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殖民地經驗誤導中國--張五常熱說明了什么？

　　楊帆/文

　　2001年上半年，出現了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在全黨全國準備16大，宣傳全部圍繞16大精神進行的時候，張五常熱突然發生，經過精心策劃和商業化傳媒的炒作，把新自由主義這種瓦解中國民族的意識形態，傳遍了全國，流毒極大。張五常和張五常熱的策劃者利用諾貝爾獎進行商業化炒作，甚至把張五常說成是最有希望獲獎的華人經濟學家，不僅荒唐，而 且無恥，是對經濟學界和諾獎的極大不尊。

　　中國經濟學界對于張五常和張五常熱的批判，應該成為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序幕。最早批判張五常理論的是上海財經大學程恩富，何新則指斥張五常背景復雜，與美英情報機構有關。我在2002年張五常熱最囂張的時候，寫文章《張五常熱的實質是以殖民地經驗誤導中國改革》，全文如下：

　　——自我吹噓的張五常：

　　中國大陸的“經濟學濟學主流派”在張五常面前是抬不起頭來的。張五常經常批評他們的數學模型和漸進改革藥方沒有用處，而且敢于在他們目前自我標榜不懂數學，可以30年不看書，他們也沒有辦法。在他們看來，張五常真的和弗里德曼，科斯是一個輩份的，他們要做西方經濟學的附庸，自然也不敢得罪張五常。

　　2002年這次張五常熱，實在也太熱了，有的報紙甚至說：“張五常來了，北京的天空也晴朗了”？！

　　張五常也實在太張狂了，引起了學院派經濟學家的批評：把經濟理論簡單化，實證性差，結論輕率缺乏經驗支持；作風輕狂，不規范，自我標榜和炒作，自賣自夸語多吹噓，有自戀狂傾向，但這種批評作用不大，如《北京晨報》反駁說，老百姓看不懂你們學院派的東西，就是愛聽張五常的東西。

　　有人說張五常編造經濟故事宣揚自己的經濟自由主義理念，這點比較中肯，張五常有一篇文章：“最蠢還是馬克思”，他言必稱哈耶克，弗里德曼，屬于極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也不是坐冷板凳的老夫子，從80年代起就積極介入中國改革，特別在1988年鼓吹“價格闖關”而聞名。價格改革是把價格體系與國際接軌，和2002年的股市接軌一樣，都是由于理論家的思路錯誤，政治家采取了激進措施，宣傳造勢引起錯誤預期，引起金融與社會動蕩，反遭失敗的。但是這些經濟學家卻不認為自己應該付什么責任，似乎改革失敗全部都是保守派阻撓和中國老百姓落后引起的，和他們這些經濟自由主義者的愚蠢教條沒有關系。他們仍舊被社會輿論捧為“改革開放的代表”，有許多是他們自我吹噓的，最能自我吹噓的當屬張五常，他這樣的話到處都是：

　　“許多經濟學家很蠢”。

　　“最蠢還是馬克思”。

　　“我想沒有任何人預測比我更準確了。。。。我在1981，1982、1983年寫了很多有關中國發展的文章，在那些文章中，有關中國的預測我沒有犯一個錯誤！我所預測的每一個細節都已發生。這也證明了經濟學基本原則的預測能力和解釋力。我的預測太準確了，以致于別人誤認為我參與了指導中國的經濟改革。”

　　張五常對中國改革的主張是什么？

　　——他反對漸進改革。

　　“很多人贊成漸進，比如說斯坦福大學的劉遵義、錢穎一都贊成漸進。可是我不同意。他們理論上分析出來要漸進，但他們不明白這個世界。漸進有很大的問題，一定要急進。大致來說界定權利有三種方法，不是兩種。一種是以人的等級特權來界定權利，改革前的中國就是那種；一種是以明晰的產權來界定權利，現在中國就是要改為這種情況。就是以管制來界定權利。界定什么權利？界定貪污的權利！這就是印度的情況。在印度，你管手表的進口，我管某種外匯管制，他管生產手袋的審批，各有所管。有管制，就有貪污。你貪污手表，我貪污手袋。這種權利界定得很清楚。貪污權還可以自由買賣，還可以繼承，寫進遺囑里面。”

　　——他主張休克療法。

　　“十個建議，知之甚易，行之不難，問題就是北京當局有沒有膽那樣做。這些建議可不是我發明的。它們都有歷史經驗的支持，從不出錯，實在可行。

　　(一)人民銀行只專于中央銀行的職責，不借貸，不收存款。中國要辦真正的中央銀行，主要任務是控制貨幣的發行量，而在目前的中國，單是控制鈔票發行量就足夠。每年人民幣鈔票發行量的升幅，規限在百分之十五左右，其他的什么也不要管。完全不管利率的浮動，不借錢給其他銀行——不要學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那樣復雜。若通縮依舊，就增加鈔票的發行量；若通脹復蘇，就減少。人民幣鈔票是中國目前的唯一“銀根”，中央銀行只管銀根，什么也不要管。要記，每年百分之三以下的通脹，比通縮對經濟有利。

　　(二)除中央銀行外，把所有國營銀行都賣出去作為商業銀行。這些銀行目前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壞賬，把壞賬一起賣出算了。因為中國的經濟在基本上大有可為，就是有壞賬問津者應該還不少。要選在國際上有地位的銀行買家，但千萬不要管制銀行的牌照數量。只要有分量，就可以買或自設銀行。當然，政府要協助追討壞賬，也要搞好按揭、破產等法律。

　　(三)容許所有外國貨幣在中國流通。這會減少市場的交易費用，而歷史上沒見過因為有外幣流通而使本土幣貶值的。(今天在香港外幣大可流通，而在亞洲金融風暴之際，沒有誰建議廢除外幣流通的法例。)

　　(四)取消所有外匯管制，讓人民幣的匯率自由浮動。所有因為匯管而設的——直接或間接的——其他管制都要一起廢除。

　　(五)容許外資在中國開辦任何金融事業。股票經紀行、會計行、招股、集資、放款、投資顧問之類，可放盡放。

　　(六)取消所有關于通訊(如電話)的發牌量的管制。這點重要，因為在先進科技下的通訊，神乎其技，可以大幅度地減低市場的交易費用。今天，香港打長途電話到上海的費用，大約比打到美國高七倍；而打電話到深圳，竟然比打到美國高兩倍多！這是說不通的。

　　(七)取消所有出入口關稅。毒品進口不妨嚴禁；其他的物品就要學香港。但不要學香港那樣重加煙、酒、汽車稅。

　　(八)將所有國營企業民營化。賣出去是一個辦法。但若要照顧國營企業的員工，不妨把企業股份化，送給員工，而股份一定要有自由轉讓權。國家政府可以估計企業的資產凈值，每年抽百分之二左右的利率稅。其他所得稅是另一回事。

　　(九)稅制要簡單。個人收入及生意所得稅，百分之十至十五就足夠。此外，不用抽差餉，但在物業上，可按物業所值的估價每年抽百分之一的物業稅。此外，任何其他稅項也沒有。在簡化稅制及低化稅率的同時，中國要大量削減干部，選賢與能，大幅度地提升留下來的干部的薪酬。

　　(十)不管外匯儲備的多或少。只要經濟搞得頭頭是道，外匯儲備是可有可無的。有誰提及美國的外匯儲備是多少？只有像香港、臺灣那樣的小經濟，或那些不成氣候的大經濟，才要論什么外匯儲備的。要記，一個經濟搞得強勁，自己發行的鈔票就是儲備；搞得一塌糊涂，什么儲備也保不了。

　　政府要搞什么基建，什么軍備，抽簡單而低的稅，加上賣地及賣國營企業所得，應該足夠而有余。我可以肯定，若中國推行上述的簡單的低稅制，其稅務的總收入會比現在的高得多。可以收到手的、真實所得的百分之十，比差不多是完全收不到的百分之五十，可取得多了。

　　上文提到的十個建議，只是以一個整數下筆。當然還有其他的，如法治的改進等。篇幅所限，不能多說了。

　　我提出的建議不是我發明的。歷史的經驗證實可行。重要的是有膽推行，也要一整套推出。記住，凡事要簡單處理。經濟政策從來都是以簡單清楚為上。世界復雜，政策不夠簡單處理不了。更何況，政策一旦復雜化，官商勾結，混水摸魚，是無可避免的。” (張五常給中國十個經濟建議。1999.10.13)

　　“對于中國的經濟改革，我一直的觀點是，長痛不如短痛。我曾經和弗里德曼教授一起拜訪當時的四川省長肖秧，我很欣賞這個人，很不錯。弗里德曼建議肖先生，砍掉老鼠的尾巴。肖秧先生反問到，中國的情況是，很多條尾巴纏在一起，先斬哪一條好？弗里德曼當時沒能回答，我當時其實是有答案的，但礙于弗里德曼的面子，沒有說出來。那就是，一起斬掉。這一點我強調過很多次，如果不一次改，很容易走成印度的樣子。”

　　——他主張不惜代價加入WTO。

　　“你們的領導人，應該對自己的人民有充分的信心。不要總想著保護，應該盡快加入WTO。不要計較什么犧牲太多，要有信心贏過他們。”

　　——他反對發展高科技。

　　“高科技中國不行，我看中國也不用搞。美國實在是厲害。高檔產品，日本最好。中國無論如何也做不出Honda那樣的汽車來，二十年也不行。大眾工業，中國是排第一的。”

　　-----他從來沒有提過對弱勢群體的補償，而且反對民主，他的名言是：“選票不如鈔票”。

　　-----他主張腐敗私有化。

　　記者問他：您認為，只在私有產權的情況下，價格機制才能起作用，若實行完全私有化又會引起混亂。改革進入了兩難境地。您對此有何看法？

　　張五常的意思非常明確：把國有資產送給有權力的人就是了。

　　張五常倒是表里一致，首尾一致。對他的批判是目前中國改革前途的大爭論的一部分。

　　——推銷殖民地經驗的張五常：

　　張五常批判中國漸進改革中保留大量政府管制，警告中國可能陷入拉美或印度式長期腐敗，是有道理的，但他的藥方不行。經濟學非主流派認為，應該以政治社會改革來平衡和控制經濟混亂，而不是在經濟上推行休克療法，一再削弱政府職能。即使真的在某一領域與國際接軌，也應對在利益調整中受損失的弱勢群體給予補償，張五常不提補償就意味著，中國絕大多數人在休克療法中損失絕大部分利益。張五常對此未必不知道，而是默認改革中的剝奪，所以他反對民主，說“選票不如鈔票”。剝奪大多數人利益的“休克療法”，必定得不到選票。經濟自由主義，就是“以自由的名義”，把自由和民主拆開，并把民主換成了專制。張五常的藥方，是經濟上的“休克療法”與政治上少數人專制相結合的“新權威主義”。

　　80年代中國就有過這種思潮，在激進的價格闖關中迅速失敗，張五常當時也是鼓吹者之一。他深惡痛絕的90年代“管制下的腐敗”，也是這種思潮發展的惡果。但經濟自由主義者從不檢討自己的錯誤，而且變本加厲，把一切問題都歸結為計劃經濟和政府管制，歸結為市場經濟不徹底而否認其已經在許多方面被濫用。他們繼續鼓吹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實現“制度變遷，產權革命，與國際接軌”。雖然言必稱科斯，弗里德曼，我還是看出其屁股后面有“制度決定論”的印章。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的文化革命理論，也是一種“制度決定論”。當我們看到經濟自由主義者包括張五常在內，一方面對斯大林和毛澤東深惡痛絕，一方面又恪守其“制度決定論”的深層思維，完全不能夠從其他層面如資源，人性，文化和信仰道德等方面綜合考慮問題, 我們說他們是“右翼斯大林主義”，是不是有幾分道理呢？鼓吹讓中國人“為某種理想制度而犧牲自己利益”這種思維，文化革命就是，中國人已經進行了徹底的反思。如果說我們的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有什么真正的收獲，應該就在這里。而不是丟掉一種教條主義，又揀起另外一種，而且是在前蘇聯和拉丁美洲徹底失敗的那一種。

　　張五常認為他的預測最準，敢和所有人打賭。他的預測和感覺是什么呢？據《北京晨報》說，他看到北京的繁榮，竟然喜不自禁，說“只要放開外匯管制，5年之后上海必定超過香港，成為世界最繁榮的工商業中心，中國在21世紀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我看：這叫做“意識形態自我蒙蔽與自我陶醉”。張五常應該去看看中國的中西部和貧困地區，甚至北京市周邊哪怕是100里地，是什么樣子，看看中國的環境和資源狀況，再想一想，他的藥方會給中國老百姓帶來什么。

　　作為香港的經濟學家，有時候自我感覺過于良好，因為他們的工資比美國學者還高，又充分享受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好處，香港的金融市場實際上是美國的一部分，大陸需要香港的經驗，這一切都造成某些人目中無人，把自己想象成為美國先進文化的代表，美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但是他們永遠成不了中國大多數人民利益的代表，他們所做的事情，是犧牲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利益與“國際接軌”。歷史上香港的自由只限于經濟方面，而且不包括勞動力流動自由；新聞自由是有的，前提是不能得罪本地財團，否則沒有廣告。至于思想自由，在香港文化背景下已經受到了極大的扭曲。比如張五常“以專制推進自由”的思想，與其說以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為背景，不如說是以香港殖民地文化為背景。后者是前者在發展中國家的一種應用，但是，是錯誤的應用。錯誤的立場和理念，必然是錯誤的結論。如果大家不知道何為正確應用，何為錯誤應用，對比一下嚴復和汪精衛，就知道了。

　　歷史上香港發展經濟的經驗被稱為“專制下的自由與法制”。其自由和法制何來？來自于英國長期的殖民統治，背后是英國的議會制度和國家戰略。菲律賓，韓國，印度尼西亞，拉丁美洲等許多國家，也曾有過軍人政權推進自由的經驗，經濟發展很快，但腐敗發展更快，國民財富被個別家族所侵吞和控制，經濟對外依存度高，一遇國際市場經濟波動，經濟調整，國內就出現社會動蕩和政治危機。在關鍵時刻總是依賴美國干預，實在不行就換馬，逐步由專制走向民主。是西方大國的思想觀念，政治體制和全球戰略，保障了“專制下推進自由”這種發展模式的經濟成就，基本秩序，隨后向民主體制的過渡。更早一些時候的日本“統制經濟”和韓國軍人政權的演變，也是類似的機制。拋開美國背景，天知道這些國家會亂到何等地步！能不能順利過渡都是十分另人懷疑的。如果不能，陷入所謂“三南”：南美，南亞，南歐長期半死不活狀態，幾乎是必然的。不是嗎？即使日本韓國這樣最成功的國家，在充分經濟發展之后，也出現金融危機，陷入長期半死不活。至于依賴外資發展的拉丁美洲，60年代起飛，70年代惡性通貨膨脹，80年代以休克療法平息通貨膨脹，大量失業，他們的出路是去美國打工，所謂勞動力自由流動，在拉丁美洲和美國之間，實際是存在的。90年代跟隨美國再度繁榮，馬上就有經濟自由主義者大肆吹捧。結果如何？美國股市崩潰，經濟停滯，拉丁美洲各國馬上就陷入經濟政治社會危機，阿根廷是由一批哈佛大學的博士專門實驗休克療法的樣板，連續爆發金融危機，整個南美陷入20年來最嚴重的危機。

　　張五常說他的休克療法“都有歷史經驗的支持，從不出錯，實在可行”，不符合歷史事實，更不符合中國國情。除去亞洲，拉丁美洲，還有前蘇聯陣營，幾乎全盤瓦解。凡轉型比較成功者，是在民主體制下把國有資產公平分配，如波蘭和捷克。象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即使把國有資產進行公平分配，也沒有逃脫長期衰退的命運，因為國家的瓦解使得原來的經濟聯系全部打斷，被黑社會控制了大部分經濟，各獨立國家濫發貨幣造成惡性通貨膨脹，貨幣貶值10000倍，原來希望外資大量進入沒有實現，借口是國內秩序瓦解，不安全，實際是被西方的理論和戰略所欺騙了。俄羅斯因為休克療法經濟下降了50%，近年來強勁增長，要恢復到休克以前的水平還需10---15年。

　　有一件事實是經濟自由主義者最不愿意說的，就是13年來俄羅斯人口從1.5億下降到1.1億，平均壽命下降了8歲，簡直使人難以置信。非正常死亡中主要應是壯年男子，沒有出路酗酒而死，估計15年來非正常死亡的男子可能有2000---3000萬，占男人總數的30%左右，蘇聯反法西斯衛國戰爭4年不過犧牲5000萬人。中國大躍進以后，3年自然災害中非正常死亡3000萬，文化革命中死亡幾百萬，這是我們清算左傾路線的根據之一，而且22年以來不斷作為毛澤東和計劃經濟的“惡行”，被經濟自由主義者反復清算，而且提出設立紀念館，讓子孫后代永遠不能忘記“左傾”危害。但是同時他們蓄意掩蓋新的事實。以革命的名義可以造成大災難，以自由的名義也可以；經濟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也需要人民的失業甚至死亡墊背，或許犧牲更大？！他們的理論是不敢以實踐檢驗的，于是，中國90年代的經濟學就從實證性科學變成一種價值取向很強的意識形態，經濟學家就成為宣傳自由主義信仰的神學家。

　　必須指出，俄羅斯休克以后之所以沒有死亡半數，是因為其資源無限，依靠賣石油木材，黃金生產僅次于南非居世界第二，石油產量世界第一。每戶居民都可依法去國家森林中砍伐木材蓋房子，而且有自留地。實際上俄羅斯是依靠無限自然資源，依靠自然經濟度過難關的。同時，俄羅斯并沒有放棄高科技和戰略產業，其蘇30戰斗機已經以4500萬美圓一架賣給中國，大賺其錢，經驗也是張五常所不愿意提及的。

　　如果中國真的服下張五常這副“一夜之間徹底休克”的猛藥，結果如何？

　　即使我們真的能夠建立一個高效率的市場經濟體制，我們的代價將是什么？金融崩潰連帶經濟崩潰，國家瓦解社會動亂，資源環境徹底破壞，外資大批撤離。人口又要死亡多少？超過俄羅斯數倍？要知道，俄羅斯總資源大約8萬億美圓，相當于美國，中國只有2萬億美圓，而人口卻是俄羅斯的10倍，人均資源相差40倍。一旦國家瓦解社會動亂，其破壞將是驚人的。當基本生存都難以保證時，我們又能夠建立什么“理想制度”？

　　請那些信仰經濟自由主義的大經濟學家注意，在推銷自由時，不要以資本自由吞噬了人的自由，特別是大多數中國人民基本人權和生存權。如果想讓中國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地為哪一種“先進制度”犧牲，那么中國人民寧愿選擇社會主義。不信，搞民意測驗。張五常先生為什么要說“選票不如鈔票”呢？因為他知道他們所信仰的那么優秀的先進制度，不可能是中國人民自愿選擇的結果，而是需要行政力量，資本力量和國際強權，強制推行的。據說，劣等民族建立先進制度，

　　是需要300殖民地專制統治的！

　　張五常先生不能允許中國人民有自己的選擇權，因為他的“腐敗私有化”所培植起來的新貴階層，將依靠權力瓜分國有資產和農民土地，制造金融危機吞噬居民存款而形成，沒有憲法上的合法性，而修改憲法是要經過人民代表大會的，他們怎么能夠允許人民投票呢？中國的權力資本不可能得到合法性。于是，他們中的一部分就可能投靠國際資本。在加入WTO以后，中國思想界論戰所表現的，就是民族資本，國家資本和國際資本之間對抗和整合，買辦化和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兩種傾向的對抗。國際資本在中國立足并取得控制權的最好借口，就是移植先進的市場經濟制度。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以前不曾有印度那樣的“300年殖民地”的歷史，以后也不可能有國際社會的保障。在實現自由的歷史階段，的確需要新權威以維護穩定，但是這個權威，不僅是個人的權威，而且是民主與法治的權威，而且越來越多的應該是后者。中國改革的合法性和社會穩定，不可能來自國內少數既得利益集團的“高尚”，也不可能來自“國際社會”的認同和保障，只能依靠自己人民的支持，這就要求改革必須為大多數人帶來利益。即使再先進非移植不可的制度，也必須考慮中國多數人的現實利益和承受能力。如果象張五常那樣一意孤行，外匯放開就意味著金融危機，產權革命就意味著少數人侵占絕大多數公共資產的瓜分狂潮。在人均資源極端短缺的中國，這就意味著大多數人的存款被剝奪，甚至喪失基本生存環境。這樣的“賭”是沒有人去和張五常打的，任何人沒有權利拿中國人民的生存環境去賭博。如果真的賭博了，就更加悲慘。那些鼓吹“休克療法”的人是有美國綠卡的，他們可以在國際上繼續慶祝“最后一個大帝國的瓦解”，而全然不顧中國大多數人如何生存。

　　在張五常的文章里，看不到民生，民主，環境和貧困，過剩人口，看不到中國人民近代反抗帝國主義的歷史，更看不到中國計劃經濟的歷史，看到的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去建立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制度。他希望在中國實現的，只是少數人財產的自由，資本的自由。他甚至連基本的操作性也不考慮，比如說賣掉所有的銀行和國有企業，賣給誰？什么價格？是不是要在外匯放開以后來一次金融危機，把中國所有的資產貶值到一文不值，然后讓外國資本來“吃死尸”？至于后果特別是人民的處境，他就更不考慮。象這樣不負責任的藥方，誰敢吃？一旦吃死，又如何去和張五常打賭？

　　張五常先生如果真正熱心于中國改革，就請以中國大多數人民的基本利益為出發點，不要以某種先進制度為出發點，不惜代價強加于中國人民，如此，當中國大多數人們不愿意犧牲自己利益而進入西方所界定的“先進制度”時，就可能依靠強權和外國勢力。這就是以自由為出發點背棄民主向專制的轉換，以人權為出發點貶低大眾向精英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轉換，以強國為出發點學習西方向殖民地的轉換，以道德理想主義為出發點向投靠西方當買辦的轉換。精通歷史的張五常先生，不妨再看看民國這一段，研究一下汪精衛從革命元老到日本漢奸的心路。

　　---------傳媒炒作下的“張五常熱”：

　　2002年“張五常現象”突然升溫，其背景值得懷疑。

　　媒體炒作賺錢是肯定的。“張五常熱”從頭到尾都是有人策劃的，策劃者利用辦經濟學報紙的便利，在全國高校和國家機關中為張五常索要高價，稱在深圳一場8萬元，在國家經貿委一場3萬元，結果在中央黨校一場拿了2000元。張五常先生自然有的是錢，那么這些講課費被誰那走了，是否也要過問一下，以免有些人壞了您的名聲？

　　市場經濟下依靠傳媒炒作賺錢，是國際慣例，商業頭腦極為發達的中國人，真的不用學習西方的什么經營管理理論，現在這么紅火的工商管理碩士班，對于賺錢的實際意義不是教你什么賺錢術，而是給你一個文憑，即賺錢的資格。利用傳媒進行商業炒作，中國人天生就會。從報紙出賣版面，電視臺出賣畫面，廣播電臺出賣頻道，20年以來我們的感官已經被大款，大官和美人塞滿。

　　經濟學的假設前提是“資源無限”，實際上，西方崛起時面對的是無限資源，真正有限，需要“最優配置”的，是人的時間，注意力，人的生命。當傳媒可以支配人的感官，把大多數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少數明星身上的時候，巨大財富就被創造出來，于是就有喬丹一年3000萬美圓工資加7000萬美圓的身價。這就是傳媒吸引稀缺資源，制造兩極分化的奧妙。炒作也是需要升級換花樣的，因為人的注意力容易轉移，美人看膩了，需要足球，足球看膩了需要經濟學家，需要以理性宣講方式煽動和刺激情感，需要經常有人說什么“明天股票也可能漲也可能跌，反之是兩種可能性”之類的廢話，于是就有許多論壇，把一些經濟學家吹捧為“中南海智囊”什么的，還有就是“海外權威”什么的，再說一些大家都聽不懂的東西，能夠集中注意力就行。諾貝爾獎這么大的無形資產，自然不能逃過炒家的眼睛。

　　其實，學者在國際上并無被炒作的慣例，中國現在許多單位高價售票或者聘請外國專家是誤導。中國的學者在美國香港臺灣講演，報酬非常低，與國外的高工資相比幾乎等于沒有，講演被認為是義務的。外國人來中國講演，也是義務的。是某些中國的策劃者打破了這個“國際慣例”。。

　　但策劃者的動機決不止于賺錢，更復雜的背景是在中國16大前后，國際資本害怕中國進行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反向調整，企圖以炒作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為手段，推行休克療法。國際上有一個“休克療法”軸心：美國哈佛大學薩克斯，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直到香港的國際資本評估機構，極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包括張五常。按照他們的藥方，中國必定爆發總體性危機，這一點，我可以理直氣壯地做出我的預測。我反對以“自由”的名義瓦解中國，剝奪大多數中國人的生存權利。我認為，即使是再愚昧，再落后的人，也應該為自己而生活，而不是為什么“先進制度”去犧牲。讓人為制度犧牲，不是西方真文明，而是在殖民地閹割以后的假文明。

　　中國人能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嗎？

　　為了制止國際資本代言人以殖民地經驗誤導中國改革，中國人沒有必要太看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的只有一兩個人，讓數十萬經濟學家一輩子去追求在“國際權威刊物發表文章”，實在沒有意義。只有傻瓜，才云集在一棵樹上吊死。中國人得諾貝爾獎，意義不大，希望也不大。因為此獎屬于西方文化范疇，得獎者需要自幼就習慣以英語思維和表達問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還有一個條件，就是需要研究自己國家的特殊問題。印度的阿瑪蒂亞森得到此獎不是偶然的，他既有英語習慣，又是著名的“草根派”，他研究的是印度的饑荒和貧困問題，為此得罪了某些發達國家評委，數次被否定。只是在更換評委以后，他才得到此獎。但中國策劃者和傳媒卻沒有炒作他的興趣，因為他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和人權主義者，他是代表印度老百姓向發達國家爭取自己的人權和自由的，而不是采取“300年被殖民”的姿態，向國際社會出賣本國人民人權和自由的。

　　中國經濟學家中的“草根派”，當然沒有得諾獎的想法，因為自幼插隊，熟悉中國文化有余，而無法把自己的腦袋變成地道的西方思維。“東施效顰”，不如不效，中國人民會記住那些真正替他們謀利益的人，這在歷史上叫“蓋棺論定”，“永垂不朽”。幾位海外華人包括張五常先生，當然具備英語條件，但是沒有基本的大陸生活經驗，缺乏對中國大多數人的人文關懷，在香港拿高薪，雖然與大陸近在咫尺，思維與感覺卻遠隔天涯，他以北京的繁榮來判斷全國，以上海超香港為標準確定中國可超美國，可知其感覺不大對勁。

　　張五常先生在40年前的文章，可能真的不錯，如果得獎，值得祝賀。但他數十年前的理論貢獻，與目前中國改革無關。目前有人大肆炒作“中國人拿諾貝爾經濟學獎”，是極少數人以經濟自由主義影響中國改革的陰謀。中國改革正面臨重大危機，方向和戰略都需要調整，大辯論已經開始。國內外思想界有三支力量正在崛起：這就是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文化上的“新左派”，和經濟上的“非主流派”。新自由主義話語霸權和思想壟斷岌岌可危。

　　國際“休克療法”軸心，想阻止我國戰略調整，就以“諾貝爾獎”為話題，把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捧上來。在諾獎問題上，中國人反而不應該有民族主義的非理性情緒，以為只要是中國人得了就好。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得到諾貝爾獎，必將加強經濟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壟斷地位。經濟學家與足球隊員不同，中國足球隊贏了，肯定是中國的榮譽；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如果贏了，中國的國家民族企業和個人的利益必定遭受重大損失，這是一些幫助外國人向自己球門里踢球的人。

　　國內有人專門炒作諾貝爾獎。前幾年去美國搞“諾獎大追尋”，還出了一本書。結果是，大部分諾獎得主都只談自己的理論貢獻，不給中國開藥方，理由是“我不懂中國”，只有薩繆爾森談到不能搞通貨膨脹，在當時還是反對經濟自由主義的。這倒是令人欽佩的大師態度。真正的大師，絕對不是江湖上賣狗皮膏藥的，以一個理論包治百病，就好象我們這些與中國前途共命運的人，只給中國開藥方，不給美國開藥方，也不給諾貝爾基金會開藥方一樣。我倒想起大學時期教我們《中國經濟史》的孔經瑋老師，他雖然非常關心中國現實問題，但絕不就此答疑。他說，我研究東北經濟史是第一名，研究中國經濟史是第一流，我只在這個領域當老師，其余我不精通就不能講。我看這才是學者態度。后來聽說在美國，只要得了什么獎，就可以在所有問題上有發言權，我是非常的不理解，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之不同，就是缺乏綜合方法，分工太細，越來越職業化，何以得了獎以后就可以“總攬一切”？這樣做的目的一是樹立學術話語霸權，二是炒作，分別屬于政治和商業，與學術無關。真正的國際學術大師也不可能接受他們這一套。

　　把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甚至其提名，甚至“據說提名”，大肆“追尋”和炒作，不僅說明傳媒的庸俗，而且說明中國改革可能被洋教條誤導，而出現重大危機。

　　中國人，要警惕了！

　　中國經濟出版社 2002年出版

　　《11位經濟學家批評張五常》