我做到了，我是市場經濟了，你們早晚都會知道。這種想法是非常不可取的。我們要把改革開放26年取得的成果，我們企業現在的狀況，都廣泛地傳播出去，傳播到世界各地去。有時候別人不承認你，不是完全出于政治上的歧視，主要是出于不了解。
新遠見：中國企業走向國際市場，進行公關時，主要應注意哪些問題？
鄭硯農：公關本身特別注重文化的溝通，不管是政府關系還是媒體關系，里面都包含了人文環境、文化背景、民俗風情，當然也有法律法規、游戲規則等內容。目前看，中國本土的公關公司幫助企業走出去的能力還不是很具備，所以在實施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過程中，企業尋求公關公司給他們做前期的工作時，我們建議選用一些經驗豐富的國際性的公關公司。
新遠見：您認為中國的企業家與國外的企業家在公關意識上的差異大嗎？
鄭硯農：中國的企業家尤其是很多民營企業家在企業里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科學的現代管理機制，公關意識還很薄弱。一個企業中，一把手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當一把手有了公關的意識后，整個企業都會受益。
盡管現在國內企業公共關系的意識較弱，但已經開始有所進步了。像聯想贊助奧運，中石化支持F1方程式都是很好的例子。
實際上許多外國企業公共關系的成功，很多是體現在文化融合上的成功。像摩托羅拉，在中國積極參與公益事業，同時對中國政府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外國公司的CEO一到中國來，就會主動約見中國的高層領導，實際上就是在做政府公關，利用這種形式把他們企業的各種訊息傳遞給中國政府，使你在了解他的過程中對他產生信任感。當然，從文化淵源、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上我們和他們是不同的。美國從一建國就出現了議會制，后來又有《游說法》和《外國公司代理法》，這種政體就培育了公共關系的發展。
像中國這么大的國家，本身南北方的文化差異就很大，何況國家之間呢。所以沖突是絕對的，矛盾是絕對的，摩擦也是必然的。關鍵是怎樣在一種互惠和雙贏的原則下減少和化解，這也正是公共關系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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